文明中國：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學闡釋

2023 年6 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全面、系統、深刻地揭示了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即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成為迄今為止對中華文明特征最為準確、最為凝練、最為精辟的概括和總結。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一經報道，立刻引起了學術界的共鳴，哲學社會科學界學者們紛紛撰文，闡釋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這一重大原創理論的歷史價值和當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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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國：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學闡釋》（中國歷史研究院編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24.5）結合最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對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進行了考古學實證，同時細致解讀每一個突出特性的內在特質、深入剖析其形成原因，對于深入了解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深刻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有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有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均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本書作為第一部從考古學角度闡釋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 的實證性著作，是目前為止學界對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最為全面、最為系統、最為深入的闡釋著作，被列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研究闡釋工程重大項目和《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研究叢書》。

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學實證，充分展現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

01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深刻闡明了中華文明長盛不衰的文化基因。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并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基因的連續性。在認識和理解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連續性、實證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史方面，考古學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和顯著的貢獻。根據考古發現與研究，中華文明的突出連續性具有十分豐富的實證證據，其中以漢字、都城營造、禮器制度、祭祀觀念、玉文化等最為突出，對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與傳承影響最大。

▲ 何尊及銘文

3000多年，風云際會、王朝更替，但漢字始終是中華文明的載體，是構建與維系中華文明的關鍵。可以說，每一個甲骨文字都堪稱中華文明參天大樹的根脈。

漢字是世界范圍內唯一延續至今且仍在使用的自源文字系統，是中華文明極為重要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標志，更是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

城市是進入文明社會最無爭議的標準。中國最早成規模的城市（城邑）始于仰韶時代晚期，經由夏商周三代的發展，至秦漢魏晉時期定型，最終延續至明清時期。而都城（都邑）既是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城市，也是國家政權和文明基因的物化載體，傳承、見證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青銅爵、盉

二里頭文化是中國青銅時代的開端，最為重要、對后世影響最為深遠的便是其所構建的青銅禮器制度。目前，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禮器包括爵、盉、鼎、牌飾、鈴、戚、戈、鉞、刀、圓形器等，這些青銅禮器共同構成了夏王朝青銅禮器群。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自新石器時代中期開始即成為中國先民日用而不自覺的文化傳統。祖先神和自然神是新石器時代起中國各文化的主流祭祀對象，而對兼具祖先神和自然神兩重神格的天神的綿延數千年的祭祀，更是中華文明“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的縮影和見證。這種祭祀制度，自新石器時代起，歷經夏商周三代，一直延續到中國封建王朝終結。這種驚人的連續性在世界任何文明的歷史中都是絕無僅有的。

與祭祀密切相關的禮儀制度同樣是中華文明連續性極為重要的物證。考古證據表明，中國新石器時代已經開始以陶器、玉器為禮器，而以二里頭文化為主體的夏王朝則真正將禮器上升到了國之重器的地位。西周王朝則將禮器融入禮樂文化系統，形成了中華文明獨具特色的“禮樂文明”，不僅成功塑造了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國家形象，而且涵養了中華民族賡續不斷的文化血脈。

▲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玉器

與禮儀制度一樣歷久彌新、延續至今的是中華傳統的玉文化，以透閃石玉為主體的中國真玉文化的形成已有8000余年的歷史。由于玉器獨特的自然屬性及其與原始宗教的密切聯系，玉器一躍而成為中國史前社會權力和信仰的象征，也是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形成的重要物質載體。從商周時代開始，玉器所帶有的宗教性因素逐漸消亡，開始被賦予高尚品德、高貴品質的精神內涵，并延續至今未曾改變。

02

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深刻闡明了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發展動力。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與世界其他文明體系相比，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在繼承與創新中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源遠流長的價值觀念和文明體系，鑄就了創新性的突出特質。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貫穿于中華民族整個發展歷程。中華民族不僅創造了獨特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等精神文明，也創造了禮樂制度、分封制度、郡縣制度、科舉制度等制度文明，還創造了糧食種植、建筑力學、治玉鑄銅、養蠶繅絲等物質文明。這些重大發明無一不是中華民族開拓創新、與時俱進、自強不息進取精神的有力見證。而考古學對中華民族創造的燦爛物質文明的揭示最為直觀、最為鮮明、最為深刻。

▲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綠松石龍形器

以陶瓷的發明和發展為例，從史前時代到歷史時期，中國先民在陶瓷制作方面的創新和進步，對世界陶瓷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另一個典型的創造是龍形象的發明，“龍的傳人”這一觀念已深入全世界華人內心。“龍”這一在自然界中本不存在的形象是由中國古人創造的，根據考古發現來看，中國的龍文化至少已有8000余年的歷史。遼寧阜新查海遺址廣場中央發現有石塊堆砌的龍形象，通長19.7米，是中國龍文化的開端。此后，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安陽殷址遺址出土玉龍及青銅器上的龍形裝飾等。至夏商時期則有二里頭遺址的綠松石龍、山西石樓桃花莊遺址的龍形觥等。西周以后，龍的形象與意象愈發生動和多樣。龍作為中華民族的標志和象征已成為共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具有剛健威武的雄姿、勇猛無畏的氣概、福澤四海的情懷、強大無比的力量，既象征著五千年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奮斗進取的精神血脈，更承載著新時代新征程億萬中華兒女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堅定意志和美好愿望。”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激發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可以說是“自主創新”與“次生發明”相結合。中華先民除了自主創新之外，還積極吸收域外技術，并對其進行改造升級，使其在中華大地煥發新的風采，我們稱此過程為次生發明。可以說，中華文明的創新性與世界文明息息相關，中華文明不僅充分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成果，也反哺了世界文明。

▲ 浙江余杭良渚古城遺址平面圖

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得益于發達的國家治理體系。從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良渚文明中，就能窺見強大、高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對于中華文明創新發展的重要意義。考古研究揭示，良渚是個超大型社會，其核心是面積63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和外圍設計巧妙且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統。良渚人要修建規模龐大的水利系統，嚴密組織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必不可少的支撐力量。因此，國家是創新活動的直接參與者，也是重大創新活動的保障者。

03

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深刻闡明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發展歷程。

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始終追求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文明延續，這離不開中華文明統一性的影響。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中國人民始終團結一心、同舟共濟，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了56個民族多元一體、交織交融的融洽民族關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因此，國家統一永遠都是中華民族核心利益的核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統一六國的偉業，建立起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從此，在至今2245年里，雖間有分裂，但每次分裂后必然出現更為恢宏的統一王朝，中國成為世界上歷史最悠長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在考古學上的實證見于古代的城市、文字、國家治理、天文、地理、農業、水利等各個方面。

▲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秦《嶧山刻石》拓片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是以國家形態綿延不斷傳承下來的統一文明形態。夏是目前能確定的我國歷史上最早的王朝國家。據文獻記載，夏及之后商、西周的國家政體，是天子居中而治，分封諸侯以藩屏王室。王朝由王庭所在的內服和諸侯國形成的外服共同組成。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經過巨大的變動，諸侯國君逐漸掌握專制權力，先是縣制出現，隨后郡縣制形成，中央集權制國家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戰國晚期，秦始皇滅六國成一統，罷封建而行郡縣，此后郡縣制一直是我國地方行政治理的核心。最新發掘的云南昆明河泊所遺址為研究兩漢時期云南的邊疆治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不斷發展、調適、鞏固的中央集權，公卿百官、郡縣鄉里、儒表法里的制度優勢，有效保證了秦漢之后古代中國雖時有王朝更迭，依然能穩健前行，即使偶有分裂，最終都會出現一個更強大的統一王朝。

▲ 新疆尼雅出土“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是在悠久穩定的疆域中，在長期互補依存的經濟基礎上，在兩千多年追求統一的“內向凝聚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發展并不斷壯大。

04

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深刻闡明了中華文明交融互鑒的發展格局。

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具有兼收并蓄、包羅萬象的寬廣胸懷，既有“包”的胸懷，又有“容”的智慧。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在中國傳統的天下觀中得到了具體體現。天下一家、協和萬邦的思想理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深刻體現了中國人的宇宙觀和天下觀，展現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大格局和大胸懷。

▲ 陜西神木石峁遺址出土石雕像和湖北天門肖家屋脊文化玉神面

自新石器時代開始，中國各地區發展出了多元豐富的考古學文化區系。它們彼此之間相互吸收，不斷融合，在距今5000—4500年，逐漸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良渚融合各地區政治實踐經驗創造出輝煌成果，形成了早期國家，率先進入文明階段。陶寺遺址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源頭，展現出了“熔合”四方的特質。二里頭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與周邊文化進行了長期交流與互動，其開放與包容的特性，推動其不斷匯集華夏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最終融匯凝聚出成熟的文明形態，使中原腹心地區率先進入王朝文明階段。進入歷史時期，中原農耕文明周邊分布的游牧人群，與以漢族為主體的農耕民族之間的互動、交流和融合，構成中國古代民族發展史的主線。春秋戰國時期的東胡、戎狄，秦漢時期的匈奴，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鮮卑、柔然、吐谷渾，隋唐時期的突厥、吐蕃、回鶻，宋元明清時期的蒙古、契丹、女真、滿族等游牧族不斷吸收中原文化，或群體性遷入中原內地，為漢文化輸送新鮮血液，使漢族成為一種被極大認同的族群集合，最終形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格局。

中華文明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向全世界貢獻了大量自身獨創的燦爛成果，同時也不斷從其他文明中吸收、借鑒先進的生業方式、技術工藝，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中華文明的面貌形態。

▲ 唐章懷太子墓壁畫“客使圖”

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成為最能體現中華文明包容性的有力實證。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西漢王朝通向西域的絲綢之路，從此漢王朝在國家層面與中亞和西亞地區建立起文化聯系，長距離的貿易和人員往來在這一時期呈爆發式增長，中原地區從西域諸國輸入多種牲畜及物產，在考古學上有大量的發現。海上絲綢之路在漢武帝平定南越國、設置合浦等九郡后，由官方正式開通。北魏通過草原和沙漠綠洲絲綢之路，從中亞和西亞地區輸入大量物產，舊都平城（今大同）出土有不少具有濃厚粟特、薩珊波斯以及東羅馬風格的器物即是明證。隋唐時期是陸上絲綢之路發展的鼎盛時期，唐人以兼容并蓄、廣納百川的胸懷接受外來文化，同時亦以自信開放的姿態將大唐文化向周邊四鄰廣泛散播。

05

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深刻闡明了中華文明和合共生的價值追求。

在5000多年的文明發展中，中華民族一直追求和傳承著和平、和睦、和諧的堅定理念。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化干戈為玉帛、天下大同等理念在中國世代相傳。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根植于中華五千多年的文明積淀中，中國傳統文獻中有著大量的有關“和平”思想的記載，愛好和平的思想和理念深深扎根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中。

▲ 卜辭中“龠”字（合集22855）

百年中國考古發現與研究表明，中華文明在其文明發展歷程中逐漸形成了突出的和平性。四五千年前的中華文明已萌生和平性。秦漢以降，隨著大一統的逐漸完成和絲綢之路尤其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中華文明的和平理念走向世界。絲綢之路不僅僅是經濟貿易之路，也是世界上不同國家、地區在和合理念之下的文化交流之路，更是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和平之路。6—8世紀絲綢之路河南道上出土絲織品、金銀器、木棺板畫及佛教石刻造像中蘊含的粟特文化因素，反映了粟特人與吐蕃之間的交往和聯系。

近些年，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考古遺跡陸續被發現和發掘。2007年整體打撈的廣東陽江海域南海Ⅰ號南宋沉船，出水文物多達18萬件。廣東汕頭南澳Ⅰ號明代晚期沉船出水瓷器近3萬件。此外，浙江溫州朔門宋元時期古港遺址、泉州宋元明時期市舶司遺址、上海青龍鎮唐宋時期古港都是海上絲綢之路上除了沉船外的重要考古發現，實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接續發展和繁盛。明永樂年間，鄭和先后７次下西洋，是15世紀上半葉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先后到訪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的36個地區或國家，極大拓展了海上經濟與文化通道。鄭和下西洋沒有暴力和掠奪，沒有征服和殖民，與沿途各國建立了友好平等交往關系，解決了沿途諸國間種種復雜矛盾，努力營建和平局勢。

▲ 廣東“南海Ⅰ號”南宋沉船

在這種多元的經濟、文化交流互動之中，少數民族和中原王朝都得到了快速發展，更為具有強大融合能力的中國文化不斷注入持續發展動力。同時，絲綢之路在客觀上促進了青海、甘肅、四川等地少數民族文化的和平發展與進步。不僅如此，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域外宗教也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正是因為中華文明崇尚和平的特質與理念，在歷史上的各個階段，不同宗教之間基本保持著和平相處的狀態。中國成為世界上至今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宗教戰爭且多宗教并存的國家。這與西方世界“大航海時代”以掠奪、奴役、殖民、征服為主題和目的形成鮮明對比。

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相生相成，深刻揭示中華文明演進發展的內在機理

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既各具特色又相生相成，是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

• 在五大突出特性中，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居于首要地位，表明其具有更為突出的重要性。支撐5000多年中華文明延綿至今的連續性，是植根于中華民族血脈深處的文化基因。

• 連續性是創新性的基礎與保障，創新性是連續性的內在動力。

• 創新性豐富了包容性的深度和廣度，包容性拓展了創新性的內涵和底蘊。

• 統一性是和平性的有力保障，和平性是統一性的必然追求。

• 包容性是孕育和平性的土壤，和平性是包容性的生動體現。

中華文明連續性的突出地位并不能掩蓋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其他特質，它們緊密聯系，互為表里，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獨特的內在氣韻和精神品格。

▲ 山西襄汾陶寺“觀象臺（復原）”冬至日出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把握中華文明發展的規律，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把握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充分認識中華文明的時代價值

文明立世，文化興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不斷深化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 江陵望山1號墓出土彩繪漆木屏形瑟座

泱泱華夏，巍巍中華。中華文明正像一條日夜奔騰不息的長河，起于涓微，匯聚百川，歷經五千多年的風雨砥礪，成長為一往無前的浩蕩淵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要繼續走好自己的路，立足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化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認清當代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明確我們所推進和拓展的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賡續古老文明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而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而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將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有機銜接，不斷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此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歷史自覺，在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中創造屬于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偉業。

本文摘編自《文明中國：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學闡釋》（中國歷史研究院編著．北京：科學出版社，2024.5） 一書“壹 總論”“柒 結語”，有刪減修改，標題為編者所加。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研究叢書）

ISBN 978-7-03-078481-0

責任編輯：閆向東　孫　莉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本書運用考古材料，實證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既各具特色又相生相成，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獨特的內在氣韻和精神品格。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把握中華文明發展的規律，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本書適合廣大領導干部和文物愛好者參考閱讀。

（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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