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崢崢 | 遠西旅人：清朝外交官的西方探秘與自我重塑之旅

19世紀中葉之前，在大多數中國人的想象中，“西方”是一個既野蠻又神秘的所在，居住著桀驁不馴的夷人或是超凡脫俗的得道仙人。然而，鴉片戰爭后清政府所收集關于歐洲的第一手資料，逐漸揭開了歐洲各國真正的面紗。中國第一批前往泰西的使節和外交官，是如何建構起新的知識框架來詮釋這個未知的“西方”,并同時尋找新的自我定位與外交方針的故事的呢？眾所周知，在19世紀以前，中國官員和私人旅行者到達過歐洲或新大陸的寥寥無幾。因此，關于這些地域的信息主要來自各種二手資料：道聽途說的傳聞、訪談、傳教士的著書立說以及對外國志書的翻譯。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1839—1842,1856—1860),清政府所能掌握的大部分資料，主要來自對外國人的采訪與對其文學作品的翻譯。

19世紀60年代中期，在設立總理衙門、鎮壓太平天國(1850—1864)不久之后，清政府便派出了第一支調查與外交使團。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與英、法、俄、美等國簽訂了《天津條約》(1858),該條約賦予了列強在北京設立使館的權力，同時也賦予清廷同等權力，許其派遣公使常駐海外。1866年，一群低階官員和語言學生進行了半官方性質的歐洲之行；1868年清政府向歐洲和美國派遣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并向歐美呈遞了國書；隨后在天津教案發生的1870年，清政府派出一位高級官員，率領“謝罪”使團前往法國；1875年，清廷任命第一任駐美、駐英公使。從此，開啟了一個清朝外交制度建設的過程。到1895年，清廷已經形成了一個擁有12個公使館、12個領事處的海外辦事處網絡。清朝駐外人員和國內通訊者之間的交流，也改變了清帝國的外交政策及其對世界的看法。外交使團及公使館與國內官員協調：引導對外國的偵察研究、參與條約款項的談判、管理領事館，并努力鞏固外交聯盟。他們通過為國內的讀者研究、記錄與解讀西方，承擔起清帝國遠程信息管理者的職務。

清朝外交官影響中國國際關系有兩種不同而又互相關聯的方式。兩次鴉片戰爭顯示了歐洲在海軍和軍事力量上無可置疑的技術優勢，不平等條約賦予西方列強幾乎無限的貿易權、傳教權、外國居留權、建立租界權和治外法權(即西方人不受中國法律管轄),這些特權使得清朝與西方原本懸殊的差距進一步加大。清朝的使團和公使負責一系列各式的活動，旨在自強自立，并使外國入侵的負面影響最小化。作為由來已久的知識生產者，他們的信件、日記、報告、建策和奏折，幾乎觸及了帝國對外關系和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

清廷及其官員時常將如此類型的外交約定理解為一種策略管理(籌辦)的形式。他們對“籌辦”這一見解的看法也在發生著變化：從通過勸說和談判來征服棘手的“野蠻人”到選擇性地采用西方的思想、技術和體制。研究、記載和解釋來自外國的異質文化，這為國內群眾生產了新種類的知識，新的標準和模式，以及中西之間新的邊界。這一過程充斥著意識形態的緊張不安，包含著廣泛的修辭手段的運用和與外部世界相關話語權的擴大。

重新審視清代外交使團

從西行伊始，清朝的使團、使節及其文字作品就引起了學者和知識分子的關注。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結束數年后，對西方認識的主流解釋框架在立憲改革者之中開始啟蒙發展，并在清政府倒臺、中華民國成立后占據主導地位。世紀之交的知識分子將清朝的衰微歸因于改良運動的失敗和革命的必然性，此必然性的重要依據之一，則是清官員向政府提交的外交報告與文書。為了解釋清政府為何衰敗，這些啟蒙學者常常從數十年前出版的外交日志中抽取片段，進行回溯性的敘事。比如晚清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的故事，在梁啟超的筆下，成為民國初年流行的批判晚清人對于西方傲慢態度的標準敘述：

記得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游記，里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噯喲，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日日奏參，鬧到奉旨毀板才算完事。

梁啟超的詮釋有幾個問題：第一，他將《使西紀程》看作是“游記”,將郭嵩燾的歐洲之行誤認為是沒有政治性意義的私人行程，而實際上這種遠途的旅游在20世紀之后才逐漸成為主流，與郭嵩燾的出行性質截然不同。缺少了這個背景，儒家學者對其書的抗議，顯得尤其盲目仇外。更重要的是，梁將郭和他的批評者置于當時根本不存在的“保守”與“進步”的對立面。在這種情況下，他將清政府對該書籍的審查行為描繪成是傳統儒家思想和東方專制主義所導致的結果。該故事忽略了一個事實，即郭嵩燾的日記最初是由總理衙門出版的，其目的是傳播西方知識，甚至在該書被禁后，廣大受過教育的精英們對它的閱讀熱情只增不減。梁啟超的敘述掩蓋了清朝外交機構的多元性，為郭嵩燾的訪外經歷提供了一個遞進式的因果關系[即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筆下的“啟蒙主義的話語”]:儒學精英拒絕接受西方文化以及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普適性的固執信念，是清朝不得不衰落的原因。

這種歷史啟蒙主義的外交敘事模式，即以文化主義的視角來審視清朝外交和海外使團，主導了1950年代至1980年代歐美的晚清學界。這些論著受到來自費正清的“西方沖擊一中國回應”論的深刻影響，其主旨是指出清朝在現代化道路上遇到了哪些文化與制度障礙。這些作品的前設通常認為常駐使館(以及1860年后的一些外交制度)是一種以歐洲制度為藍本，并與中國傳統互相排斥的“現代性”實踐。徐中約曾寫道，常駐外交使節的派遣是在槍口的威脅下強加給中國的；這與“中國人的思想格格不入，與中國的對外交往的體制完全不相容?！?/p>

1980年代初，“沖擊回應”模式在西方史學界逐漸式微，但處于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史學界對此卻頗感興趣。鄧小平的現代化政策使得中國學術界更加開放。隨著歷史學家從馬克思主義敘事模式逐步轉向現代化史學模式，晚清文人如何面對現代化成為學術研究的主流，“沖擊回應”論也成為理解晚清“改革開放”的理論依據。在這個語境里，鴉片戰爭后的中國精英，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下開始“覺醒”,拋棄儒家學者的傲慢自負，睜開雙眼，“走向世界”。

過去的幾十年間，比較史學家就中西方在社會經濟、政治和國家建構發展軌跡之間的分歧，提出了新的論題和研究方法。歷史學家不再一門心思專注于以文化解釋中國為何偏離西方近代化的“普遍道路”,而是探索了一個將偶然性、經濟史、環境史和全球史的視角組合起來，解釋19世紀以降西歐在工業和軍事方面遠超亞洲的原因。這些新視角對晚清歷史進行了分析，將其從民族國家的目的論中扭轉過來，看作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創造性的革新、蛻變和國家建構的過程。同時，比較文學和語言學的學者，也將晚清文學作品置于更長的歷史時段來理解。在這個多層次的演化過程中，異國的文化概念或在政府資助的翻譯局、或在商業的“翻譯工廠”里被內化和馴服。歷史學家不再簡單地以二元模式來看待晚清與西方的分歧，在邊疆政策、國家構建和現代性等方面，也開始重視中國與日本、西歐各國的相似與交匯之處。

在中國，過去二十年也見證了試圖擺脫現代化理論僵化框架的歷史與文學的新思潮與新趨勢。早期對清朝外交機構保守守舊和停滯不前的舊印象，在對清朝外交機構結構演變的新研究中已經修正與改進了。外交官與使節再也不會因其對西方的開放態度而受到贊揚或譴責。他們對西方的不同詮釋現在被視為學術創新、文學想象力、區域多樣性，或者是全體人類思維更深層次的主觀經驗模式的珍貴產物。

但即使歷史學家試圖擺脫這種發展的目的論，諸如西方與非西方、傳統與現代、拒絕與接受等，這些二元對立的邏輯仍然充斥著主流敘事，以至于我們對19世紀下半葉的總體印象仍由幾場以清朝慘敗而告終的戰爭所主宰。這種敘事的問題在于它把中國接觸和理解西方這樣一個多面性和多線性的復雜過程，看作一個向既定結果的演變。常見的敘事方式，是從1850至1890年代中，精挑細選出一系列可以證明清朝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是不可避免的人物和事件，因此，晚清人對于西方的論述，常常被斷章取義，甚至一些當時常用的修辭手法也會被看作排斥西方文化的明證。旅西者不同的經歷，以及他們對于西方是如何理解、如何書寫的，很少被學者所關注。

這種史學偏見的推論是：清朝精英對西方文化和制度的知識只能通過日本吸收輸出后，再來進行下一輪灌輸和接受。以數量、范圍和影響來衡量，日本的確主導了20世紀初西方知識向中國的傳播，中日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影響理應得到比迄今為止受到的還要更多的學術關注。正如歷史學家道格拉斯·赫蘭德(DouglasHowland)所觀察：日本從儒家文化圈轉向西方強國的轉型，對傳統中國世界觀來說不僅是一個沖擊，更是毀滅性的。但在1895年之前，來自日本的影響并不是清朝文人獲取外部世界知識的主要渠道。除了外國團體和通商口岸的知識分子之外，清政府還培養了本朝的使節團隊、情報人員以及外交官進行調查和撰寫報告，以供官僚和士人精英閱讀。這些人所創造的知識、話語以及他們的作品開創的知識消費模式，都成為1895年后文化轉型的重要前提。然而，自從1980年代該領域逐漸擺脫“沖擊一回應”理論模式的影響后，北美學術界將目光轉向了區域研究、經濟史研究、性別比較研究和社會史研究的新領域，幾乎不再關注清朝對歐洲外交政策與調查研究的歷史。

晚清對西方的回應成功與否并不是本文的主題，筆者主要關注的是清代涉外人士在從事外交使團和公使館工作時如何詮釋西方、構建西方，并傳播這些有關西方的知識和話語。其主旨是將外交書寫作為一個文化傳播的過程進行考察，揭示該清代使節經歷的流動性、異質性和矛盾性，并考察對外交流的獨立與通常具有地域性的消費和傳播過程，以展示其真實影響和接受程度。中國人對西方看法是由個體旅西者的概念體系與各種政治性、文化和思想所共同構成的復雜難題，并不能以簡單的二元對立來理解。

作為旅行者、中介人、地理學者的清代外交官

清朝的外交和對外情報工作，近年來在歷史學界日益受到重視，但清朝對于過往朝代制度先例的繼承，似乎探究得并不多。

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張騫到西北的大月氏部，探索與其結盟并共同對抗北方草原游牧大國匈奴的可能性，這在中國是人盡皆知的歷史故事。在前往大月氏的途中，張騫被匈奴俘虜關押了十余年，但最終得以逃脫，帶著中亞情報返回了中國，向漢武帝提出與中國習俗相近的中亞部落結成聯盟的戰略主張。幾十年后，史學家司馬遷寫道，張騫的一舉成名，將“使節”身份一躍成為有志之士的熱門追求：“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后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

1887年9月1日，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寫給他的門生區諤良的信中，也提到了司馬遷對漢使的記述。區諤良，辛未科(1871)進士出身，被欽點為工部主事，當時，已在駐外使臣的候選名單上苦等了12年。區諤良知道李鴻章在朝廷輿論中具有重大影響力，便乞求李的推薦，希望能盡快擺脫候補使臣的身份。李鴻章忠告他說：

近日海國已成坦途，朝士競趨，迥非十年前可比，風氣頓異，誠如尊論。漢武帝求使才，為其絕遠，非人所樂，逮博望既貴，事亦愈習，則爭言利害求奉使矣，古今竟若一轍。

李鴻章寫這封信的時候，距離清朝第一位常任使臣抵達倫敦公使館僅十余年，而他與他的同時代人已經注意到外交事務對既有的官僚結構以及西方表述的沖擊，與西漢多有相似之處。中亞在張騫歸來之前一直被視為絕域，一如1860年代之前的歐美各國。然而，在清朝與西方建立外交關系的幾十年之后，“絕域”已成為政府官員的向往之地。眾所周知，清朝在與西方列強建交之初，對于西方的表述也充滿了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緊張，這個過程與西漢的擴張所引發的激烈政治爭議和對世界的沖突表述十分相似。

1860年代后的外交使團與以往派遣的“使節”在實踐上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的不同：首先，以往派遣外國的使節，通常是有具體任務的、以行走為主的“活動使團”,其設立與任命有較強的靈活性，是任務結束后就立即解散的臨時性機構。除明朝外，使節不是專門外交人員，而是有強烈事業心的官員，往往將自己的外交任務視為升職加薪的基石。使團成員不得沿途逗留或與外國人進行私交。現存最早的使者日記來自唐宋時期，其內容強調每天行程的距離，極少提及非官方活動，表明這些日記的作者，由于官方的壓力，不得不小心謹慎地細報每日旅途中花費的時間。與此不同的是，大多數清朝常駐使節有長達三年的任期，政府鼓勵使館成員在日常工作外進行個人考察，并與外國人保持來往。

其次，派往中國周邊地域或鄰國的使節，往往有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可以作為他們報告的模版，包括使者日記、游記、王朝歷史、地名詞典等等。個人報告最常見的形式就是使臣日記，這是一種半官方的體裁，通常采用帝國地理式的視角，將遙遠的地區編織進以中華帝國為核心的等級制世界政治秩序構想中。在這種話語模式下，使節對外國的描述是精心構建下的產物，它著眼于中國的地緣政治，因而很少賦予非儒家政權以政治合法性。與其不同的是，1860年代之后前往歐美的清朝外交官并沒有關于這些國家以第一人稱敘述的使臣報告作為他們的文書樣板。官方要求他們書寫他們在西方國家的日常行動，考察匯報，無疑是史無前例的挑戰。

第三，過去的使節在旅途中很少與朝廷保持聯系。使者攜帶敕諭，充當統治者信使的角色；他們并不是一個帶有抽象皇權象征的可移動政府機關。除了戰爭時緊急通訊外，他們向朝廷提供的報告，是外交使命完成后才須上交的。相較之下，19世紀下半葉的清朝使團和駐外公使館更好地融入了國內的信息網絡之中。他們定期通過郵輪與國內外交部門和其他公使館交換信件、報告和筆記。1870年代至1880年代初期，電報線延伸至上海和天津，使得國內外的外交機構能夠及時交換來往信函，大大縮短了交流時間。公使還就外交問題上奏，請求在他們認為適宜之時，應立即關注相應的外交問題。信息技術的采用，使得清朝官僚機構能夠對外交和政治緊急情況作出迅速而積極的反應。

清使的派遣同時伴隨著超越帝國國界的政府責任觀念的不斷擴展。1866年第一次半官方性質的訪歐之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外交問題。短短兩年后，即1868年，一個官方使團即負責與外國列強就條約修訂進行初步討論。到1870年代中期，官員已經開始關注如何為保護海外華人權益和抵制西方人在中國的不法行徑尋求法律上的依據。1870年代末和整個1880年代，使館承擔起了抵抗列強侵占中國邊界、鼓勵華人在國外積極進行商業活動的責任。他們還負責監管在國外的中國學生、視察清政府所訂購船舶的制造情況、購買機器和書籍，以及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性會議。從1880年代中期開始，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對于維系海外華人社群(尤其在東南亞)對華的忠誠愈來愈感興趣，而北洋艦隊在南海威風凜凜的巡弋更是加強了華人對清朝的關注。

激增的使館職責使得外交官在如何自我定位、如何書寫報告，以及提交報告的意義等方面，形成了新的張力。過去的使節在外交使命結束后遞交書面報告即可，而19世紀的外交官則需要在多個、往往相互沖突的職責和不同的受眾之間，不斷地進行協調。一方面，他與外國政府的外交通信需要大體符合西方慣例，這些文書通常直接由使館的外籍參贊起草并翻譯成中文。另一方面，他與國內的文書交流往往采用本國的語言和思維邏輯，以一個負責記錄國外風土人情的業余地理學家的視角，并且慎重地撰寫這些材料，因其日后可能會被整合進朝代史和其他官方或半官方的史料匯編之中。當他撰寫西方值得借鑒之處，則需審慎地思考如何在表達認可的同時，保持理性的批判，在兩者之間維系適當的平衡。總而言之，19世紀的外交官清楚地認識到，他們的陳述不是簡單地對已完成使命追溯既往的報告，而是將世界文化為己所用的手段。

外交溝通模式的改變

清朝使團和使館如何開辟新的信息傳播渠道，并以此改變了國人對西方的認知？在此之前，信息傳播方式也曾經歷過重大的變革。正如魏希德(Hilde De Weerdt)著作中寫到，隨著木版印刷的興起和宋代(960—1279)以來中國科舉考試的貫徹實施，“信息傳播不能再被認為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朝廷敕令人民那樣的事情：文本的結構和官方信息交流的渠道本身成了信息協商的機制”。

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南宋境內精英的內部政治溝通網絡對維護中華帝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發展與19世紀中國發展的相似之處是顯而易見的。晚清外交文書橫向的發展(涉及地域之廣)及縱向的傳播(深入各社會階層),也起始于19世紀中葉地動山搖般的危機，它直接導致了對中華帝國的全新概念化，并且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概念通過新的場所和方式在公眾中傳播，同時也被不同的政治行動者商討斟酌。

筆者采用傳播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的“編碼”與“解碼”理論對傳播進行“問題化”,而不是將傳播僅僅視為信息傳遞與接收的透明過程。這種理論途徑將每一次出使看成一個獨特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使者的歷史經歷穿越復雜的話語規則，變成關于西方的“信息”或“故事”。這些信息在被傳播和消耗的過程中，又經過了各種各樣的“解碼”過程，并對不同受眾群體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外交書寫的產生與接收，可以視為不同歷史過程，言者無心，聽者有意。

根據霍爾的說法，接收(解碼)的消息與原始消息的匹配程度取決于共享代碼的利用以及編碼器和解碼器之間的關系。在清代外交溝通中，這意味著一篇著作(日記、信函或是報告)的效果取決于聽眾是否采用了一套與原作者相似的假設條件和語言文字。兩套符碼之間的一致性往往造成對共同價值觀和實踐的肯定；不匹配的兩套符碼，則可能導致事實的失真、誤解以及編碼信息無法及時準確的傳遞。

以通信的視角來重審外交寫作(日記、詩歌、游記、電報、報告、奏折和報紙文章等),不僅可以使一些原有的學術爭論迎刃而解，還可以便于理解為什么同一份文書常常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回應和反響。以往的研究常常以“保守”或“改良”等意識形態上的不同來詮釋晚清士人對于西方的理解，但這些標簽并非當事人自己能接受的，而產生于后人對“中國對西方回應”類似課題的單一的邏輯敘述，掩蓋了當事人體驗、構建和接受西方的多元化。探索新知識和新形象(representation)的過程并不會遵循一個統一的程序。我的目標是消除中國對西方沖擊的回應模式化的看法，來捕捉“知識創造的機制、脈動及其所有的前后矛盾和內部真相?！?/p>

現代人也許料想不到，這些一百多年前的外交官，看待西方的角度并非一成不變，都有基于自身社會、政治和思想關注點來組織世界知識的獨到方式。例如，八旗體系內的滿漢官員、同文館學生、地方文人以及朝廷官員對西方的認知與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太平天國運動影響了所有清朝外交官的生活，但即便是在相似社會背景中的外交官，該運動也對他們解讀西方產生了不同的影響。湘軍是一支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很重要的地方武裝軍隊。對于湘軍的高級將領郭嵩燾來說，太平天國運動使得清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質疑，由此促使他前往歐洲尋求中國長期存在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但對于曾紀澤、薛福成等依附地方勢力的青年人來說，鎮壓戰爭提供了為國效忠的機會，使他們能夠以自身豐富的實踐技巧和兼收并蓄的學習能力跳過科舉入仕的舊慣例。歷史潮流和關系網絡的大環境在觀念認知、文本信息和政治觀點之間產生了錯綜復雜的相互作用。

盡管他們擁有多元的經歷，使節和外交官都傳承著一套官僚傳統，這使文本產出成為其首要職責。幾乎每位外交官都有撰寫出使日記的習慣，日記是歷史悠久的傳統體裁，它的目的是履行重要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性的功能。此外，他們通過信函、詩歌、奏折、官方通信、電報以及從1880年代中期興起的發表在報紙上的隨筆短文來進行交流。這三十年，越來越多的出使官員認識到他們需要突破總理衙門規定的制度與文本的限制。他們還意識到，要使想法和建議生效，有關西方的文本生產必須與其他多方面的政策相互協調，并以激發凝聚力和文化自信為核心，對這些文本進行塑造和重塑。

鴉片戰爭和信息傳播的新渠道

1839年至1841年的鴉片戰爭，激起了地方一輪民間收集情報的熱潮。其中，最為人所知的項目是由林則徐組織、由傳教士和有涉外經驗的人士協助翻譯大量的英文書籍和新聞報道。為了出版這套譯文匯編，林則徐重塑了外交情報的文本形式。例如，林則徐編撰的《四洲志》,是從慕瑞(Hugh 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譯而來，但他沒有將原著中任何政治哲學的內容囊括進《四洲志》之中。在有關美國政治體制的章節中，《四洲志》使用外文音譯的方法來介紹特定的政治機構：總統是“勃列西領”;國會是“袞額里士”;參議院是“西業之西那多”;議會代表則是“里勃里先特底甫”。書中對共和制政體有一個粗略的解釋：“因無國王，遂設勃列西領一人，綜理全國兵刑、賦稅、官吏罷黜?！逼洹皝y碼”般的術語，其實是為確保外國的政治實踐不會與中國的官僚機構概念相混淆。林則徐清楚地意識到，他使用的材料來自域外，由于其政治敏感性，他很少提及書中的翻譯方式，只是有選擇地使用足以支撐他論證的部分材料呈現給國內的讀者。

鴉片戰爭之后，朝廷對外國情報的興趣迅速消減，但私人研究的熱情卻變得熾熱。這些嘗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魏源的鴻篇巨制——《海國圖志》,該書是由林則徐的《四洲志》拓展而來。根據馬世嘉(Matthew Mosca)的研究，《海國圖志》于1844年問世后，成為第一部“或多或少能夠全面且連貫地向讀者解釋每份外國地理的已知材料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中國地理志書。通商口岸的建立促進了西人社群和各級地方官員之間的合作。在與西方人的合作中，沿海官員對西方的態度明顯有所改善。英國領事官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就對福建巡撫徐繼畬贊賞有加，說他“在信息接收的寬泛程度、觀點的開明程度上，遠勝于其他人?！?/p>

此外，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國戰爭，為通商口岸的地方官員及其幕僚創造了與外國人合作的機會。在1860年代初，這些協商與合作促成英清聯合軍隊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清政府將相應的官銜、朝服、標識和勛章授予在清軍中服務或在軍火供應上提供協助的外國人。地方官員及其幕僚在上海組織賑災救濟的募捐，派人從上海購買科技圖書和儀器設備，同時收集最新的消息。從郭嵩燾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半官方的合作與互動是如何改變了清朝精英對西方看法。

郭嵩燾，祖籍湖南湘陰，1847年考中進士，入翰林院任職。他在太平軍進犯其家鄉湖南時退居鄉野，助曾國藩組建湘軍。在1856年首次到訪上海之前，郭嵩燾已沿著長江游歷了兩個月，他一邊收集當地的風俗和商業信息，一邊為湘軍籌款，為日后做準備。他注意到富庶的長江下游與他貧瘠的家鄉湖南內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并形容江浙一帶習俗是“靡蕩偷惰，重以浮詐，人自為心，無禮讓聯屬維系之意”。當郭嵩燾最終目睹上海的外國租界時，他不僅驚奇于西方人獨創的先進科技，還訝異于他們恭敬禮貌的舉止教養：

道遇利名、泰興數夷目，與予握手相款曲。彼此言語不相通曉，一面之識而致禮如此，是又內地所不如也。

隨后，郭嵩燾描述歐洲仆人表現出的令人稱贊的行為舉止：“小夷目二人侍立兩旁，極秀美”,他感嘆：“引繩導客，外夷示敬之禮如此!”與之相對應的是為西方人服務的中國雜役“狀貌獰異，氣焰囂然”。郭嵩燾在英國領事的陪同下快速游覽完汽船，拜訪了倫敦傳教士創建的墨海書館，結識了麥都思(WalterMedhurst)及其同僚。麥氏是英國著名傳教士，也是《圣經》的中譯者，在他書館中工作的學者包括數學家李善蘭、傳教士兼記者艾約瑟(Joseph Edkins)、助手兼抄寫員王韜。郭嵩燾從那里帶走了數期《遐邇貫珍》,這是一家設于香港的中文報紙，主要刊登西方的新聞時政、歷史社科和地理人文的短文與評論。郭嵩燾的朋友、湘軍首領曾國藩對他到訪上海后對西方態度的突然轉變感到疑惑不解：“往時徐松龕中丞著書，頗張大英夷。筠仙(郭嵩燾的字)歸自上海，亦震詫之?！?/p>

當徐繼畬、郭嵩燾等行省級官員在通商口岸向西方人尋求新的世界知識與對抗太平軍的手段時，一個新的信息網絡正沿著中央官僚渠道悄然形成。兩個全新的機構——總理衙門和同文館將清政府與外國外交官及外國顧問聯系了起來。應總理衙門的要求，同文館的學生和外國教習翻譯了有關國際法和外交手冊的書籍，并從1870年代初開始，將翻譯范圍擴大至數學、科學、世界地理和歷史。

從1863年開始，一位來自愛爾蘭的英國駐廣州領事館原翻譯——赫德(Robert Hart),正式擔任海關總稅務司，成為了總理衙門對外交涉的寶貴資源。衙門的幾位滿人官員將他視作心腹知己，甚至“與他分享了一些他們內心深處的隱秘想法”。在這些滿人官員的支持下，赫德很快將中國海關建設成一個集權決策、消息靈通與紀律嚴明的官僚機構。赫德將自己置于一個富有同情心和親切感的“局外人”地位，倡導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功，其中就包括建議向歐洲派遣使團。

總理衙門官員與各國駐京公使最初的互動僅局限于條約相關的討論，但幾年之內，這種交往逐漸步入更深的層次。董恂與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以及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妥瑪的友誼促使他將亨利·朗費羅(Henry Longfellow)的《人生頌》翻譯成七言絕句，并親筆譽抄在扇面上，托蒲安臣轉送給朗氏作為禮物。同樣是通過蒲安臣的推薦，總理衙門翻譯了亨利·惠頓的《萬國公法》。

除了外國顧問和外交官的伴隨之外，總理衙門還通過南北洋大臣同通商口岸的海關道臺們保持聯系，道臺們負責接待外國領事、監督海關的對外貿易，提交有關對外交涉的報告，包括中文資料和譯制的新聞剪報，并將撰寫的報告整理好之后，呈送南北洋通商大臣，由通商大臣咨送總理衙門。

盡管總理衙門能夠通過多種渠道獲得信息，但在總體上，這些通過官方交互獲得的情報是零散的，其中信息也未得到完全消化，同時還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各個信息渠道的掌控者，包括總稅務司、外國公使和領事，以及通商口岸的道臺——都維護著自身(或者其代表政府)的利益，并發布有利于自己“小算盤”的情報信息。比如，外國顧問強調鋪設鐵路、建設電報線路和貿易開放能帶來經濟優勢，但地方官員可能會提供與之相反的意見，強調外國勢力的入侵將如何破壞社會穩定。再者，各國外交官并不都支持赫德的觀點與行事，有些人認為他狡猾且唯利是圖，意在幫助清廷暗中對抗條約，從而阻礙中國政府進行實質性的改良。大體而言，作為一個臨時機構，總理衙門雖說“總理各國事務”,但其真正的作用，是當中外因執行條約而發生爭論時，能斡旋于外國人和地方利益之間，進行調節。總理衙門的主要功能是調節中外沖突，尋找折中辦法，并沒有掌控更大局面的能力，如啟動新的議程或改良方案。

綜上所述，到了1860年代，兩個交疊的信息網將清政府與西方聯結了起來：第一，通商口岸將地方士紳、官員與西方傳教士、外交官、外國雇傭將領聯系起來；第二，由總理衙門維持的官方信息網絡將各國駐京外交官、海關、地方官員、各通商口岸領事、南北洋通商大臣緊密地聯結起來?？偫硌瞄T雖然能協調總管外交事務，但在詮釋與整合各種情報的過程中，始終處于被動的狀態。

然而，這一詮釋西方的角色并未因此而空缺。在面對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之時，地方官員與士紳、通商口岸的知識分子正廣泛地尋找歷史經驗與外國知識，幫助他們了解自己所處的世界。

本文節選自《遠西旅人：晚清外交與信息秩序》（皇甫崢崢 著，汪林峰 譯，李文杰 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導論，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