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里戰爭：美國在北非的首次“炮艦外交”（下）

著手處置北非問題的時刻在杰斐遜時代到來了。在1801年3月就任總統之后，杰斐遜拒絕再向巴巴里海盜交納任何貢品。兩個月后，的黎波里的優素福·卡納曼尼（Yusuf Karamanli）帕夏（舊時奧斯曼帝國和北非文武高官的一種稱號）向美國宣戰。美國從未正式發布一道正式的宣戰聲明來作為回應，但杰斐遜派出了一支特遣艦隊前往北非海岸打擊海盜。

一、為美國注入特別的精神和風格

杰斐遜打擊北非海盜的堅決態度，首先源于他先前為解救美國人質而與巴巴里政權使者進行的談判中對于對方的了解。杰斐遜對于其所認為的“勒索”感到不舒服。和當時的大多數西方人一樣，他將這些伊斯蘭政權視為“無可救藥地專制和壓迫”。這些“無法無天的海盜”的行為違犯了他的“文明行為”標準和他對于自由貿易的承諾。他確信綏靖只會鼓動海盜提出更多令人無法容忍的要求。在擔任駐法公使及國務卿時，他支持動用武力來維護美國的榮譽和保證至關重要的航線的開放。他堅稱：“我認為，在一受到侮辱時給予懲罰符合我們的利益，因為侮辱如果不受懲罰，那就會誕生更多的侮辱。”

打擊北非海盜的堅決態度，也源于杰斐遜個人的理想信念，以及對于美國力量的特別認識。他認為盡管美國當時相對虛弱，但能夠實現自身目標。他確信與軍事甚至是經濟上的實力相比，美國的民眾所擁有的“美德”和它的各種機構的性質更為重要，他將美國政府視為“地球上最強大的政府”。由于堅信美國的力量，杰斐遜在危機時刻不像聯邦黨人（Federalists）那樣愿意遷就其它國家的意愿。他傾向于和平主義，宣稱“和平是我的酷愛（passion）”，但他并不憚于動用武力來支撐自已所相信的各種原則。在對付北非的各個地方政權方面，他比前任們更好斗也更果斷。如果說華盛頓和聯邦黨人制定了美國外交的基本路線，那么杰斐遜和共和黨人則向其注入了一種特別的美國精神和風格。

二、以武力對武力迎接挑戰

杰斐遜的果斷體現在其對于巴巴里戰爭（也稱“的黎波里戰爭”）的處理當中。這是美國獨立后的第一次對外戰爭，也是其第一次闖入該地區。在兩個多世紀后的今天，這片地區對于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仍然是一片不明地帶。

在就任之后，杰斐遜發現有充足的理由作出報復。由于惱怒于美國沒有按時“進貢”，阿爾及爾的“代伊”（Dey，歷史上用來稱呼阿爾及爾司令官或者總督的一個頭銜），強行征用了美國的“喬治·華盛頓號”（征用以美國頭號國父命名的船只，正乃所謂“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并且迫使受到屈辱的船長代表他前往奧斯曼帝國交納貢賦。的黎波里帕夏則認為，自已所收獲的贓物不如阿爾及爾人那么多，因而會被認為是低能的，于是提高了自已的價碼，砍倒了美國領事館懸掛的國旗，大張旗鼓地對美國宣戰。

美國船長貝恩布里奇在1800年向阿爾及爾代伊“進貢”

杰斐遜隨即宣告，美國不會因為“過于高尚而容忍別人的墮落”；的黎波里的要求“無論是出于權利還是協議都是無根據的”。他渴望向北非人和歐洲人證明美國將會以暴制暴，他向地中海派出4艘艦船，通過“擊沉、焚毀、摧毀他們的船只”，來“保護我們的商業和懲罰他們的傲慢無禮”。他甚至為此開創了一個不尋求國會的批準而向國外派遣軍隊的先例，其理由是戰爭因為的黎波里當局的行為而已經存在。

三、兩次戰爭結束海盜問題

第一次的黎波里戰爭從1801年持續至1805年。在這場戰爭中，杰斐遜實際上面臨著一個兩難選擇：一方面，他渴望懲罰他的敵人；另一方面又想抑制聯邦政府的開支。因為無法提供充足的兵力來巡邏長達1500英里的海岸和“懲罰那些傲慢無禮者”，他不得不嚴格控制這場沖突的規模。他的海軍指揮官們面對著后勤上的各種極其可怕的問題，因此展現出一種可以理解的謹慎，招致憤怒的總統抱怨海軍“沉睡兩年”。這種猶豫不決在1803年幾乎變成了災難：“費城號”在封鎖的黎波里港口時，在風暴中因碰上不明礁石而擱淺，船長和船員被俘虜，并被勒索300萬美元的贖金。

捕獲“費城號”對于海盜們來說無疑是一場勝利，但這份勝利是短暫的。此時，杰斐遜政府以1500萬美元的價格，從法國手中購下路易斯安那80萬平方英里以上的土地，渡過了與法國的外交危機。雙手得以解放的杰斐遜在1803年底讓戰爭猛烈升級。他嘗試組織一支國際海軍力量來打擊地中海的海盜，但未能成功，于是將所有能用的船只都派往了該地區。

在英國海軍英雄納爾遜勛爵（Lord Nelson）所稱的“這個時代最大膽最勇敢的行為”中，1804年2月，美國海軍上尉德卡特（Stephen Decatur）駕駛著一艘先前捕獲的海盜船，想方設法將其駛進了的黎波里港。他們溜過了帕夏的重重防衛而沒有損失一兵一卒，重新奪回了“費城號”。德卡特將該船予以焚毀，以防海盜們再利用它。美國海軍從的黎波里海面封鎖海岸，同時向該城展開炮轟。德卡特等人大膽無畏的行動成就了美國海軍的一段傳奇。他在美國成為了一位民族英雄，被提拔為船長。而最終得到釋放的“費城號”船長貝因布里奇（William Bainbridge），他后來在美國海軍里也成就了一段功名。巧合的是，2009年4月在非洲海岸上參與打擊海盜的美國海軍艦船中，有一艘就是以貝因布里奇名字命名的“貝因布里奇號”（USS Bainbridge）。

奪回后的“費城號”被焚燒以防止再被海盜利用

杰斐遜隨后擴大了海軍的任務，首次批準其取代一個敵對的外國政府（這與美國在20世紀和21世紀實施的眾多“政權更替”行動相似），這也成為后來被稱為“任務蔓延（mission creep）”的一個早期的例子。在獲得華盛頓當局的批準后，美國駐突尼斯領事伊頓（William Eaton）與優素福·卡納曼尼的哥哥哈麥特（Hamet，1793年被奧斯曼帝國軍官廢黜，然后在1795年被優素福流放）一道，密謀推翻優素福政權。伊頓拼湊了一支由8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其發展可以追溯到獨立戰爭時期的殖民地海軍陸戰隊，最初成立于美國東海岸城市費城）隊員和大約400名希臘、阿拉伯冒險者組成的雜牌軍，從埃及行軍500英里跨越利比亞沙漠，然后與海軍一道，在1805年4月“解放”了的黎波里政權第二大城市德爾納（Derna）。

在德爾納之戰中，海軍陸戰隊在歐班龍（Presley O'Bannon）中尉的指揮下，對一個港口堡壘展開了正面攻擊。這支小部隊拿下了堡壘。作為美國人第一次在外國的土地上獲勝的標志，歐班龍在要塞上升起了一面美國國旗。《陸戰隊之歌》（Marine's Hymn）提到的“的黎波里海岸”，指的就是這次勝利。哈麥特向歐班龍贈送了一柄“馬穆魯克”彎刀（Mamelukes，意是“奴隸”，最初出現于阿拉伯帝國阿巴斯王朝時期的“突厥古拉姆”制度，后來逐漸成為一個獨特的軍事貴族集團）。直至今天，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佩劍都是以歐班龍獲得的這件贈品為原型復制的。

“德爾納英雄”歐班龍

第一次巴巴里戰爭在1805年結束，但和平條款讓一些美國人并不滿意。在面臨著嚴重的尷尬甚至可能是軍事失敗和廢黜的情況下，帕夏同意簽訂一個不索取“貢品”的商業協定，不過他還是設法敲詐了6萬美元作為人質的贖金，而且讓美國人同意繼續放逐哈麥特（這可以說是美國人對盟友“始亂終棄”的一個先例）。美國做出妥協是因為戰爭讓美國人每年耗費100萬美元以上，這讓節儉的總統和國會越來越擔心。而且帕夏也頻頻警告稱，在已經殺死了父親和哥哥之后，他對于“幾名異教徒”不會有任何顧忌，這引發了人們對于人質的擔心。盡管抱怨不斷，但協定得以批準。在1806年向國會提交的相當于后來的《國情咨文》書面報告中，杰斐遜宣告說巴巴里各個政權現在將會尊重美國的商業了。

非洲海盜問題退居幕后，而美國同干涉其商業活動的英國之間的各種問題獲得了優先對待。1807年，美國海軍從巴巴里地區撤出之后，阿爾及爾、突尼斯、的黎波里重新開始了對美國航運的騷擾。美英雙方在1812年爆發戰爭。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海軍只能縮在港口內或者沿海海域，伺機襲擾敵方艦船，掠奪海上貿易，進行象征性的零星戰斗，基本上相當于一支海上“游擊隊”，與傳統的私掠活動沒有多大區別。在戰爭期間，由于英國皇家海軍的存在，美國商船無法進入地中海。

隨著美英戰爭在1815年結束，海盜問題又再次出現了。由于感覺到美國的力量已經被英國嚴重削弱，阿爾及爾的“代伊”向美國宣戰。美國出動了一支由10艘船只組成的艦隊來應對，由第一次巴巴里戰爭中的老兵德卡特和貝恩布里奇率領。到1815年7月時，德卡特的艦隊已經捕獲了數艘阿爾及爾人的船只，迫使阿爾及爾代伊簽訂一份協定。到這時，海盜對于美國商船的攻擊被有效地結束了。巴巴里海盜的威脅由此消失在歷史的深處，特別是隨著帝國主義時代的到來，非洲那些曾經支持海盜的政權也被納入歐洲列強的控制之下。海盜從此主要出現在冒險故事之中，直到索馬里海盜在21世紀頭十年中躍入世界媒體頭條之中。

德卡特會見阿爾及爾“代伊”

四、遠征巴巴里對美國意義不凡

巴巴里戰爭往往被人們認為是不值一提的，而且從嚴格的實際意義上而言也曾經是這樣。戰爭耗費的代價遠超過“進貢”。而且兩次巴巴里戰爭都只是規模相當之小的交戰，在與同時期的歐洲列強之間的戰爭相比時尤其如此。它也并未結束美國與巴巴里各個政權之間的困境。當英國的戰爭威脅迫使美國1807年從該地區撤出之后，阿爾及爾、突尼斯、的黎波里重新開始了對美國航運的騷擾。只是在1812年的英美戰爭之后，美國才再次通過展示武力，才得以確保在地中海航行的安全。

但僅僅從戰爭的耗費和有限的戰果來考慮巴巴里戰爭對于美國海軍和美國意義，是嚴重地沒有把握住重點。遠征巴巴里對于美國有著巨大的心理和意識形態上的重要性。首先，它們為美國這個年輕的國家制造了英雄和和扣人心弦的故事。對武力的有效使用刺激了這個新生國家的自豪感，美國海軍和陸戰隊在“的黎波里海岸”上的功績構成了美國愛國主義傳說中的一個重要的部分。其次，這些在遙遠的異國土地上進行的戰斗，還為這個新生的國家自身塑造了一個國際舞臺博弈者的形象，在與當時歐洲列強普遍對于北非海盜的長期姑息相比時更是如此。再次，巴巴里遠征的勝利與購買路易斯安那同時到來，讓美國人再次興起了一種使命與命運感。一些人興高采烈地認為共和的理念賦予了他們勇氣和力量，打敗“那位暴虐帕夏的那些掠奪成性的奴仆”，并且為了“自由”和基督教而對敵人給予了打擊。這用當時的一位民族主義詩人的詞語來說，就是“一個具有情感的種族！其精神等同列國之冠”。美國人自豪于是他們而不是歐洲人率先懲罰了巴巴里海盜，他們在自已眼中被證實是一種正義而自由的新秩序的代理人。杰斐遜甚至猜測，美國的成功將會鼓勵歐洲列強將自已從那種“有辱人格的羈絆”中解放出來。

俘獲阿爾及爾人的海盜船

不過美國的這些戰斗展開的更宏大的背景，是英法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執政時期圍繞歐洲霸權展開的生死博弈，它們當時事實上無暇應對北非海盜這種“癬疥之瘡”。重生的美國海軍與當時的歐洲列強相比無疑是孱弱的。被美國作為打擊對象的巴巴里海盜，其掠奪行徑與殖民列強相比無疑是小巫見大巫。北美殖民地和美國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對美洲土著的殺戮和掠奪，以及美國對外擴張和殖民時期犯下的累累罪行，即使與歐洲列強相比也不遑多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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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ttps://infogalactic.com/info/United_States_Navy

5.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The-United-States-Navy

6.https://infogalactic.com/info/First_Barbary_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