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最后一任“云南王”盧漢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逼近云南的前提下，將留處昆明的國民黨高層全部扣押，隨即通電全國，表示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宣布起義。
然而，這封起義申請的電報卻一直到第三天才收到了我黨響應，這又有什么不為人知的緣由呢？
國民黨高級軍官沈醉之女沈美娟，一語道破其中玄機。
“云南王”盧漢
1945年10月，時任國民革命軍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將當時的云南省主席龍云圍困于五華山，同時通過各方手段強制奪取了其所屬兵權，最終結束了龍云對云南長達18年的實際意義上的統治。
此次事件被稱為五華山事件，又稱昆明事變。
昆明事變之后，蔣介石基于各方壓力，不得不重新選擇一位根基深厚的“滇系”司令來執掌云南政局，此時，作為龍云曾經的左膀右臂，盧漢毫無疑問地成為了繼其之后實際意義上的“云南王”。
相較于龍云為政的鋒芒畢露，盧漢的政治風格顯然謹慎低調了很多。作為抗戰勝利之后云南地區的實際掌權者，盧漢當時所面對的政治形勢十分復雜，這也導致了他在后來起義前后的猶豫不決。
盧漢擔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之后，蔣介石為徹底掌控云南政局，打破“滇系”軍隊對云南的壟斷，特意將原屬滇系第60軍以及第93軍兩軍調往東北，同時以自己的嫡系部隊控制了云南省主要兵力布置節點。
此情此景之下，盧漢也只能忍氣吞聲，夾縫中求生存尋求其他機會。
直到1946年7月，盧漢借口李公樸、聞一多的血案，要求成立云南綏靖公署，以壯大自己對云南地區的實際掌控權，不過此舉很快遭到了蔣介石的反對。
為了安撫盧漢，蔣介石做出讓步，同意盧漢兼任云南省保安司令一職。
經此一事，蔣介石與盧漢的內在矛盾再次顯露出來，而這也成為了后來盧漢起義的重要誘因之一。
“保己”起義
1948年，國民黨部在東北戰場接連失利，盧漢所處的地位更加重要，為了爭取盧漢的積極合作，蔣介石開始轉變對云南的政治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