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客觀的成長性與關鍵的主觀努力

（本文發表于《新理財》2024年3月）

文/賈康

當前，中國以現代化為戰略目標的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爬坡過坎、要沖過“歷史三峽”的關鍵性歷史的考驗階段。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要達到“新的兩步走”目標，現階段我們要接受的挑戰性考驗更為嚴峻；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近一兩年來，依照國際上可比口徑按美元計價的中國經濟總量出現了沒有縮小差距、甚至拉大差距的階段性逆轉，我們必須要經過努力再次恢復到繼續縮小差距的軌道上。“中等收入陷阱”一定要跨越，時間不是關鍵問題，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非常重要的歷史性考驗，并且未來還要進一步穩定在高收入經濟體門檻水平之上，繼續實現升級發展。在三年的抗疫過程中，我們總結了豐富的經驗，足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疫情反復并且做到不對經濟社會產生那么大的拖累。依照2023年下半年向好的趨勢繼續夯實基礎，國家經濟有望在2024—2025年保持在中高速區間的底線之上運行。作為研究者提出建議的話，我認為2024年的引導性增長目標應非常鮮明地仍然考慮是5%，基本依據可以從短期到中長期兩個側面來展望。

客觀的成長性

依唯物史觀認識以生產力創新發展為根本決定性因素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客觀上共性的發展路徑是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和法治民主化，這六大潮流加上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內涵”合成了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潮流，它的客觀規律性表現在中國這些年改革開放之路上，是工業革命后我們的急起直追，是在符合規律的軌道上有了超常規的發展的。

工業化必然伴隨城鎮化，可以看作一枚硬幣兩面。中國作為超大規模經濟體，工業化走到什么地步了？中央給出了非常清晰的判斷，我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這樣一個國際地位還沒有改變。中國的工業化實際上處于從中期向中后期、向后期轉變的階段，“世界工廠”大而不強的特征較為明顯，必須實現升級，把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創造和中國智能制造，未來的發展縱深和潛力空間還十分可觀。要客觀、實事求是地認識自己的短板和不足，也要重視客觀方面的成長性支撐。

國家統計局1月17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城鎮化率）為66.16%。而真正的城鎮化水平不應只看這一數據，要看城鎮戶籍人口數所代表的不摻水城鎮化率其實只有47%，一大半中國人還沒有取得城市居民身份。已經進入城市的約3億人中，在城市居住工作生活了十幾年、二十幾年甚至三十幾年，就是苦苦拿不到城市戶口。這就需要客觀地認識到，發展中的有效供給還沒有到位，真實城鎮化水平不足以給他們提供一視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待遇。要想完成城鎮化的高速發展階段，還有至少15個百分點的發展空間。城鎮化和工業化一樣，在不足和短板的背后，都要繼續升級發展并且發展縱深和潛力空間都非常可觀。這一基本判斷，是看清中國經濟社會成長性、韌性、回旋余地和長期向好基本趨勢的客觀性支撐依據。

關鍵的主觀努力

為了充分發揮這些潛力，以客觀的成長性支撐行穩致遠的中高速發展并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主觀努力已經成為關鍵。改革開放這一基本國策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黨的基本路線，內涵就是要以生產關系的自我革命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抓好發展硬道理。現在到了改革深水區，形成了必須依靠創新發展作為“第一動力”，同時又要沖破種種利益固化藩籬的難點考驗的階段特征。

新發展理念——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最終實現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共享發展，是一條非常嚴謹的邏輯鏈條。初始環節、綱舉目張的切入點，是一定要抓制度創新，帶出科技創新、管理創新，以及伴隨思想觀念的創新。這個第一動力真正發揮作用，是主觀方面我們一定要特別關注的、必須在改革深水區攻堅克難“啃硬骨頭”的問題。

在社會氛圍處于“改革綜合疲勞癥”的環境下，談改革不必諱言，不應只是原則性的強調概念，而是講改革怎么動真格，怎么“啃硬骨頭”，務實事項。

對于沖抵下行因素，排除不確定性的困擾，掌握“百年未有大變局”中的確定性和主動權，改革是“關鍵一招”，是“最大紅利”之所在。在實際推進改革進程中，中央的指導精神一以貫之，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謀劃重大改革舉措，要謀劃新一輪財稅改革。這使我聯想到改革開放之初，宏觀層面的突破口就是財稅改革，就是在“摸石頭過河”中由財政放權帶出后續一系列改革的跟進。小平南方談話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以后，點將朱镕基同志主持經濟工作，緊鑼密鼓準備構建間接調控基本框架。

1994年實施分稅制的財政體制配套改革也是以建立市場經濟和實行間接調控相配套的財政改革為突破口和先行軍。十八屆三中全會六十條公布后，政治局首先審批通過的是財稅配套改革方案，然后才是各個方面的配套改革方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2024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和政策取向，實際上正對應著歷史經驗，也與“改革最小一攬子多輪推進”的邏輯高度一致，前面幾輪改革在漸進過程中間，帶有局部突變特征的推進和財政支撐全局改革的邏輯，也期待未來會有更加全面、系統的文件指導。

改革發展新階段的主要目標

按照中央的會議精神，展開一輪改革的發展新階段，目標必然包括：一是打造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實行“制度型”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二是構建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企業面對的應該是負面清單，法無禁止即可為，政府應該自我革命，實施正面清單+責任清單，法無授權不可為，而且有權必有責，政府行為事前事中事后都必須有全面的績效考評，形成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生產要素公平競爭中合理流動的統一大市場；三是總結基本經驗，以多輪“最小一攬子”配套推進的制度創新，充分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潛力空間，認識創新是第一生產力，結合關鍵的數實融合、綜合績效，伴之以思想觀念的進一步解放，“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過程人民民主”，形成在人類文明主潮流下的實質性進步，以支持中高速、高質量、可持續性發展，不斷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能夠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主觀上避免出現低級錯誤，時間將是走上坡路的中國的最好的朋友。為了延伸拓展深化改革開放，走和平崛起現代化之路，而使我們的中國夢偉大民族復興的夢想成真。如果我作為研究者給建議的話，我認為在謀劃新一輪重大改革舉措時，要特別注重這樣一些關鍵詞：高水平營商環境和現代市場體系、大部制、扁平化、法治民主化、股份制框架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省以下的分稅制和地方稅體系，當然還有其他方方面面，至少這些每一個關鍵詞后面啃硬骨頭的改革，大家都應該能夠體會到。

關鍵性的主觀努力的決定性意義，在“改革綜合疲勞癥”、明哲保身這種普遍的社會氛圍中，可以用一句座右銘來概括，“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在經受歷史考驗的當下，一定要把握住制度創新，綱舉目張的龍頭作用，秉持社會責任感，共同努力，銳意進取，深化改革，最終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作者系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品質層次學術交流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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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甘苦，如魚在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但關于做學問的“指導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懷：寫出一些論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爭取為人類的思想認識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虛榮浮華都是過眼煙云，而真正的學術和真知灼見，才能垂諸久遠。

—— 賈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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