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地理與徐謂禮家族發展史

原作者：吳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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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浙東，特指錢塘江以南地區，主要有金衢盆地、寧紹平原、臺州、溫州、麗水等區域，此地或有靠海，或有內陸，地形多變，各有利弊。

《地理圖》碑拓本南宋蘇州碑刻博物館藏

徐謂禮是南宋中期的中層干部，其父徐邦憲是南宋重臣，徐家的發展與浙東地理有密切關聯。從北宋末年避難衢州，到南宋初年致富溫州，最終到紹熙四年的金華進士，徐家以近乎百年的時間，充分吸收三地特點厚積薄發，迎來大發展。

衢州荒遠可避兵禍

徐家屬外來人員，他們選擇衢州為第一據點，借助地利遠避兵禍。徐家外來的證據來自其家譜，徐謂禮往上只能推四代，在重視血緣與傳承的古代社會是極為罕見的。古人以宗族為單位群聚生活，因此宗譜在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代條件艱苦民眾必須抱團，以此抵抗自然災害與官府盤剝，被開除宗譜被視為對族人的最大懲罰。只能上推四代的徐家人丁稀薄，缺乏抗風險的條件。徐父邦憲的墓志銘中記載：
先君諱邦憲，字文子，曾祖林，祖瑄，父夢良……《徐氏家譜》自兵火后失傳，先君嘗有意纂緝，未遂而歿。故今敘世次從略。

“兵火”是指兩宋之間的戰亂，當時金國侵略宋朝，北方戰亂頻繁，百姓紛紛南下。徐邦憲本人是南宋重臣，在南宋疆域內能量頗大，徐家如果是南方人，按常理應該很容易復原家譜。在徐家南逃的過程中，兵荒馬亂人人朝不保夕，家譜很可能就此散亂丟失。

當時逃難按照就近原則，陜西逃往四川，河南逃往湖北，山東逃往浙江，史稱“建炎南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有載“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幾千萬人”，足見當時遷徙之規模。徐邦憲出生在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以每二十五年一代計算，曾祖徐林大致是元豐七年（1084年）出生，建炎時年過四十，正當壯年。在此背景下，徐林率領族人從山東逃到浙江。

浙江府州眾多，杭嘉湖平原與寧紹平原人煙稠密經濟發達，衢州地方偏遠山地多而農田少，經濟較為落后。徐家為何將衢州當做首選遷居之處？背后原因復雜，最主要的可能是追隨孔氏后裔腳步。孔氏族人在孔子第四十八代孫孔端友的率領下，陪同宋高宗來到江南。可惜南宋朝廷自顧不暇。孔端友無奈之下率領族人避居衢州。

《說文解字》中“四達謂之衢”，亦即“衢”是四通八達的道路。衢州身處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四省交界處，堪稱交通良好，極為符合“衢”字本意。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載：

衢州府東至金華府一百九十三里，東南至處州府三百六十里，南至福建建寧府五百里，西至江西廣信府二百四十里，東北至嚴州府二百六十里……府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陽之肘腋，掣閩、粵之喉吭，通宣、歙之聲勢……《圖經》云：衢州川陸所會，四通五達，江浙閩廣之所輻輳，守兩浙而不守衢州，是以浙與敵也。爭兩浙而不爭衢州，是以命與敵也。

1503年的衢州城圖 明弘治《衢州府志》

衢州四通八達交通便利，一旦出現大兵壓境的情況，族人能迅速收拾家當，任擇一方向逃難保留血脈。衢州內部以衢江分成南北兩部分，呈中間低南北高的地形。在此定居，可以倚仗丘陵山地修建塢堡，抵御山賊土匪與流寇亂兵。金兵依仗騎兵之利，面對連綿的丘陵山地，很大可能會放棄進攻。顧祖禹將衢州描述成兵家必爭之地，兩浙攻守關鍵。金人追求財富珍寶，不是土地人口，且南方氣候潮濕，不能久留。因而衢州未遭到兵禍，在亂世中是一方凈土。

衢州身處浙江西部地形復雜，人口密度偏低。歷史上南渡人員大多向偏遠地區遷徙，以此緩和土客關系。比如永嘉南渡時，王謝等大族將目光轉向會稽，開發杭嘉湖等地區，唐后期的北來人群向福建等地活動，甚至產生“開閩三王”的說法。衢州偏遠成為建炎南渡人員的重點地區。衢州的蠻荒，從《述異記》“王質爛柯”的故事中可見一斑：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樵者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于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

信安郡是衢州的古稱。晉人王質靠在山中伐木販賣為生。一次入山砍柴，看見數名孩童下棋，他在旁觀一會之后打算回家，卻看到斧子木柄腐爛，只余下鐵斧。晉朝離宋七八百年，當時衢州人煙稀少，卻還有人需要砍柴為生。山中多虎豹豺狼，危險異常，王質冒險進山，表明衢州平原稀少，農業資源不足，只能靠山吃山。

《群仙高會圖》之王質爛柯（局部）佚名 宋 弗利爾美術館藏

衢州與南宋首都臨安，直線距離只有二百二十多公里，對衢州產生許多益處。比如，朝廷在挑選衢州長官時，會對其要求甚高，衢州容易有優良的治安環境。在教育方面，衢州也會獲得優待，至少科舉資源會向其傾斜。沿著衢江，百姓可以輕松到達杭州，與首都聯系緊密。衢江是衢州的“高速公路”，是衢州的母親河，《讀史方輿紀要》載：

衢江在城西。源出仙霞嶺曰大溪，經江山縣東，又北流至城西南，而信安溪流合焉，曰雙港口。經城西，又繞出城北，東流至城東十五里雞鳴山下，而定陽溪流合焉。亦曰衢港，亦曰信安江。……又東北流，經龍游縣界，亦曰盈川溪，又東入金華府蘭溪縣界，與婺江合。

清代中期的衢州府圖（局部）@《浙江全圖》

衢州靠著眾多的丘陵山地，成為浙江的小透明，能遠避戰火。境內多山少平原的格局，又令此地人煙稀少，給外來移民生存的空間。衢江帶來的交通優勢，又容易獲得浙江其他區域的幫助。三大優點吸引孔氏等南渡大族青睞，煥發出別樣魅力。

徐家可能只是追隨孔氏腳步，沒考慮太多。但他們切實地享受到衢州的便利，安穩度過最艱難的歲月。

溫州之利以致富

徐家崛起的第二個關鍵區域是溫州。溫州西南高、東北低，處亞熱帶季風氣候，水熱條件良好，可惜山地多平原少，土壤更是以紅黃壤為主，酸性強，不適于種植水稻等糧食作物，是典型的“七山二水一分田”。隨著政權重心的南移，歷來貧瘠的溫州以非常快的速度崛起。

溫州崛起的關鍵在于鹽業。鹽稅在宋代政府占比非常高。《兩宋財政史》載：

北宋末年，兩淮鹽利的最高額為1500萬貫至2405萬貫，而當時全國鹽利最高額為3113萬貫，兩淮鹽利就占全利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金兵入侵北方疆土淪陷，兩淮成為軍事對峙最前沿。南宋朝廷食鹽來源變少，開始將目光轉向沿海地區，或是煮海熬鹽，或是尋找鹽礦。溫州幾乎在第一時間被納入該項目。

宋代海鹽生產，出自元陳椿撰《熬波圖》

溫州下轄四縣，分別為永嘉、樂清、平陽以及瑞安。每縣都設有鹽場，分別為永嘉鹽場、天富北監鹽場、天富南監鹽場以及雙穂鹽場。制鹽行業是勞動密集型行業，需要大量人力。宋人樂史在《太平寰宇記》記載：

凡取鹵煮鹽，以雨晴為度。亭地干爽，先用人牽牛挾刺刀取土，經宿，鋪草籍地，復牽爬車聚所刺土于草上成溜，大者高二尺，方一丈以上，鍬作鹵井于溜側。多以婦人、小丁打蘆芿，名為“黃頭”，舀水澆灌，蓋從其輕便。食頃，則鹵流入井。

刮取鹵土需要考慮天氣，工序繁復需要全家大小齊上陣。熬海煮鹽更是麻煩。鹽戶整體風吹日曬煙熏火燎，加上雙腳泡在鹽水里，對皮膚傷害很大，很容易折壽早夭。很少有人愿意從事制鹽業，為何溫州境內有如此多的人愿意從事鹽業，甚至到了每縣都有鹽場的地步？

場灶煮鹽，出自宋《本草·解鹽》圖源：溫州文史館

溫州人地資源緊張農田緊缺，無法供養溫州的全部人口。百姓要么外出經商，要么在家煮鹽。俗話說人離鄉賤，古代經商風險很高，沿路的土匪惡霸，地方的官府豪強，各種因素加成之下，商人是高危行業。在安土重遷的思想影響下，百姓無奈選擇從事制鹽行業。

溫州濱海有良好的港口，食鹽可以快速運到全國各地。早在北宋年間，溫州就擁有發達的造船業，每年能打造六百多艘，體長超過七十米的大船。南宋初年，溫州開通市舶司，允許對外通商貿易。借助經濟政策與造船業，溫州的食鹽能運銷江浙等地。食鹽是溫州經濟的助推器，加速了地區的發展。

溫州港口碼頭遺址 圖源：溫州文史館

溫州離杭州近覆蓋在首都圈內。鹽稅是南宋財政的重要來源。為了加快溫州鹽業發展，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舉措。比如遷徙人口，讓溫州從北宋崇寧元年 (1102年)的119640戶，增加到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的170035戶，新增人口提供大量勞動力，也從側面增加了鹽業市場與生產工人。

徐家抓住歷史機遇參與鹽業，為子弟躍升奠定經濟基礎。衢州與溫州類似，農田資源稀缺。中國歷來講究鄉土人情，當地農民破產會將土地轉給鄉親父老。徐家是外來人，很難在地方買到農田。

徐家在無法耕讀傳家的情況下，只能采取經商或者務工的形式維持生計。當時溫州等沿海區域大力開展制鹽業，興起一股販賣食鹽的熱潮。徐家響應時代潮流，加入販鹽活動。《武義方志》相關文章記載：

徐邦憲祖父百一府君為衢州人，從事鹽業經常來往于臺州、溫州、麗水和婺州之間。

考古專家劉團徽的前塘垟鹽業遺址發掘區航拍圖

圖源：中國臺州網《玉環千年官鹽，始于宋初》

衢州、臺州、溫州、麗水和婺州位于浙江南部，緊密聯系在一起。五地多為丘陵山地，當地人有經商傳統。徐家作為外來人群，想在鹽業運輸上分一杯羹，應當吃過很多苦頭。為了彎道超車，徐家有可能冒著殺頭的危險，往來于衢州和溫州，進行私鹽的銷售和販賣，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從而在衢州立足腳跟。

前塘垟鹽業遺址出土的“支腳”和殘片。楊 輝攝

圖源：中國臺州網《玉環千年官鹽，始于宋初》

除了趕上溫州鹽業的快車道，徐家還吃到溫州教育紅利。自范仲淹倡導興辦學校，帶動宋代興學運動。溫州地方官員就開始大力興辦官學，先后有樂清縣學、平陽縣學以及瑞安縣學等官辦學校。除了官學，溫州的私學也別具魅力。南宋時期，溫州私學教育力量甚至超過官學，著名的學院有東山書院、浮沚書院、永嘉書院、仙巖書院等十幾座，培養了大批文人學士。官學與私學都是高等教育，溫州的各類初級教育——私塾也非常興盛。僅永嘉一縣就有十多所私塾，其中陳傅良創辦的茶院塾更是師資力量雄厚，得到永嘉學派大佬葉適的贊譽：

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糜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陳傅良）公未三十，心思挺直，陳編宿說，披剝潰散，奇意穿甲，新路輿長，士蘇醒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糜他鄉，亦借名陳氏……由是其文擅于世。

年輕的陳傅良受聘溫州城南茶院書塾 圖源網絡

陳傅良在茶院塾除教授科舉學問外，還大力宣傳新思想、新學問，帶動附近教學變革，旁人紛紛假借陳傅良的名號教學。窺一斑而知全豹，溫州地方不僅辦學認真，建立一套從私塾到私學再到官學的教學體系，而且宣傳功利思想，主張學以致用、義利并舉。

陳傅良講學茶院書塾圖源網絡

溫州的教育發展成果也落實到科舉上。據統計，溫州唐代進士僅2人，北宋則為116人，南宋變成1191人。南宋溫州進士人數眾多，質量也頗高，出了5位狀元，9位省元。《中山書院題壁記》載：

東甌之人材，亦莫盛于宋，維時游于程子(程頤)之門十有三人，游于朱子(朱熹)之門十有六人。登進士科者，一榜無慮數十，登賢良方正、宏詞、孝廉諸科者，于今姓名可考，得三百余人。其他行誼之美，學術之光，復難仆數。宜乎虞文清公（虞允文）目為杞梓茂林，鳳麟靈圃也。

咸淳元年榜進士名錄 圖源網絡

程頤、朱熹所創立的程朱理學影響宋以后歷史近八百年，眾多溫州士子在其門下學習，甚至達到“十有三人”、“十有六人”的地步。“一榜無慮數十”更是彰顯溫州士子前赴后繼，在科舉上取得豐厚成就。除了科舉外，溫州學子還在品德、學術等方面多有創新。南宋重臣虞允文甚至將溫州視為寶地，用“杞梓茂林，鳳麟靈圃”稱贊溫州人杰地靈。

徐家在異地經商的過程中，發現溫州教育資源比較有優勢，做了一回高考移民，把徐邦憲送到永嘉求學。

根據史料，徐邦憲一生有多位老師，考究其學問的根底，他最重要的老師應該是陳傅良。蓋因陳傅良早年家貧，以教學為生，時間起于1163年，終于1176年，恰好是徐邦憲的青少年時期，符合“（徐邦憲）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的記載，徐邦憲很可能在茶院塾中接受私塾教育。而且陳傅良以史學見長，著有《歷代兵制》《春秋后傳》《左氏章指》等史學作品，徐邦憲也擅于史學考證，著作有《周禮解》《史記考》等，雙方研究方向一致興趣相似，可謂師徒傳承有序。因此后人在編寫宋代學術源流時，將徐邦憲歸到陳傅良名下。

瑞安市陳傅良紀念館陳傅良像

圖源：溫州博物館官博

溫州在徐家的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既能積累財富又鋪墊學術種子。徐家通過從事鹽業趕上時代風口發家致富，又充分利用溫州的教學資源，為子弟求學打下基礎。父輩經商致富子弟求學進仕的模式，在南宋較為普遍屬于社會風潮。徐家一直沿著前人開辟的道路走，沒冒進沒退縮，在追求利益的同時避免了風險。

金華之學助成才

衢州為徐家帶來安寧，提供了遮風擋雨的庇護所，溫州則帶來財富，為后代發展奠定物質基礎，要想獲得長足進步，必須有人從政。這點要在金華獲取。

徐邦憲雖在溫州陳傅良門下求學，學習經世致用、義利并舉的學問，為今后主政一方，成為朝廷重臣打下基礎。然而陳傅良的教育偏向應用，在徐邦憲的科舉中未起大作用。當時考公大師呂祖謙在金華明招山聚眾講學，徐家聞訊后將戶籍落在金華武義，并派子弟拜在呂祖謙門下。《井徐宗譜》載：

（徐鉅）初居衢州，甫弱冠，聞東萊呂先生講學武義明招寺，遂不遠負笈從游，后晉武義邑庠弟子。

南宋思想家呂祖謙畫像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徐鉅是徐邦憲父親，父子倆都拜在呂祖謙門下。古代非常重視學術傳承，徐邦憲早年求學于陳傅良，青壯年時又改換門庭向呂祖謙拜師，徐家在背后肯定付出極大代價，才換取陳傅良與呂祖謙的同意，求得兩位允許。幸好陳、呂二人學術觀點較為相近，彼此關系融洽，否則徐邦憲會左右為難，被人視為叛徒排擠出學術圈，更別想考科舉了。

呂祖謙是南宋著名理學家，與朱熹齊名，其創立的金華學派盛行一時，影響全國各地士子。他還曾發起“鵝湖之會”，調和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在學術界有著非常高的地位。呂祖謙還曾與朱熹合作編寫《近思錄》，相當于現在的考公輔導專著。呂祖謙在科舉上的超脫地位，令徐家非常推崇，以至于再三安排子弟求學，甚至將戶籍安置在武義，以期獲得同鄉子弟身份。

鵝湖之會 圖源網絡

落子金華是一步妙棋，是徐家崛起的關鍵。徐邦憲在呂祖謙的考公培訓班訓練下，歷經二十多年的積累，終于在紹熙四年（1193年）考中進士，并以第三名的優異成績步入職場。

徐邦憲起步于秘書郎一職。秘書郎掌管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圖籍，類似國務院總理、副總理的秘書，能參與朝廷大政方針的討論，更是時常與皇帝接觸。徐邦憲能得到如此好的職務，很可能與他的老師呂祖謙有關。對方在朝野有著重大的影響力，更是當世頂尖大儒，在學術界有著非常崇高的地位。朝廷選拔人才時，可能考慮到徐邦憲是其嫡傳弟子，因而一上來就授予秘書郎。

初入職場的徐邦憲就敢挑戰權臣韓侂胄，上疏反對輕易挑起邊釁，草率北伐。徐邦憲清楚自己位卑權輕，意見不會被采納。但他多年學習的儒家經典告訴他，“雖千萬人吾往矣”，堅持正義與心中信念。面對韓侂胄的誣陷彈劾，他心態平穩從容面對，離開朝堂到地方任職。

韓侂胄被清算后，徐邦憲作為其反對者，重獲朝廷信任。他先是在吏部擔任郎官兼太子侍講，接著又轉到工部任侍郎兼臨安知府。吏部掌握人事權是朝廷里面最重要的部門，工部也是非常重要的實權部門，太子侍講更是能夠直接親近儲君，保證皇權交替后，自身能夠平穩過渡，臨安知府相當于今日北京市長。一切都在短短的兩年內完成，難怪當時有人稱徐邦憲為“權臣”。權臣加引號，表明他只是升遷過速，被人嫉妒，權臣是別人對他的中傷。

徐邦憲擔任工部侍郎兼臨安知府時，已經是嘉定二年（1208年），離他生命的終結還有六年。六年內，他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因“明堂禮成”被封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之后又在江州、太平州等財政重地任職，最終封集英殿修撰，以寶謨閣待制的身份退休。嘉定七年（1214年），徐邦憲在家鄉，“危坐而逝”，死后被朝廷謚封“文肅”評價頗高。徐邦憲去世后，兩個兒子先后門蔭入仕，徐家進入全盛期。

結 語

天時不如地利，地理不如人和。徐家得地利而興，也因失地利而衰。自徐邦憲去世，徐家每況愈下。在徐謂禮帶領下，更是逐漸衰落，泯然眾人矣。其中原因紛繁復雜，失去地利，失去根基是很重要的一大因素。

《徐謂禮文書錄白敕黃》南宋武義縣博物館藏

徐家在汲取多地優勢推動發展的同時，也將金衢地區當成根本所在，為自己留下安身之所。可徐謂禮妻子的墓志銘中，有“族疚內訌，避地靡常，無一日家居之適”的文字，似乎徐家內部出了矛盾，導致徐謂禮夫婦常年在外奔波，無法獲得穩定生活。

徐謂禮根本有失，為個人的發展帶來麻煩。徐謂禮在外為官近三十年，除了強制性丁憂等因素，幾乎不回武義，導致未能有系統性的時間教育子女后代。四處漂泊的生活不利于孩子成長。每次異地為官，每次升職平調，都會耗費數月時間搬家。每一次新的環境，對孩子都是一次挑戰，需要重新建立人際關系，適應新的同伴與學校。現代信息化社會，父母頻繁搬家換工作，對孩子的成長都是一場災難，更何況是八百年前的農業社會。徐謂禮先后擔任十三個職務，往來江蘇、浙江、江西三省近十地，比現代人搬家還頻繁。在此環境下，孩子無法安心學習，無法快樂成長。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成年人都不一定扛得住各地環境，孩子更容易被氣候影響，導致體弱多病。

除了外在因素，徐謂禮內在工作上出現的麻煩也很容易對孩子造成不良影響。比如，徐謂禮清點蘇州百萬倉的賬簿時，遭到小人的騷擾。家庭難免受到影響，孩子很可能被恐嚇與威脅。徐謂禮在溧陽擔任縣令時，更是遭遇亂兵過境。緊張的氛圍下，孩子的身心都會產生巨大創傷。最嚴重的是信州經界，徐謂禮幾乎得罪當地所有人。孩子可能感受到莫大的惡意，對成長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如果徐謂禮有根，將孩子安置在老家，則有利于其成長教育，為下一代的進步鋪墊基礎。可惜都隨著徐謂禮的漂泊付諸流水，也導致徐家迅速衰落。

徐家善長汲取各地優勢是偶然還是必然？考慮到宋代地理學說盛行，出現一大批地理類、方志類著作，比如《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太平寰宇記》等地理總志，以及《地理圖》《平江圖》等實物碑刻。重視地理似乎是宋代的風潮。徐家受到影響與熏陶，明白區域優勢對人有重要影響，綜合利用各地特點，助推長遠發展。徐家的衰落則表明應當扎下堅實的根基，固守自己的基本盤，不能當沒有根的浮萍，平衡好事業與子女教育，才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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