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官員異地就職：從上海走出的履新高官，為何那么多？

上海不僅是一座充滿歷史底蘊和現代氣息的城市，更是國家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

作為全國經濟的“領頭羊”，上海在2023年實現了地區生產總值47218.66億元，同比增長5.0%。

與此同時，上海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大批“海派”官員不斷調往異地就職，肩負起更為重要的職務。

近年部分上海官員外調任職統計 （南風窗長三角研究院制表，點擊圖片可放大查看）

比如現任湖南省委書記沈曉明，曾在上海工作多年，后調任海南擔任省委書記，如今又轉任到了湖南；還有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陳豪，同樣是上海出去的官員，曾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后調至云南任省委書記。

隨著近些年區域交流越發密切，上海對外輸出干部的數量有增無減。

那么，這些“海派”官員究竟為何頻繁調任異地就職呢？

“海派”官員頻繁調任到外地省市就職，除了離不開上海自身的經濟強市地位，更關鍵是上海的營商環境和政府治理水平一直高居全國前列。

2023年，中國環境報社、清華蘇州環境創新研究院及成都大學共同發布了《2023中國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營商競爭力指數報告》和《2023年中國主要城市群生態環境保護營商競爭力指數報告》。

這兩份報告評價對象選取了全國36個城市，包括4個直轄市、5個計劃單列市、10個副省級城市和17個其他省會城市。

這份研究成果中，生態環境保護營商競爭力指數涵蓋5個一級指標、20個二級指標，既有政府端也有企業端，既有法治環境也有社會服務。

兩份報告中，上海城市營商指數整體評分排名第二，僅次于北京。

2023中國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營商競爭力指數得分前十名城市及得分

而在高端人才供給、政府文教投入力度、外資吸引力、直接融資、間接融資、消費市場規模等18個指標中，上海均位居全國前三。

正因為營商環境優越，截至2023年12月底，上海市共有經營主體341.76萬戶，其中企業289.17萬戶，每千人擁有企業116.8戶，在全國省級行政區劃中位居第一。

營商環境十分考驗政府的管理水平，上海在這個領域同樣表現不俗。

由天津南開大學網絡社會治理研究中心發布的2023年度“數據賦能政府治理評價指數”報告中，上海市在保障支撐、公共服務、社會治理和公眾參與四個一級指標綜合評價中均排名第一。

“數據賦能政府治理”評價指數總分排名前25的城市

其中，上海率先打造的政務服務品牌“一網通辦”（“隨申辦”）項目廣受好評，被很多省市參考復制。

作為上海“智慧城市”的基礎項目，上海的“一網通辦”從2020年開通至今，實現了從“可用、好用、愛用、常用”的轉變。

截至2023年3月底，“一網通辦”實名注冊個人用戶超過8146萬，法人用戶超過311.06萬，接入事項3622項，累計辦件量達3.36億件，是與上海市民關系最為密切的政務服務項目。

上海在經濟建設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諸多創新嘗試，逐漸形成了極具特色的“上海經驗”，既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也深受其他省市關注。

在協同發展的背景下，選派具有上海工作經歷的官員到外省市就職，因地制宜地將“上海經驗”付諸實踐，成為人事干部管理一項重要內容。

這些被選中“出海”的上海官員中，不僅有上海市的工作經歷，更有組織內更為看重的基層管理經驗。

比如現任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徐麟，曾在上海多個政府部門和企業任職，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

他曾擔任上海市浦東新區委書記、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隨后調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2022年又從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局長、黨組書記的崗位上，調任貴州擔任省委書記，為推動貴州省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而與徐麟同為班子成員的貴州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時光輝，是他在上海的老同事，曾任上海市副市長、上海虹橋商務區管委會主任、上海市臨港地區開發建設管委會主任。

現任湖北省委副書記的諸葛宇杰，同樣有著豐富的基層工作經歷。

他曾在上海港務系統工作多年，2013年調任上海楊浦區委副書記、代區長，隨后歷任楊浦區委書記、上海市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上海市委秘書長、上海市委副書記；2023年3月，調任湖北省省委副書記。

值得一提的是，調任異地擔任副省級領導職位的“海派官員”還有女干部。

比如現任重慶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的宋依佳，她曾長期在上海審計系統工作，后擔任上海審計局局長、上海財政局局長、黨組書記；2017年，調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2018年，擔任審計署黨組成員、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審計署紀檢監察組組長；2022年3月，調任重慶，任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重慶市監察委員會主任。

這些異地履新的“海派”官員，不僅將上海市區的先行探索及總結出的改革經驗帶到各地，更讓“上海經驗”逐漸深化實踐，在新的領域開花結果。

上海作為全國舉足輕重的經濟強市，那些曾經主抓上海經濟并有顯著成效的“海派官員”，他們的去向備受矚目。

比如剛履新中國證監會主席的吳清，最近又成為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吳清從上海財經大學畢業后，曾在國家計劃委員會綜合司、國務院證券委員會辦公室以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等國家金融機構工作多年。

在此期間，他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拿到財政學碩士和金融學博士學位。

就任國家最高金融管理監管機構時，吳清成功處置了2008年的券商風險，有效化解了當時迫在眉睫的證券市場危機；嚴厲打擊“老鼠倉”，例如“張野案”、“劉海案”、“涂強案”，一度被業內稱為“券商屠夫”。

2010年11月，吳清“空降”上海，出任上海市虹口區委副書記、區人民政府副區長、代理區長；次年1月去代轉正任區長；2013年7月，吳清升任虹口區委書記。

根據相關報道，吳清這一次的調任，是作為中央各部委及中央直屬機構正局級干部到地方任職鍛煉。

當時，54個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委共有66名中青年干部參與了這次交流，這些中青年干部幾乎均為各部委的“后備干部”。

吳清主政虹口期間，虹口北外灘地區逐漸從原先的“航運服務集聚區”變為“航運金融雙重承載區”，并明確了“航運+金融”雙重定位。

2010年以前，虹口全區金融企業總數僅78家，且主要為銀行和證券公司營業部。

虹口北外灘圖片來源：上海虹口微博

到2016年吳清調任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會理事長、黨委書記（副部長級）時，虹口區已集聚各類金融機構1052家，管理資產總規模超過1.5萬億元人民幣。

回歸自己熟悉的證券領域后，吳青作為上海證券市場的主要負責人，采取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監管方式，讓心懷鬼胎的券商心驚膽戰。

2017年12月，吳清調任上海市政府，任黨組成員；2018年1月獲任上海市副市長；2019年9月，吳清進入上海市委常委行列，繼續兼任副市長；2021年12月，吳清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履新證監會之前，吳清任上海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

可以說，吳青在上海工作期間直接分管稅務、財政、審計等金融領域的豐富工作經驗，成為其接棒證監會主席職位的重要參考條件。

不過，說起上海出去的有金融和經濟背景官員，最著名的要屬經濟學家黃奇帆。

黃奇帆早年是工人出身，從上海機械學院畢業后，進入上海焦化廠工作，一步步從技術員成長為工程師、副廠長、上海市經濟信息中心主任（副局級）、上海市浦東開發辦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

在整個浦東新區的開發建設過程中，黃奇帆無論工作水平還是業務能力，都備受關注和好評。

正因如此，上世紀90年代，黃奇帆就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期間，還曾被借調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

隨后，黃奇帆長期擔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政府副秘書長，是上海市委、市政府最為盡職盡責的“大管家”。

2002年，黃奇帆調任重慶，任市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

2017年，黃奇帆從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市長、黨組書記崗位調任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在重慶就任期間，黃奇帆一直很低調，直到調任全國人大后，他開始在經濟領域頻頻發聲，從金融市場到房地產，提出不少真知灼見。

重慶夜景

尤其是黃奇帆近期對新質生產力的解讀，從“新制造”、“新服務”、“新業態”三個領域進行了闡述，令人耳目一新。

除了吳清、黃奇帆這樣“出海”時間跨度較大的上海“老法師”，走出去的“海派”官員還曾有個密集履新期。

2019年12月，曾在上海金山區和楊浦區委都擔任過區委書記的李躍旗調任至浙江臺州擔任市委書記；曾為崇明區委書記的唐海龍調任北京市委副秘書長，后任北京市平谷區委書記。

2020年，由于疫情的蔓延，國內經濟開始受到不同程度影響，作為經濟“排頭兵”的上海官員便開始頻繁外調到異地就職。

當年3月，上海市嘉定區委書記章曦調任至安徽省政府，擔任黨組成員，4月當選安徽省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

當年4月，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發展規劃部一級總監、江西合作工作組組長、波音完工中心有限公司副董事長肖云調任至江西，擔任江西省南昌市委常委、副市長，后擔任江西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主任；

中國商飛浦東基地

當年8月，上海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廖國勛調任天津市委副書記，后任天津市代理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后當選天津市市長；

當年9月，上海市副市長許昆林調任至江蘇，擔任省委常委、蘇州市委書記；

當年10月，上海財經大學校長蔣傳海調任哈爾濱市，擔任市委常委、副市長、黨組成員。

從2020年這些異地就職的“海派”官員背景來看，四位是“70后”，三位是“60后”，是典型的“少壯派官員”，都有從事基層行政管理或金融機構從業經歷。

其中既有從上海市的區委書記到外省任省市領導的“海派官員”，也有從高校管理到城市管理“跨界學者”。

從調任去向來看，所有“海派官員”里，少數人去了長三角區域省市，其余主要被調至黑龍江、貴州、安徽、江西等急需吸納“上海經驗”的省區。

這些“海派官員”的調任，都因上述地區有著產業轉型、打破行政區域壁壘，改善營商環境等迫切需求。

新的發展格局下，這些“海派”官員都肩負將上海的治理模式、發展經驗帶至履新省市，積極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重任。

有趣的是， “海派官員”既有調出，也有調回的。

比如曾任安徽省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的章曦，2020年3月調至安徽任職，2021年9月又調回上海，任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保稅區管理局局長。

還有曾任哈爾濱市副市長的蔣傳海，畢業于復旦大學數學研究所應用數學專業，是理學博士。

從1998年7月進入上海財經大學任教，至2020年10月卸任上海財經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去哈爾濱任職，在上海財經大學工作了22年；在哈爾濱擔任了三年副市長后，又于2023年12月調回上海，任華東理工大學黨委書記。

不管調出還是調回，上海也需及時了解和掌握不同地區的信息，通過各種反饋渠道，將各類資源輸送到需要幫助的兄弟省市。

如今，在新質生產力目標引導下，區域經濟發展已逐步從過去的粗獷式階段進入了細分化階段，“上海經驗”有不少值得借鑒的地方。

不過，如何將“他山之石”的方法論轉化為其他省市發展的動能，提升地區經濟建設的高度，也將會是 “海派”官員異地履新的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