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而不俗 兼顧學術(shù)性和通俗性的“歷史人物群像”

——評《青梅煮酒：三國群星閃耀時》

戚逸旸

一、“歷史人物群像”與事件建構(gòu)

誠如《青梅煮酒：三國群星閃耀時》序中所言，東漢三國是個“氣象非凡”的時代，除了涌現(xiàn)出一批如曹操、孫權(quán)、劉備這等的英雄豪杰，還有諸如傅燮、王修、司馬芝等仁人志士，這些人的經(jīng)歷或許于史所載不多，但在沉浮亂世中都背負著各自的使命，直到生命終結(jié)。

任何人生來都擁有他存在的意義、擔負的使命，以“三國群星閃耀時”為書名，筆者認為作者是希望從“歷史人物群像”的視角出發(fā)，不光是關(guān)注“王侯將相”的雄圖偉業(yè)、波瀾壯闊，也希望能把司馬芝、胡昭、傅燮等人的仁義、德性、氣概展現(xiàn)給大眾。

雖然是“歷史人物群像”視角，但本書仍然擁有一條主線，即曹操的一生。作者在序言里提到“本書中的人物和故事，來源于《三國志》《華陽國志》《三國志集解》等書籍，也來源于民間傳說和故事”，可知本書仍以正史材料為主，別史、雜史及傳說故事為輔。從曹操入仕到去世，本書把曹操的一生描繪得很完全，讓我有一種讀“人物傳記”的體驗。

而在曹操生命當中出現(xiàn)過的、接觸過的人和事就自然成為主線外的一條條支線，作者在這些“支線”的處理上也遵循了“全面敘史”的原則，并不是一味地利用單一史料去敘述，而是鋪陳材料，通過考證或考察去裁定某一歷史記錄（史料）的可靠性，繼而構(gòu)建一個盡量真實、完整的歷史事件，最終得出自己的觀點。

如關(guān)于孫堅身世問題，通過《宋書·符瑞志》《異苑》《富春孫氏宗譜》等書的材料對比，確認孫堅的父親只是一個老實本分的瓜農(nóng)，孫堅并非靠祖上蔭庇，而是靠自己的智勇雙全才能屢建功勛。

在對具體事件沒把握時，作者也不會妄下斷言，例如“曹操殺呂伯奢一家”這個歷史事件，作者列出了《三國志》《魏晉世語》《異同雜語》等材料，通過材料之間相互對照的方法去分辨哪個更貼近歷史事實，最終得出材料之間相互抵牾，無法得出確切的真相，其動機、細節(jié)仍舊是“謎團”，只有殺人這事是可以確定的。

然而無論是正史所記載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還是演義所描繪的“寧可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作者認為這段為人所詬病，成為曹操一生污點的事，于當時的曹操而言都不過是坦坦蕩蕩的凄愴。設(shè)身處地代入人物和當時的歷史情境之中，利用自己對人性和政治的洞察力，想其所想，感其所感，作出自己的判斷。

二、通俗不俗

誠如學者趙世瑜所言：“任何人都不能壟斷對歷史的解釋”。在“通俗寫史”領(lǐng)域，筆者認為可以再加上一個前提：端正史觀。

近年來通俗寫史的書籍如汗牛充棟，層出不窮，其中不乏有如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這類現(xiàn)象級的作品，也有如《汴京之圍》《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這類非常優(yōu)秀的專題史、事件史作品。

“三國”作為其中的熱門IP，當前有《三國演義》這類傳世的文學作品，后有94版《三國演義》這類經(jīng)典的影視作品作為加持，可以說是被“談舊了”。但是作者在其“舊”上又出“新”，在書中引用大量史料，并對歷史事件、細節(jié)進行了相對嚴密的考證，再進行自己的觀點闡發(fā)。

河南大學教授王立群認為當下的通俗寫史缺乏“學術(shù)性”，雖然“通俗”和“學術(shù)”看似二元對立，然而落到歷史上，“學術(shù)”應當是對讀者負責，而“通俗”是對歷史負責，“學術(shù)”能讓大眾的精神傳統(tǒng)得到滋養(yǎng)，而“通俗”能讓歷史傳播獲得生命和傳承的廣度。

作者對這兩者有機結(jié)合的嘗試可以說很成功。在遵守歷史事實的基礎(chǔ)上，運用幽默的語言將“歷史全貌”展現(xiàn)給讀者，滿足讀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為提高通俗寫史的文化內(nèi)涵和教育意義樹立了標桿，同時能夠協(xié)助史學的發(fā)展。

目前很多大學者對歷史普及和提高通俗寫史門檻亦有相當精彩的實踐，如河南大學耿元驪教授主編的《宋朝往事》系列叢書，即是號召一眾青年學者，在保證學術(shù)性和嚴謹性的前提下，用曉白通暢的語言文字、生動活潑的書寫風格撰寫的通俗書籍，起到了學術(shù)下沉的效果，也是學者為社會服務(wù)所取得的突出成果，更加拔高了“通俗寫史”的門檻和標準。

三、一段歷史，多種聲音

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出版的《鄉(xiāng)民社會與文化︰一位人類學家對文明之研究》（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一書中提出“大傳統(tǒng)”與“小傳統(tǒng)”兩種文化概念。“大傳統(tǒng)”在如今一般可以指受過系統(tǒng)學術(shù)教育的精英階層；而小傳統(tǒng)，或者稱之為通俗文化，則屬于人民群眾。

李亦園進一步將大小傳統(tǒng)的概念運用于中國文化的研究，對應于中國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許我們也可以由此闡發(fā)，把學術(shù)專著當作“大傳統(tǒng)”，主要是學者們書寫和閱讀的，而通俗寫史作品是“小傳統(tǒng)”，主要是供沒有受過專業(yè)學術(shù)訓練的大眾閱讀。

歷史學家吳晗認為：“只有把歷史知識變成人人都能享受并從中得到鼓舞的東西，史家才算盡到了責任。”這話直到如今都擁有現(xiàn)實指導意義。史書雖然由精英階層撰寫，但是在當下中國，向公眾普及歷史知識的工作卻是刻不容緩。

本世紀初，寧波大學的錢茂偉教授在《光明日報》發(fā)表了一篇題為《從廟堂之高到江湖之遠——歷史知識在民間的傳播》的文章，亦有此提倡。

通俗寫史擁有“向公眾普及歷史知識”的作用，在不降低品位和歪曲史實的前提下，盡可能呈現(xiàn)歷史原貌，通過傳布歷史知識和智慧，提高全民族的綜合素質(zhì)，增強理性思維的水平和認識能力的作用。而作者們在通俗寫史中產(chǎn)生的新見解、新理念，恰如一種種新的聲音，幫助讀者思考的徹悟，亦如同一顆顆繁星，各自綻放著自身的光彩，擴大了讀者的認知視野。

“是非成敗轉(zhuǎn)頭空，總會留下些，照亮歷史深夜的，閃耀群星”，這是作者與筆下那些“英雄”們在浩瀚時間長河中邂逅，對他們的禮敬，亦是對信念與命運的感慨。

《青梅煮酒：三國群星閃耀時》描述的是一段歷史，也是作者對這段歷史的發(fā)聲，就如同每個人面對這段歷史時，都會發(fā)出不同的聲音，這些聲音匯聚成了精神文明的傳播，也構(gòu)建了歷史與普通讀者之間溝通、交融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