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勝文 | 劉備托孤是一場陰謀嗎？

毫無疑問，永安托孤是蜀漢政治的一個轉(zhuǎn)折點。劉備去世，諸葛亮主政，其間的銜接便是永安托孤。因此，理解永安托孤，可以說是理解蜀漢政治變遷的一把鑰匙。

舉凡托孤之事，因為涉及宮廷秘辛，權(quán)力布局，往往透著一種詭異。因此，圍繞托孤產(chǎn)生各種議論和猜度，原也不足為怪。然而，在歷史上，沒有哪一次的托孤像永安托孤這樣引發(fā)如此之多的爭議。論者大多從心術(shù)權(quán)謀的角度去揣度劉備的話意，反而忽視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永安托孤究竟托了什么？

劉備在章武二年（222年）閏六月兵敗于猇亭，收兵還魚復，改名為永安。此后，直到章武三年四月病逝，有將近十個月的時間，劉備一直待在永安。

其間，蜀漢一度增強永安的兵力。據(jù)《云別傳》載，趙云原本留督江州（今重慶），劉備兵敗后，趙云“進兵至永安”。另據(jù)《蜀書·馬忠傳》，“先主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fā)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可知劉備在兵敗后曾征兵以增補永安。增兵的原因，開始可能是由于吳軍尚在追擊，為應(yīng)付可能的后續(xù)戰(zhàn)事，需要增強兵力。“秋八月，收兵還巫。”吳蜀之間的戰(zhàn)事基本平靜下來。九月，孫曹交惡，曹魏興師南下。劉備屯兵白帝，可能是在觀望局勢變化。十一月，“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大夫宗瑋報之，吳漢復通”。吳蜀關(guān)系開始緩和。

不過，這時候，劉備的病情開始嚴重起來。日后他在給后主的遺詔中說，“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轉(zhuǎn)雜他病，殆不自濟”。軍事上的慘敗給他精神上的打擊是可以想見的。最遲在這年十二月，劉備病重的消息已經(jīng)不是永安宮里的秘密。《蜀書·先主傳》載，“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這時候，劉備開始考慮后事，他將諸葛亮從成都召至永安。章武三年二月，諸葛亮到達永安。三月的時候，黃元的叛亂在成都方面一度引起危機。《蜀書·楊洪傳》載，“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楊洪輔佐太子劉禪處理了這場危機。

章武三年（223年）四月二十四，在蟄居白帝城十個月之后，在諸葛亮到達永安兩個月之后，劉備終于病重不起，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臨終遂有托孤一事。

托孤一事，陳壽在《蜀書·先主傳》中只記了寥寥幾筆：“先主病篤，托孤于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蜀書·李嚴傳》中的記述差不多同樣簡單：“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詔輔少主。”托孤的細節(jié)主要見之于《蜀書·諸葛亮傳》。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后事，謂亮曰：“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后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后世論史者多從這段記述去琢磨劉備托孤的內(nèi)容。最讓后世費盡思量的，莫過于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八個字。千古以來，正是這八個字，激起人們的種種猜測和解讀。解讀的結(jié)果是毀譽參半，譽之者往往盛贊其君臣無猜，貶之者則謂劉備至死都在算計諸葛亮。這些解讀多為一葉遮目，不見泰山。遮住眼睛的，與其說是那八個字，不如說是思維中對心術(shù)權(quán)謀的偏好。

歷史上的托孤，多為君主臨終前考慮到嗣主年少，不能獨立處理政事，于是遺命大臣輔政。通常的做法是安排信賴的重臣形成一種穩(wěn)固的權(quán)力格局，以維護嗣主的地位。歷史上，作為故事援引得最多的是漢武帝的托孤。漢武帝晚年發(fā)生巫蠱之禍，衛(wèi)太子被逼死，武帝遂于臨終前立八歲的少子弗陵為太子，而安排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輔政。這三個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后事”。武帝臨崩前，特擢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武帝以對這三個人的信任為前提，通過加強這三個人的權(quán)力來鞏固少主的地位。不過，托孤畢竟要授予臣下以超出人臣地位的權(quán)力，到底是件不尋常的事。武帝遺命霍光輔政，援引的是周公輔成王的故事。以周公與成王的血親關(guān)系，猶且不免于流言恐懼，何況托孤于異姓。所以，在歷史上，托孤之事并不常見。拿漢武帝本人來說，他即位時也才十六歲，可是漢景帝臨終前卻未有托孤輔政的安排。東漢時，每遇嗣主年少，多為太后臨朝。魏文帝曹丕臨終時，太子曹叡已經(jīng)二十二歲了，曹丕卻遺命曹真、陳群和司馬懿輔政。曹丕還特地告誡太子說：“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按王夫之的看法，曹丕的這一安排，是“以群、懿防真，合真與懿、群而防者，曹植兄弟也”。曹丕要防范的反倒是曹氏自家兄弟。這一心結(jié)，可以追溯到當初曹丕與曹植的嗣子之爭。看來，托孤輔政跟嗣主繼位時的年齡并無必然的聯(lián)系。托孤者與其說是擔心嗣主年幼孤弱，不如說是擔心他在政治與權(quán)力場上的處境孤弱。因此，托孤往往是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

劉備的托孤也是一樣，是基于蜀漢政權(quán)特殊的政治需要。基于這一政治需要，劉備托孤，除了安排諸葛亮和李嚴輔政外，最重要的內(nèi)容是作了重大政治路線的交代。只是，人們把目光盯在“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幾個字上，看不到劉備的政治交代，也就看不到此時蜀漢政權(quán)所面臨的內(nèi)外困境和由此產(chǎn)生的特殊政治需要，當然也就難以理解永安托孤對于蜀漢國策的影響。

我們只消走出心術(shù)權(quán)謀的死角，自可獲得一種更寬的視野。永安托孤的內(nèi)容并不像白帝城的迷霧那樣晦暗莫測。

《三國志》雖然敘事簡略，但書中保留下來的與劉備托孤相關(guān)的文獻資料可以說是足夠充足的了。然而，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大家在討論永安托孤的時候，對這些文獻資料熟視無睹，而寧可在那八個字上絞盡腦汁。這幾份文獻資料，為表文、詔書或檄文，均屬文書，史料價值極高。但在討論永安托孤的種種論著中，這些文獻幾乎從未被引用過，令人不可思議。這些文獻資料清楚明白地顯示出了劉備究竟向諸葛亮托付了什么。

建興五年（227年）三月，諸葛亮準備北伐，在出屯漢中之前，上表后主，這就是廣為人知的《出師表》。其中一段言及托孤：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表文中所說的“臨崩寄臣以大事”，即是《蜀書·諸葛亮傳》中所說的“屬以后事”，表明劉備去世前確曾作為重大的事情對諸葛亮作過托付。劉備托付的事，讓諸葛亮“夙夜憂嘆”，唯恐沒做好的話，會有傷先帝之明。同受遺命輔政的李嚴表達過同樣的意思。建興四年，李嚴策反孟達時在給后者的信中寫道，“吾與孔明俱受寄托，憂深責重，思得良伴”。

劉備托付的大事，就是現(xiàn)在諸葛亮決心去做的事——“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很清楚，劉備臨崩托付的大事，就是北伐討賊，復興漢室。

此前，建寧郡的雍闿趁劉備之死據(jù)郡反叛，移檄永昌，永昌郡五官掾功曹呂凱在答檄中也說道：

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睹未萌，受遺托孤，翊贊季興。

“受遺托孤，翊贊季興”，也是說諸葛亮受劉備遺命，輔佐后主完成復興漢室的事業(yè)。從這事也可以看到，在蜀漢，永安托孤的內(nèi)容，即使是在永昌那樣較偏遠的郡、像呂凱那樣的低級官吏也都非常熟悉。

諸葛亮在表文中請求后主授權(quán)他率軍北伐，“愿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從程序上講，諸葛亮率軍北伐，須由后主授權(quán)；但是，以北伐討賊作為蜀漢國策的核心，這卻是先帝的遺命。這是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為什么要特地提到先帝“臨崩寄臣以大事”的原因。諸葛亮上表后，后主劉禪旋即下詔北伐。這篇洋洋灑灑的詔書可以說是蜀漢當前國策的一次宣示。詔書中也說到劉備托孤：

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quán)，統(tǒng)領(lǐng)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龔（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

詔書中清楚明白地說到“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現(xiàn)在，劉禪授權(quán)諸葛亮去完成的事情是——“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也就是北伐。這與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表達的意思完全一致。詔書后面還說到，對這份詔書，“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也就是說，這篇詔書的主旨，將如檄文一般，昭示天下。

從這以后，諸葛亮便念茲在茲地致力于完成劉備托付的事情，直到去世。諸葛亮去世后，后主在褒獎諸葛亮功德的詔書中也說道：

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托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zhèn)八荒，將建殊功于季漢，參伊周之巨勛。

“受遺托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仍是在說諸葛亮受劉備遺命，輔佐劉禪，北伐討賊，以期完成復興漢室的事業(yè)。

上述幾份文獻表明，北伐討賊，復興漢室，這一點作為劉備永安托孤時托付的大事，一再地昭示蜀境內(nèi)外，清楚無疑。

按理說，劉備建立的政權(quán)是以漢室的再次復興作為政治定位，那么，完成漢室復興的事業(yè)，乃屬當然之義。劉備有什么必要在臨終前以不惜給予諸葛亮特殊授權(quán)的方式，把北伐討賊復興漢室作為大事托付呢？

劉備托付的重點，不是強調(diào)復興漢室的目標必須完成，而是北伐討賊的事業(yè)必須開展。他實際上是在交代自己身后的政治路線。因為北伐討賊的事業(yè)，攸關(guān)蜀漢當前的內(nèi)外危機，攸關(guān)蜀漢的盛衰與存亡。

劉備稱帝時，以“漢有天下，歷數(shù)無疆”來表明劉氏仍享有天命，他是劉邦和劉秀事業(yè)的繼承者，他將“恭行天罰”，完成漢室的再次復興。現(xiàn)在，蜀漢遭遇空前的挫折，劉備本人也行將死去。這一情勢將引發(fā)的最大危機是其帝業(yè)的合法性危機。帝業(yè)的合法性危機，不僅僅關(guān)系到復興漢室的事業(yè)還有沒有希望完成，更直接關(guān)系到蜀漢現(xiàn)有的這點基業(yè)能否保住。

劉備稱帝后的首度“恭行天罰”指向了孫權(quán)，卻遭遇慘敗。所謂“天未悔禍”，似乎蒼天并不垂青劉備。那么，天命是否真如劉備稱帝時所宣揚的那樣仍垂青于劉氏？如果劉備再死去的話，那么，他所宣稱的將像劉秀那樣完成漢室的再次復興，又如何可能？可以說，夷陵慘敗和劉備之死，動搖了他在稱帝時的告天之文中所闡述的那整套道理，那套道理是他帝業(yè)合法性的核心論述。當一個政權(quán)不再讓人相信它有道理該存在的時候，它離消亡就不遠了。

本來，在蜀境之內(nèi)，那些在公共場合為劉備稱帝造勢的巴蜀本土士人，私底下早就在議論“劉氏祚盡”之類的說法，并將那個時代廣為流傳的“代漢者當涂高”這一讖語解讀為曹氏代漢；在蜀境之外，曹丕以漢的歷數(shù)已終作為代漢輿論的理論前提，導演了一曲禪讓劇，代漢自立。眼下，曹魏正對蜀漢展開和平統(tǒng)一攻勢，希望蜀漢取消帝號，歸順稱藩；益州內(nèi)部則發(fā)生了高定、雍闿、黃元等人的反叛。這些危機匯合起來，有可能使蜀漢政權(quán)很快就被取消。日后，諸葛亮將劉備死時蜀漢的處境形容為“此誠危急存亡之秋”。

這個以漢為號的政權(quán)，必須將自己與整個天下聯(lián)系在一起，必須堅持天下仍是漢室的天下，劉氏仍享有天命，它在巴蜀一隅之地的統(tǒng)治才是合法的。其時，天下的絕大部分已攘奪于他人之手，在這種情形下，必須明其為賊，明其為篡，天下才仍是漢室的天下。如此，劉備建立的政權(quán)，作為漢室的繼承者，其統(tǒng)治才是合法的。盡管其統(tǒng)治僅及益州一州之地，但這只是一種臨時狀態(tài)。改變這種臨時狀態(tài)就是“恭行天罰”，北伐討賊，光復大漢的天下。如果只想保住現(xiàn)有的基業(yè)的話，則現(xiàn)有的這點基業(yè)也保不住。

關(guān)于北伐討賊與蜀漢政治的關(guān)系，另有一份文獻可作參考，就是《后出師表》。此表真?zhèn)紊杏袪幾h。裴松之補注的這份文獻，出自習鑿齒的《漢晉春秋》。篇末特地注明，“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張儼為孫吳的大鴻臚，于吳寶鼎元年（晉武帝泰始二年，266年）出使西晉，吊司馬昭之喪，病死于歸途，距蜀漢之亡僅三年時間。也就是說，該表即使為偽造，偽造的時間去諸葛亮之世亦不遠。偽造者為達到仿真的效果，對于一些基本的情勢，亦必使其盡量切合實際，因而具備參考價值。其中一節(jié)對于北伐與蜀漢政治的關(guān)系，講得非常透徹。該表中說：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yè)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yè)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伐，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yè)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漢賊不兩立”，是因為天命的唯一性，賦予了天下以“王者無外”的整體性，所以，漢與賊不能兩立而并存；并存則消解了自身為天命垂青的正當性。“王業(yè)不偏安”，是因為中國古代的“王業(yè)”自我賦予了光大普世的屬性，不能光大的事業(yè)不是王業(yè)；如若偏安，就等于自證其為非王業(yè)。如果不北伐討賊，就等于是承認漢室已為他人攘奪，劉氏已為他姓所替。對于這個以漢為號的政權(quán)，這無異于取消了自身存在的依據(jù)。

唯有在北伐討賊的旌旗下，天下才仍是漢室的天下。漢室仍享有天命，巴蜀的這個以漢為號的政權(quán)才具有合法性。它才能夠摶聚人心，鞏固住這個政權(quán)。這是北伐討賊與蜀漢政權(quán)合法性的內(nèi)在關(guān)系，也是蜀漢政權(quán)存亡的關(guān)鍵。

如果說，上述幾份文獻已經(jīng)清楚地表明了劉備托付的內(nèi)容，那么，《蜀書·諸葛亮傳》中所載劉備對諸葛亮的那番話留給我們的問題則是：為什么要以那種方式相托？

蜀漢政權(quán)的盛衰與存亡取決于北伐討賊復興漢室的事業(yè)能否光大；但若是北伐的事業(yè)都受到懷疑呢？劉秀的漢室復興是他本人領(lǐng)導完成的；而劉備稱帝后的首度出征便鎩羽而歸，他本人也行將死去，嗣子劉禪年少，誰來領(lǐng)導北伐討賊的事業(yè)呢？

劉備不能如劉秀那樣親自領(lǐng)導復興漢室的事業(yè)，他選定的人是諸葛亮，他托付諸葛亮輔佐劉禪去完成北伐討賊復興漢室的大業(yè)。圍繞諸葛亮領(lǐng)導北伐，可能產(chǎn)生兩方面的疑慮：一是對他的才能，一是對他的忠誠。

劉備對諸葛亮的那番話，意在以他對諸葛亮才能與忠誠的充分信任，來表明他對諸葛亮領(lǐng)導北伐事業(yè)的信心。因為“君才十倍于曹丕”，所以，諸葛亮必定能安定蜀漢，度過眼前的危機，是為“必能安國”；也必定能完成消滅曹魏復興漢室的事業(yè)，是為“終定大事”。這是劉備向其他人表明他對諸葛亮才能的充分信心。對諸葛亮領(lǐng)導才能的信心，攸關(guān)對北伐事業(yè)的信心。日后蔣琬主政，便受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的批評，姜維北伐，也受到“智不出敵”的譏議。

諸葛亮若真的領(lǐng)導北伐消滅了曹魏，那將是蓋世奇勛。那時，他是否仍甘于作大漢的臣子呢？或者在這個過程中，他是否會因為大權(quán)獨攬而萌不臣之心呢？在漢室的歷史上，反面的典型先已有王莽，王莽由輔政而攝政，最終篡奪了政權(quán)。新近的例證則為曹氏，曹氏平定了大半個天下，但終歸取為自有。諸葛亮是否會像王莽和曹操那樣呢？劉備所言“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為提前打消對諸葛亮忠誠的疑慮。

這兒便涉及如何理解“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句話的意思了。放在劉備托付的整個思路里，這個“取”字究竟取什么，我意解讀為“收取漢家舊山河”，也就是收復被攘奪的漢室天下。如此解讀，我們才好理解：何以后主的詔書中會將劉備的托付稱之為“先帝托以天下”——劉備托付的是整個天下；如此解讀，我們才好理解：何以劉備在做這番交代時要把“君才十倍于曹丕”作為前提——滅曹才能收復被攘奪的漢室天下。

從語意理解，這也是“若嗣子可輔，輔之”后面被省略的賓語從句，意謂隨著嗣子的成長，如其才德堪任，那么，請諸葛亮輔佐他去完成這件事；如嗣子才德不堪，那么諸葛亮可以自己去完成這件事。劉備所言“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是如果真的出現(xiàn)第二種情形，那也是我劉備授權(quán)的。

有人把“君可自取”解讀為劉備授權(quán)諸葛亮在必要時可以自取帝位，這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劉備的帝業(yè)其實是一種未完成狀態(tài)，天下的絕大部分不在劉氏的手中。蜀漢當下的危機，是帝位可能被取消，而不是被取代。若劉備相許相授的是蜀漢現(xiàn)有的這點基業(yè)，則帝位不論是在劉禪還是在諸葛亮手里，這點基業(yè)終將萎縮。

田余慶先生以蜀政中的新舊人事格局來解讀劉備的托孤輔政格局，認為劉備以諸葛亮和李嚴并受遺詔輔政，意在團結(jié)蜀漢集團中的新人與舊人，俾使和衷共濟，共渡難關(guān)。但田先生將“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解讀為劉備給諸葛亮以特殊授權(quán)，防備李嚴憑借其威望促成舊人異動的潛在可能，劉備的托孤語意在防范以李嚴為代表的蜀中舊人。如此安排，才能夠既發(fā)揮李嚴穩(wěn)定舊人的作用又能控制李嚴而不受其掣肘。田先生對劉備托孤輔政格局中李嚴角色的解讀非常精到，但將“君可自取”這一特殊授權(quán)解讀為劉備許諸葛亮必要時可以自取帝位。這一解讀猶有未盡之處。以當時巴蜀的社會政治情形看，巴蜀本土不可能再醞釀出一份新的帝業(yè)，章武年間的諸葛亮也不具備天與人歸的威望。無論是舊人顛覆新人，還是以諸葛氏代替劉氏，巴蜀地區(qū)不可能再重建一份新的帝業(yè)。所謂舊人可能的異動，亦不過是在早已暗涌的“劉氏祚盡”和將“代漢者當涂高”解釋為曹氏代漢這一類輿論的基礎(chǔ)上，拋棄劉備建立的那個政權(quán)，歸順曹魏。這實際上仍是蜀漢帝業(yè)的合法性危機演變出來的一個結(jié)果。許諸葛亮以自取帝位，并不能克服這一危機。

只有北伐討賊，充注劉氏帝業(yè)的合法性，才能克服當前的政治危機；只有消滅曹魏，平定天下，劉氏的帝業(yè)復興才算完成。這個過程需要諸葛亮輔佐劉禪去完成。如果真出現(xiàn)第二種情形，即嗣子才德不堪，諸葛亮自己去滅曹氏而取天下，那也是我劉備授權(quán)的。當然，如果真出現(xiàn)那種情形，屆時諸葛亮無論是取天下，還是在取天下之后繼取帝位，其實都是取于他人之手，劉備許授的是一件并不在他手里的東西。

但問題的要點不在這兒。應(yīng)該說，在蜀漢新受重挫、劉備行將死去、蜀漢內(nèi)外危機深重的情況下，能否消滅曹氏、復興漢室，不是劉備所能逆睹的事，因而不會是他考慮的重點。但他卻看清楚了，蜀漢政權(quán)的存亡與盛衰，取決于復興漢室的事業(yè)能否光大。北伐討賊是這一事業(yè)光大的最好體現(xiàn)。在北伐討賊的旗幟上高揚起來的是漢室。只要漢室的信念仍在，蜀漢政權(quán)就是合法的。復興漢室的事業(yè)愈是光大，劉禪愈是不可能被取代。

劉備對諸葛亮講這段話的用意是，無論如何，北伐討賊的事業(yè)必須進行。他以當眾表達對諸葛亮才能和忠誠的充分信任，打消了任何可能的對北伐事業(yè)的疑慮。諸葛亮也當場表態(tài)“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矢志完成劉備托付的大事。

不管（也無須去猜）劉備內(nèi)心深處對諸葛亮是否信任，他所安排的輔政格局和交代的政治路線，均以對諸葛亮的充分信任為前提。劉備在對諸葛亮作過托付后，又遺詔敕后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臨終前，劉備又呼魯王劉永說：“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這等于是堵塞了從他子嗣的身上離間生隙的可能性。終諸葛亮之世，劉禪對他確實是事之如父。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廣漢李邈。他曾經(jīng)當面批評劉備從劉璋手里奪占益州一事，頂撞劉備。“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諸葛亮死后，李邈又以“五大不在邊”的古訓為據(jù)，對諸葛亮專兵在外表示非議，“后主怒，下獄誅之”。

放在這一背景下，劉備過世后，蜀漢迅速加強諸葛亮的權(quán)力與權(quán)威，也就很好理解。后主即位后，諸葛亮“開府治事。頃之，又領(lǐng)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蜀漢的中樞決策機制為之一變，政事由尚書臺轉(zhuǎn)至丞相府，同受遺命輔政的尚書令李嚴反倒被排除在決策中樞之外。但這應(yīng)該是秉承劉備托孤的遺意；否則，這樣的轉(zhuǎn)變已近乎柔性政變，意味著劉備尸骨未寒兩位輔政大臣就爆發(fā)矛盾。隨著蜀漢南征與北伐的開展，事權(quán)更進一步集中于諸葛亮一身，以至于李嚴“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以相試探；雖然李嚴勸進時“戒之以勿拘之道”，但因有曹操的近例，九錫已涉政治敏感性，異姓封王更是違背漢家祖制。李嚴以九錫、稱王相試探，諸葛亮答以“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在九錫、稱王這種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問題上，如果不是劉備托孤授權(quán)在先，劉禪默契無猜在后，諸葛亮斷不致如此坦然。

東晉的孫盛在對劉備托孤一事發(fā)表評論時提到，“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到孫盛之時，他所說的“世或有謂”，已不只是對劉備托孤用意的揣測，還包含對托孤效果的評價了。后面我們將看到，劉備的托孤，確實起到了“固委付之誠”“一蜀人之志”的效果。

永安托孤應(yīng)該是劉備與諸葛亮商議斟酌的結(jié)果，但也可能包含了他本人的深思熟慮。他在迷霧深鎖的白帝城待了十個月。在白帝城的秋風中，悵望滔滔江流，他是否會回顧自己的生平？他一生奮斗，從燕趙到巴蜀，何以當初能迅速成就英雄之名，何以眼下會陷入如此的困局？當他在給后主的遺詔中寫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這是否已包含了他對自己畢生得失的總結(jié)？他的托孤安排至少顯示了，在白帝城的迷霧般的困局中，他看到了一個走出困局的方向。

永安托孤的深意，如有費解之處，不在于梟雄心思的猜測，而在于領(lǐng)會一個鮮明的政治主題與一個政權(quán)的盛衰存亡之間的關(guān)系。劉備的托孤，無論是托付的內(nèi)容，還是托付的方式，要點在于北伐討賊對蜀漢當前政治的意義。充注蜀漢帝業(yè)的合法性，克服當前的政治危機，進而使其走向光大，唯有北伐討賊。通過這個安排，他希望，在自己身歿之后，整個蜀漢集團能緊密地團結(jié)在諸葛亮的周圍，團結(jié)在北伐討賊的旗幟下。如此，蜀漢的帝業(yè)或許還有光大的可能。

本文選自《大漢帝國在巴蜀：蜀漢天命的振揚與沉墜（修訂版）》（饒勝文 著，后浪·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