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延：現代人在劫難逃，但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 新書速遞

容貌焦慮、手機成癮、算法統治、跟風旅行、內卷、迷茫、抑郁……

這些我們現代人共同面對的問題，究竟是怎么來的？誰又能給出答案？又或者根本不需要答案？

孟慶延老師的新書《誰的問題：現代社會的非標準答案》基于“東腔西調”播客的“社會病理學”欄目的整理，深入剖析現代生活各種問題的來龍去脈。新書經過作者一字一句的重新梳理和完善，比播客內容更系統化。

社會學不應只是高頭講章，而也可以成為我們共同面對問題的工具。讓我們跟著孟老師的敘述，走進具體的生活。

誰的問題：現代社會的非標準答案

本文摘自《誰的問題》后記

文 | 孟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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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2003年那個炙熱的夏天拿到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完全被通知書上的“社會學”三個字震懾住了。我不知道它究竟為何物，也不知道等待我的“未來”是什么，更沒有想過這竟然會成為我的志業—對一個中學生而言，要弄清楚sociology是什么，確實是個過高的要求。在那個互聯網還不發達，筆記本電腦并不普及，藍屏手機都還是個稀罕物件的年代，我跑到新華書店，找到了一本我現在已經忘記書名的社會學教材。我在打開第一頁之后就陷入了深深的絕望，因為那上面寫著：“社會學就是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學問。”這是一句標準的“正確的廢話”，也是“用A解釋A”的典型案例。

到大學報到后的新生見面會上，當時負責本科生教學的賀曉星老師突然問我們：“你們班有多少人的第一志愿是社會學呀？”38人中有3人默默舉起了自己的手。“我要恭喜剩下的35位同學，因為不是你們選擇了社會學，而是社會學選擇了你們。”語言是一門藝術，因為不同的表述方式會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社會學選擇了你們”竟然讓人有種自己是“天選社會人”的錯覺。2017 年，我們南京大學社會學系2003級本科畢業生回母校參加畢業十周年活動，跟賀老師聊起這段故事，賀老師驚訝道：“是嗎？我還說過這么有水平的話呀！”本科四年的生活是難忘的，因為在這四年中，通過閱讀和田野調查，我產生了對社會學的興趣，我發現這門“邊界不清”、有些“抽象晦澀”的學問似乎可以回答生活中的很多困惑，但坦率地說，那個時候的我還不太能夠讀懂涂爾干、韋伯以及托克維爾的作品，我對這些書充滿興趣，卻又總覺得它們莫名有種“高級感”，或許是由于求知欲，也或許是由于虛榮心，我一直沒有失去把這種“高級感”弄明白的動力。

除了閱讀之外，田野調查對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來說也是極具吸引力的，它極大地滿足了我對外部世界的好奇，也滿足了我對“談資”與“閱歷”的需求。但是，在一次次田野調查中，我慢慢體會到的是自我的“有限”與“抽象”。年輕的自己有著對世界的想象、對觀念的著迷，又會按照抽象觀念來理解生活世界，形成對世界的批判，甚至以尖刻的批判和特立獨行的叛逆為自身“裝點”。幫我在無形中去除這些的，依然是社會學。

本科畢業后，我到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讀研，后來又到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讀博。我很難用語言和文字表達出這七年讀書生活對自己的意義。但是，那些具有“高級感”的書，我是從這個時候才開始逐漸讀懂的，在田野中“放下自己”，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慢慢學會的。

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們有讀書會的傳統，有的讀書會每兩周一次，有的讀書會每周一次，一次最少半天，雷打不動。其內容是大家集體閱讀經典著作，比如我們和渠敬東教授組織的黑格爾小組一起用了好幾年共同研讀《精神現象學》，和應星老師一起花了一年多讀完了洛克的《政府論》，花了兩年多讀完了伍德的《美利堅共和國的締造》。這種共同讀書的集體生活，給了年輕人最寶貴的滋養。

洛克《政府論》

讀書會還有另外一種形式，就是師門內的人每兩周要報告自己的論文進展，并接受大家的“口誅筆伐”。記得有一次，我剛從唐山下面的一個村子做田野調查回來，做田野匯報。對一個從小在城里長大、在城里生活的年輕人來說，田野工作中這幾個月的鄉村生活，是美好而難得的。所以我在田野報告中描繪了一幅男耕女織的田園詩意畫，并以具有高度反思性的方式批判著“現代”、“機器”和“工業”。匯報完之后，我的師兄直接開火：“小孟，一看你就沒有好好做田野調查！”還不等我爭辯，他就繼續說道：“田野調查要求同吃同住同勞動，你這個田野報告一看就是偷懶了，沒和人家一起下地干農活兒。我就是農村出來的，你只要認真干過農活兒，就不會寫出這種田園詩一般的田野報告，就知道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干一天，最大的感受不是這些傷懷和抽象的批判，而是‘累’，身體上的累，最直觀的疲倦。有了這層體會，你再來講你對鄉村、工業、現代這些問題的判斷。”

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什么例子能夠比這個更說明什么是“抽象的觀念”了。那些沒有真切的經歷與體驗感受的觀念，那些只停留在腦海中、書本中或者其他形態的文本載體中的“應該如何如何”，都是抽象的。我總是在重復說，現代個體的存在形態，是觀念的高度發達與現實的極度蜷縮并存，這種共存的狀態幾乎塑造著現代人的所有“焦灼”—理想與現實、應然與實然，概莫能外。在我看來，社會學是幫助我們克服這種狀態的學問，它是溫柔而具體的。

說它是“溫柔”的學問，是因為它要求從事社會學學習與研究的人，以坦誠而非“意氣”的方式去面對自己的研究對象。當我們閱讀經典時，我們要弄清的是作者的語境、邏輯乃至情感；當我們在田野中時，我們則要“將心比心”，設身處地。這些，都是非“溫柔”不可得的東西。社會學更是一門具體的學問，因為它要求我們以“具體”而非“抽象”的方式思考問題，警惕一切簡單抽象的觀念對自己可能產生的影響。比如在閱讀韋伯的作品時，我們要杜絕這樣的理解方式：韋伯最厲害的地方是，他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起是由于西方宗教改革。這就是一種最典型的抽象理解方式，因為韋伯所討論的是一種非因果的選擇性親和關系。再比如，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自己的田野調查對象？單純地對他們的行為做記錄并套用各種概念進行簡單評價就是抽象的，而了解田野調查對象每個社會行動的主觀意義、客觀結構性限制及其具體情境就是具體的。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學要求每個人暫時放下虛幻的、妄自尊大的“自己”，以一種真誠而樸素的心態去面對自己的周遭與生活世界。

“星火”考察中的孟慶延老師

在我看來，我所有的學習經歷，我在有限的職業生涯和人生旅程中遇到的師長、朋友，以及我的家人，都是社會學的“饋贈”，因為他們以及與他們的共同生活不斷塑造著我的“自我”。我并不知道它有沒有變“好”—好與壞沒有標準，但我知道，它變得豐富了，也變得具體了。

現代人經常將“為他人著想，為自己活著”這句話掛在嘴邊，一方面標明個體的獨立性，一方面彰顯自己不是個“自私的人”。這句話沒有錯，但我總覺得，把這句話倒過來依然成立。“為他人活著，為自己著想。”為他人活著似乎是個令人無法接受的說法，但仔細想想，一個生活世界中容納不了他者的“自我”，不只是孤獨的，更是虛空的。我們或許應該認識到的事情是：沒有那些重要的他者，就沒有“自我”；所謂意義，是在與重要的他者共同的承載中才真實存在的東西。或許這才是現代社會與現代個體的真實境況。所以，要感謝生命中的重要他者，不只因為情誼，更因為在共同的生命歷程中，我們彼此塑造，彼此聯結。

這本書能夠出版，要感謝中信出版社的支持，也要感謝愛道思人文學社的小伙伴。在這幾年的相處中，我們也成為彼此生命中的重要他者。最后，還要感謝我的師弟，北京大學的歷史學博士何必同學，沒有他主理的播客“東腔西調”，就不會有這本書的出現。在播客“閑聊”的過程中，我們慢慢有了把語言變成文字的想法，并最終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將這個想法實現。

這本書并不傳播規律或者定理，它只是一些不一定正確的個人見解，將它們分享給大家，是我對“社會學究竟意味著什么”的一次回答。

現代人在劫難逃，但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珍惜那些在生命中定義了我們的重要他者，是每個現代人的必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