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文化之宜豐：莫負淵明里，還來看菊花

買山何地可，仗錫有煙霞。

避暑愚公谷，談經楊子家。

禪心憑落葉，世事聽浮槎。

莫負淵明里，還來看菊花。

“莫負淵明里”是出自清初戲劇家裘璉《贈別雪公上人》中的詩句，“雪公上人”即是彪炳畫史的八大山人。此時的裘璉寄居在江西瑞州府新昌縣（今宜豐縣，以下均同），該詩是邀請時在奉新縣蘆田耕香院修禪的八大山人來新昌做客。裘璉詩句中的“淵明里”可用來概括史料中記載的“宜豐印象”。

新昌立縣于宋太平興六年（公元981年），但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歷史遠不止這個時候。早于宋朝七百余年的三國時期，這里就已經建立了縣級行政機構，同時西漢的梅福、西晉的許遜和東晉的陶淵明均在這里留下足跡，具有兩千余年的人文歷史。

九嶺山脈連綿在湘、贛兩省交界，山脈兩側是廣闊的魚米之鄉。秦漢時期，大量的蠻夷和流民藏身于此，躲避戰亂。三國時期又成為孫吳和劉表的紛爭之地。新昌縣則處在山脈南麓的贛西北地區，目前縣境面積1935平方公里，山林面積209.5萬畝（約1393平方公里），人口25.3萬，地貌格局則是“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莊園”。

自晉至唐，因溝壑縱橫和山路險阻，這片崇山峻嶺依然是一處適合避亂棲息之所。翻開世代居住在宜豐望族的族譜就會發現，他們的始遷祖無一例外的就是看中這塊遠離紛爭的土地，于是扎根在此，開墾耕作，繁衍生息。

如南北朝的漆彬，官龍驤將軍，從高安新城徙居石臺（今宜豐新昌鎮良頭村石頭組）。到了隋朝，其后裔漆弼捨家宅建寺廟，后成為歷史上非常有名的清涼禪院，北宋文豪蘇軾和蘇轍兩兄弟曾一同拜訪。漆氏成為新昌縣治四大望族之一。

如唐朝末年的蔡劍，官江南西道節度副使，因“雅意林壑”徙居鹽步（今宜豐縣城）開墾。五代時立鹽步鎮，又在北宋初年立新昌縣，其中蔡劍的后裔蔡嵩和蔡岑兩兄弟功不可沒。蔡氏成為新昌縣治四大望族之一。

如唐朝末年的張玉，官九江觀察使兼提刑獄，期間“拜陶靖節祠，擇其子孫有行誼者數人復其身，令肄業學宮”。唐亡后，掛冠歸奉新，再徙居橫岡（今宜豐同安鄉宅里）隱居。張氏成為新昌縣太平鄉望族。

三國吳黃武五年（公元226年），孫權出于防御九嶺山脈的需要，在此屯田，立宜豐縣，又有史料稱豐城，之后經歷三次廢除。自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至宋太平興六年（公元981年）的三百六十五年間，這片地廣人稀的區域隸屬高安縣管轄，去郡百里，官府無法進行有效地管理，歷史記載幾乎一片空白。

北宋立國，在蔡氏的推動之下，于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又在這片土地上置新昌縣，《國朝會要》則稱置于“太平興國七年（公元982年）”。筆者認為，新昌治縣于“太平興國六年”的記載出于《太平寰宇記》，采集的是“轉運司之奏請”，并列出詳細的戶口數量，從奏請到獲準存在時間差。

《太平寰宇記》記載，新昌立縣時，劃歸管轄的人口僅有0.48萬戶。又《新昌縣志》記載，宋有2.8萬戶和約10.5萬人口，戶均3.75人，由此可換算出新昌立縣時的人口才1.8萬，也就是說，自立新昌縣后人口增長了近9萬人。遺憾的是，《新昌縣志》記載的數據沒有說明是在宋朝的哪個時期？

筆者透過史料分析，到南宋亡時，新昌縣人口可能遠不止《新昌縣志》記載的這個數字。房弼在《州官題名記》中提到：“元貞元年（公元1295年），詔江南諸縣戶四萬以上等第升州。新昌與焉，州既升，官亦升。仕于是邦者，其爵秩視昔殊矣。”南宋亡于公元1279年，短短的十余年時間再加上朝代更替和戰亂，人口從2.79萬戶猛增到4萬余戶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故可推斷，在南宋末年，新昌縣人口其實就已達到4萬戶的規模。另外，據《新昌縣志》記載，元有4.1萬戶，按戶均3.75人計算，有15.43萬人，故南宋末的人口數量與元初大致相同。2020年，宜豐縣人口為25.29萬人（第七次人口普查），僅比七百余年前多出10萬人左右。目前全國人口基數已達到14億，而宋時全國人口基數則不足1個億，相當于現在人口200余萬規模的縣，可見當時的新昌縣屬于人煙稠密區域。

通過與新昌接壤各縣同時期人口數字對比也可發現，新昌縣人口數量之多，讓周邊三縣望塵莫及。如上高縣，宋有1.8萬戶，約6.35萬人口，比新昌縣少4萬余人。又如萬載縣，宋有1.28萬戶和3.34萬人口，比新昌縣少7萬余人。又如奉新縣，宋0.9萬戶和1.72萬人口，比新昌縣少近9萬人。就拿當時筠州府治所的高安縣來比較，宋有3.45萬戶，約12.09萬人口，僅比新昌多1.5萬人。那么，為什么當時筠州四縣中位置最偏僻的新昌縣會出現人口暴增呢？

筆者認為，新昌縣人口的增長首先與兩宋交替時長江以北人口大量南渡的大環境有關，其次又與南渡移民尋求理想的庇護之所有關。陶淵明經蘇軾推崇，在北宋文人中形成不可阻擋的影響力，陶詩所追求的精神世界得到效仿，《桃花源記》所描述的世外桃源，在那個因戰亂而被迫南渡的年代里，無疑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盡管目前無法證實《桃花源記》是否陶淵明在“宜豐”時所作，但人們發現心中的理想社會與新昌縣存在許多吻合之處，否則無法解釋南宋時期新昌縣人口暴增的原因。

一是環境。新昌縣境內崇山峻嶺、叢林密布，因交通不便與外界隔絕。蔡人杰《重修縣門樓記》中提到：“自建炎盜入，訖宋三百年，民不識兵。”即自唐末至兩宋交替之前的三百年間，新昌縣百姓沒見過軍隊，一直保留著古樸淳厚的民風，成為當時南渡人們理想的目的地，宛如《桃花源記》中所述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許多文人儒士舉家遷徙到此，不僅帶來先進的技術，而且也帶來了家學，開辦眾多的書院，于是耕讀蔚然成風，故有元朝知州趙居仁“吾州亦子男之邦”的感嘆和明朝縣令汪道“山川之勝、人物之盛、文章之富甲于旁邑”的贊美。

如胡湘，宋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任新昌知縣，擇縣治東南之石埠定居。胡氏成為新昌縣治四大望族之一。

又如李烈，任南昌教諭。宋天圣庚午（公元1030年），由修水遷居新昌澄溪（今澄塘）。李氏為澄塘望族。

又如劉仕章，任袁州分宜主薄。宋慶歷年間（公元1041-1048年），逢游新昌之境，見山水美勝，相中新市里，便把家遷居于此。其子劉從政人稱劉十萬，時為天寶巨富。

又如陳值，任筠州參軍，宋治平乙巳（公元1065年），由陳家湖遷居天寶山谷后坊。陳氏為潭山望族。

又如熊仔，任利州觀察使給奉筠州。宋高宗南渡后（公元1143-1175年）始遷居新昌縣治鹽步鎮。熊氏成為新昌縣治四大望族之一。

又如劉椿，宋光宗年間（公元1147-1200年）任大姑嶺巡檢，秩滿見辛會形勢頗勝，遂攜家定居。今為天寶望族。

由于篇幅有限，以上所列舉僅是因新昌縣環境勝美而遷居的部分家族。各家族英才輩出，可考歷朝進士達230人、舉人達780多人，為新昌縣人文歷史譜下恢弘篇章。

二是民風。北宋時期，黃庭堅有《東郭居士南園記》和《新昌瑞芝亭記》兩篇文章盛贊新昌縣乃是隱逸聞道和嘉政福民之地，在當時的文人仕宦和學士貴族中廣為傳誦。

《東郭居士南園記》是黃庭堅為其居住在新昌縣城東的姑父蔡曾所筑“南園”而撰，文章中對“南園”的布局和環境極盡溢美之詞，體現出當時文人雅士“獨居而樂、獨思而憂”的精神追求，讀來讓人神往。

宋元祐八年（1093年）四月，黃庭堅在與新昌接壤的修水雙井老家為母親守孝，期間剛到任新昌知縣三個月的卲葉稱其便坐之室生出十二支五色靈芝，鄉人認為是嘉政，必有福于民。于是卲葉差人到修水雙井報信，黃庭堅為此作《新昌瑞芝亭記》。文章中，黃庭堅對五色靈芝生長于新昌的現象頗為驚奇，故詳細論述其祥瑞，對卲葉行嘉政于民寄予厚望。盡管史料沒有記載卲葉在新昌有可圈可點的政績，但黃庭堅此篇文章無疑向世人傳達了新昌乃是世上的祥瑞之地。

同年七月，黃庭堅又為好友柳平撰《江西道院賦并序》。時外界一直流傳江西四府“民險而鍵，以終訴而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筆之民”，時柳平官筠州知府，發現民風淳樸，為官悠閑自在，在府署構建偏室時名為“江西道院”，向世人辟謠正名。偏室落成后，柳平差人告知黃庭堅。此文章流傳甚廣，成為當時筠州府的金字招牌。筠州后改稱瑞州，遂成為后來南遷人們的向往之地。

南宋淳熙年間，新昌知縣錢鍪同樣感于為官悠閑自在，仿黃庭堅意，在縣署后庭建“江西小道院”，故新昌縣又有“江西小道院”之稱。筆者認為，這些均是南宋時期吸引大量南渡移民涌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是人文。《太平寰宇記》記載的“淵明始家宜豐，后徙柴桑”并沒有引起史家的關注，盡管陶淵明的“粉絲”蘇軾和其弟弟蘇轍曾到訪過新昌名勝，但不見他們的著作中半字提起“淵明始家宜豐”，這點也成為某些學者質疑的依據。胡思敬在《鹽乘》中也道：“靖節居宜豐時年尚少，地又極偏，即有可傳之時，載筆者無從之”。筆者認為這是“淵明始家宜豐”不為學界所認可的關鍵，故才有“若《圖經》云始家宜豐，則史傳詩文俱無考證，難于取信”之說。

只要知曉宜豐的歷史演變過程，不為人知的“淵明里”早在九百余年前的南宋，隨著全國各地能人志士的到來而大白天下。其中尤以熊仔的裔孫熊良輔對新昌縣歷史的挖掘和考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熊良輔隨祖父熊仔遷居新昌，仍以開封原籍舉進士，知光化軍，不久轉武大夫，又知辰州。熊良輔秩滿只攜一塊古碑回居新昌，潛心地方史。因宋建炎年間（公元1127-1130年），新昌縣署被亂兵焚毀，典籍無存，之后各任縣令交接時，均臨時謄寫縣情，文字偽舛寖多。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縣令趙綸礙于新昌縣近百年無典籍可查，決定拾遺考實地方史料，重纂圖經，名為《新昌圖經》，并請熊良輔為序。熊良輔在《新昌圖經序》中道：“況繇漢晉以來，先賢遺躅，如梅之尉山、陶之故里，皆在邑境之內。高風千載，人益嘉尚。”此后又有新昌天德鄉的南宋狀元姚勉：“不負晉朝，惟書甲子號，如吾里淵明者乎，是所位義也”。南宋年間，除趙綸外，其后任瑞州知府的文天祥、新昌知縣的趙揣長、曾淵子等均是在“高風千載、人益嘉尚”的感召下，撰寫了有關“淵明里”的文章。熊良輔的兒子熊襄更受父的影響，秩滿后在“書林橋”筑書屋，隱居田園讀書。南宋亡時，毅然募兵抗元，為此舍身取義，終身不事二朝。熊襄是南宋時期新昌“尊陶”之風熏陶下的典型代表。

南宋時期，新昌縣“尊陶”之風興起，為那些南渡的文人提供了一塊精神寄托之地。他們的到來，不僅改變了豐富了當地的文化，而且也將新昌縣不為人知的歷史載入史冊。如王象之的《輿地紀勝》記載的新昌縣史料明顯多于《太平寰宇記》，之后的《元一統志》、《大明一統志》等均對新昌人文歷史有較詳細的記載。

然而到了元末，新昌縣成為紅巾軍各勢力的擄掠之地，官府無力抵御，各鄉募勇自保，數年間田地荒蕪，桃源式的景象一去不復。陳友諒盤踞江州時被強征浮糧，朱元璋建立明朝時又不予減免，清初“減浮”時又與高安縣發生紛爭，數百年來的繁重賦役不僅嚴重滯緩新昌縣的經濟發展，而且使百姓生活陷入困境，導致人口銳減。如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還有軍民等戶2.04萬，人口10.77萬，回到宋朝人口數量，比元初減少近5萬人。至清初時，又減少至9.13萬人，成丁男子僅為1.97萬，婦女大口僅為0.99萬，其余的均是未成丁男子和婦女小口。明朝立國以來，新昌人口不增反減，說明有大量的人口拋家外逃或死亡，這其中不堪重負是主要原因。同時因賦役分配也導致民間矛盾不斷，持強凌弱的現象時有出現，造成訴訟不斷、賦稅難于準時上繳等各種社會問題，官吏疲于應付。故有新昌知縣黃運啟“民貧而疲于積逋之交徵，士愿而苦于謀生之不暇”之感嘆。清康熙年間，新昌縣多次統計人口，其目的就是想消除這些矛盾，故受到民眾稱贊，才有漆嘉祉的《邑侯胡公編審碑記》。

明萬歷年的《江西輿地圖說》對江西各地民風評價主要有“淳、刁、悍”三種，給出新昌縣民風評價是“悍”。又道：“（新昌）風氣驕嚚，謗讟機穽，以刀筆為耒耜。而豪右作逋逃，主邑長吏良苦辛矣！”盡管對《江西輿地圖說》的評判可提出質疑，但此時的新昌縣完全沒有了“江西小道院”的光景。據史料分析，筆者認為明代這股“以刀筆為耒耜”之風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故在科舉取消之后，宜豐投身法政的士子非常多。同時，《江西輿地圖說》也提到：“（新昌）古樸流風猶有存者，人恥惡聲而世家克由禮”說明自宋時延續下來的家族風范并沒完全泯沒。

《江西輿地圖說》所述，也可從明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新昌知縣沈希韶倡建文峰塔的行為中得到佐證。沈希韶見新昌縣從曾經的“子男之邦”淪落為“愚蠻之地”，甚為嘆惜。他不僅從民間中選拔士子收為門生，如吳甘來、漆嘉祉等，而且親自卜基建文峰塔，目的是教化于民，企圖重興文風。清康熙年間，邑紳們將文峰塔改稱為崇文塔。從此，歷來受到新昌縣文人志士的重視和保護，得以留存至今。

明朝時，新昌縣對外貿易的物產單一，鄒維璉在《與南新二縣父母公書》中就有：“敝邑新昌，僻在萬山中，田磽賦重，無他物產，僅藉草紙一種”，崇文塔前后歷八十六年才建成，可見當時民窮財匱的狀況。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經不起任何的沖擊，在經歷了朝代更替之后，清康熙壬寅（公元1662年），黃運啟到任新昌知縣，當從凌江轉乘扁舟來到新昌縣治時，讓他意料不到的是新昌縣如此土瘠民懦，縣城內外皆是百業蕭條的景象，故有：“余不佞，承乏五鹽。始至之日，入其郊，郊多宿莽；經其衢，衢多揚沸；覲先圣之宮，宮為茂草抵蒞；止之廳事，數椽不蔽，陋若寒畯焉。”清代除乾嘉時期較為穩定外，境內又曾遭遇數次寇亂，至太平天國后期，縣域經濟受到重創，從此一蹶不振。

新昌縣因環境、民風和人文等形成的“淵明里”，成為宋人南渡聚居之地，促使該地區從蒙昧走上文明，構建起以世代耕讀出仕為主的社會體系，并逐步與外界交流。又因戰亂和重賦，明初起迫使大量人口遷出，民風逐漸頹廢。到了清乾嘉時期，盡管出現數十年短暫的繁榮，但還是阻止不了走上末落的步伐。

《易經》曰：“觀看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當下，這塊充滿傳奇的區域已遠離戰亂七十余年，曾經山徼僻壤的新昌縣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則是一個嶄新和充滿希望的宜豐縣，原有的天塹已變為通途，數條高速公路穿境而過。即便如此，先輩留下的璀璨文化仍值得我們驕傲，不能隨意否認、漠視和抹去。“莫負淵明里”，應在先輩開創出的人文基礎上付出努力，把自己的家鄉建設得更加美好，讓千年來的文脈賡續下去，必然會迎來宋時八方來客紛沓而至的“淵明里”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