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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東征紀念館位于永和乾坤灣邊上的東征村,距離于家咀咫尺之遙。我們到達時,正是上午十點左右,游人不多,三三兩兩的,但感覺這里很聚人氣。
70年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蠢蠢欲動,加緊備戰步伐,試圖全面侵略中國——中華民族處在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此時,占據黃河北岸陜北地區的中國共產黨識破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毅然決定把紅軍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由毛澤東親自率領,突破黃河天險,挺進山西,東征抗日。從1936年2月20日渡河戰役打響至5月5日東征紅軍回師陜北,歷時75天,途經包括永和在內的山西50余縣,在連綿不斷戰火烽煙中,做了大量的抗日宣傳工作,在輿論上得到全國各界的廣泛支持。借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就是“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擴大了紅軍,籌集了財物”。紅軍東征,播下了抗日的火種,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為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中國革命現代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東征紅軍完成既定戰略計劃回師延安時,毛澤東率領中央警衛團從交口縣康城鎮出發進入永和縣境內,1936年5月1日到達閣底鄉上退干村——也就是我們此時所在的村莊。鄉人傳說,毛澤東首先到的是永和桑壁村,在那里,毛澤東問參謀人員:“這是什么村?”
參謀回答說是桑壁:“桑是桑樹的桑;壁是墻壁的壁。”
毛澤東略作沉吟后自言自語:“桑壁?壁者,墻也;墻者,擋道之物也。”
他抬起頭對參謀人員說:“我們要回師,它要擋道。這個地方是不能住的。”
部隊又繼續行軍到前龍石腰村,毛澤東又問參謀人員:“這個村叫什么名字?”
參謀答:“前龍石腰。”
毛澤東若有所思地說:“龍到此地都要折腰行禮,看來是風水寶地,可以住。”
次日,部隊行軍到索珠村,毛澤東打發人問村民:“這是什么地方?”
村民說是索珠(永和鄉音,索念殺)村。毛澤東聽后,自嘲地笑笑說:“國民黨要殺朱拔毛,這地方叫殺豬,殺豬了,毛焉存?不能住。”
部隊繼續前行,翻過閣山,到了閣底村,毛澤東問:“這是哪兒?”
參謀回答說是閣底村。毛澤東說:“閣底、閣底,革命到底,不能住。”
部隊又繼續行軍,最后到了上退干村。當毛澤東在這里聽到這個村名時,立刻興奮地說:“我們現在做的是戰略撤退,這地方又叫退干。好!退干、退干,退回去繼續干革命。今晚就住在這兒。”
于是,毛澤東和夫人賀子珍就住在了上退干村前的關帝廟里。
如今的關帝廟院內,還保留著當時的格局。正前方是三座破舊的窯洞,為毛澤東警衛當年所住地方;左側一座十多平米的簡陋平房,是毛澤東和賀子珍的臨時住房。屋內空空蕩蕩,滿目灰塵,沒有任何陳列品,只在坑沿旁邊斜靠著一副像框,里面是毛澤東和賀子珍當年在此拍攝的一張站著的合影。毛澤東盡管顯得清瘦,但精神矍鑠,一副胸有成竹的偉人風范。賀子珍本是個美人兒,但此時的她看起來嚴重營養不良,寬大的軍服裹在身上,讓她本來就瘦小的身材顯得更加單薄、瘦弱。也許,她當年住在這里時,過往的積勞成疾已經讓她身心疲憊了。離此僅一年半之后,這位曾經的中國偉人毛澤東的夫人,就遠赴蘇聯治病,永遠而無奈地離開了她一生衷愛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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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在東征紀念館建立之前,有一次,毛澤東回憶東征時的情形,忘了在哪里住過,只記得“出門七步一口井”。后來根據這個信息,當時的臨汾地委、永和縣委派人察訪,最后確定就是這個地方。直到今天,那口井還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似乎在向旅客們得意地訴說著她過往的輝煌。
紅軍東征永和紀念館最早建于1971年。當時正值狂熱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經在黨內外達到了極致。當時的中共臨汾地委也不甘落后,就在毛澤東當年住過的閣底鄉上退干村召開了第一屆全體委員會議,并將上退干村改名為東征村,延續至今。1995年,永和縣委投資10萬元對已經破損多年的紀念館進行了維修。2005年,再次進行了修葺和擴建。這次重修的紅軍東征紀念館,占地面積達到了2500平方米,以“英明決策筑輝煌”“紅軍東征在永和”和“老區人民愛紅軍”為主題分設了三個展廳,用大量的實物圖片、塑刻作品等真實地再現了一幅幅波瀾壯闊的紅軍東征歷史畫卷,全面展示了當年東征紅軍可歌可泣的感人業績。
紀念大廳前豎立著一座毛澤東走姿的銅像,高大威武,英姿颯爽。銅像前擺放著一座香爐,里面插著幾柱冒著裊裊青煙的燃香。據說,自2006年5月新建的東征紀念館揭牌以后,每當太陽升起時,毛主席塑像右手手指就有水珠滲出,慢慢凝成水滴,不斷落下。當太陽落山時,水珠自然停滴。按當地百姓的說法是,這是毛主席的龍身顯靈。遺憾的是,我們上前瞻仰時,并未能看到這一特殊現象出現。
紀念館側面有一道通向關帝廟的小門,門上建有有一座魁星閣。據說閣頂上原來生長著一棵1米多高的小柏樹。
“是1936年紅軍回師后的秋天自己長出來的。”同行的當地“村官”郭海林特別強調說,“魁星閣為磚木結構,樓頂是瓦,下面木柴襯托,只有二三寸厚的土,可是,這棵小柏樹卻長得郁郁蔥蔥,歷經多次大旱而不枯。奇怪的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這棵小柏樹在當年冬天便莫名奇妙地枯死了,而且方向指向北京。于是群眾便將這株小柏樹稱做‘殉義柏’。 ”
我聽了,不覺啞然失笑。在當代,毛澤東已經升格為老百姓心目中不可褻瀆的神靈。事實上,所有的底層百姓總是有意或無意地在共同參與著這種造神的運動。他們總是按照自己善良的愿望,用各種子虛烏有的神奇故事重新塑造著他們心目中神靈的高大形象。中國五千的文明史,實際上就是一部中華神靈的再造史。不管是帝王將相,還是平民百姓,不管是文人墨客,還是走卒販夫,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狂熱的神靈制造者。造神,讓我們迷失了智慧的雙眼,讓我們只在求諸“禮義廉恥”的君子人格修養中,忽視了對外部世界規律的探索,疏忽了對真理、真相的追求;造神,讓我們陷在情感的漩渦中,讓理智的翅膀折斷在迷離的心海里,以至于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中國人都在心理上變成了神的奴隸。
就在我們將要離去的時候,有三個身穿登山服、推著山地車的“騎車一族”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們身上迸發出來的那股朝氣和洋溢在全身的青春活力,讓我不得不向他們行注目禮。我以為,他們是山西師大的學生,一塊從臨汾結伴騎車到這兒的。
“年輕真好!”我忍不住發出由衷地感嘆。但是,當我的目光掃視到其中一個高個子的時候,我傻了。那張臉分明是一張飽經風霜、布滿皺紋的老人的臉啊。我再移目去看另外兩人,居然也是兩張溝壑縱橫的古銅色的大臉盤。我在一剎那的驚詫過后,趕快上前,問那個高個子老人,他們有多大年紀,從哪里來的啊。
老人笑呵呵地說:“我今年66歲。”他指著另外兩個“登山服”,“他們兩位,一個65歲,一個64歲。我們是從介休騎車過來的,一路騎,一路玩,四天后到達了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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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著感覺有點不可思議,介休到這里應該至少有三四百公里呢,而且幾乎有一半的路程都是崎嶇難行的山路。
老人爽朗的話語立刻引起了同行的《臨汾日報》黃俊英主任的注意,她趕忙掏出筆和本來采訪,又安排同行的石耀輝教授拍照,顯得異常興奮。
深入交談后,我才知道,這三位六旬“驢友”,居然曾經騎車到達過南京一帶,居然都還趕時髦、趕新潮地上著微信。
我在驚嘆之余意識到,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青春旋律,也許才是中國人民心目中偉大領袖倡導的那種“與天斗,與地斗”其樂無窮的不屈不撓的意志力,也許才是那種“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的民族魂。
或許,當毛澤東當年率領紅軍抗日先鋒隊從這里勝利回師陜北的時候,他的腦子里思考的正是如何在把日本軍國主義趕出中國后,怎樣去建立一個沒有封建迷信,不再造神的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
離開紅軍東征紀念館時,那“神”的概念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久久揮之不去。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國時代》《前中國時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商亡這三千年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前中國時代》入選商務印書館官方發布的“2021 歷史好書 60 種”榜單。
《元中國時代》入選“2020 百道原創好書榜年榜·人文類 ”,同時在 2020 年 “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好書讀者投票評選”活動中獲得第二名,在“歷史的回響”類別中高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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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7月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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