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與理性：“三反”“五反”運動的來龍去脈

1951 年，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一宗宗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一批一批的傷病員從前線被抬下來，等他們盼望著早日康復重返前線參加戰斗時，本來早就該運送到前線的青霉素以及磺胺類藥卻遲遲送不來。

一封封充滿著渴盼的加急電報越過鴨綠江飛向祖國的心臟。然而，在前線浴血奮戰的一大批志愿軍傷病員自始至終沒有見到這些救命“圣藥”，這批最可愛的人帶著些許的不解和無窮的遺憾，眼睜睜地哀嚎而死。

后來，藥品送到了，卻是已經作廢的過期藥品！

官兵們憤怒了。

國內也引起了軒然大波，有關部門立刻展開了全面的調查工作，結果很快追查出來：不法資本家所為。

調查報告送到了毛澤東手里。他的腦海立刻浮現出陳毅市長、黃敬市長有關資本家不法行為的報告。

在上海。

一食品廠把部隊給傷病員的 194 萬元的訂貨，竟用已經發臭的豬肉做成扣肉交換；

某繩廠嚴重偷工減料，接受解放軍的白棕繩訂貨，卻用爛麻繩、水吊繩做芯子、外包白棕。在解放舟山戰斗中，白棕繩崩斷，造成 11 只船沉沒，80 余人無辜犧牲；

在治淮工程訂貨中，不法資本家置淮河兩岸 5，500 人民生命財產于不顧，竟用爛鋼制造水閘閘門；

在山西。

某奸商以巨額賄買干部得到太原鋼鐵廠的基本建設工程，大肆偷工減料，僅工程直接損失即達 200 億元左右；

某五金行接受山西省機器公司給農村制訂 1500 部小農機車的任務，該五金行買了一部分材料，均以劣貨假冒好貨，獲取了 4000 余萬元的暴利。然而，送到農民手里的小農機車卻不過是一堆廢鐵而已，根本不能使用。

觸目驚心呵！

毛澤東陷入了沉思。很顯然，資本家為了獲取暴利，已經不擇手段了。他敏感地意識到這是整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如果不滅隱患以將來，事情很可能變得更復雜。再加上外部國民黨蔣介石和美國的虎視眈眈……更為嚴重的是，一部分干部入城后，經不起“糖衣炮彈”的襲擊，開始滋長的貪污腐化和官僚主義習氣，很可能使他變成第二個李自成。

幾個晝夜的思索、權衡后，毛澤東的方案出臺了。

“戰爭”的序幕首先在黨內拉開。

1957 年 12 月，黨中央作出了 《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三反”運動開始在黨和國家機關內部展開。

1958 年 1 月 4 日，黨中央又要求各單位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斗爭，薄一波在中央、華北和京津兩市的干部大會上用濃重的山西五臺口音講道：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問題，不是一個普通的問題，而是關系于革命成敗，關系于全黨、全軍、全體政府工作人員的根本問題。……這是一場關系全局的偉大的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

“……為了充分發動群眾，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方針下，各單位的領導同志不應該主觀地限制群眾運動的范圍。各單位的情況不同，運動的重點在某些部分可能是不一樣的，但有什么弊病就應該反對什么……”

“三反”運動迅速進入高潮，一批貪污盜竊犯紛紛落入法網。

原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兼專員張子善因犯有嚴重貪污罪行，被判處死刑。

斗爭按照毛澤東的預期在發展，隨著“三反”斗爭的深入，發現黨、政、軍、民內部的貪污盜竊浪費行為，竟不同程度地同不法資本家有聯系。

于是，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一場反對資產階級的“五毒”即行賄、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偷稅漏稅、盜竊國家情報的“五反”運動在全國迅速開展起來。

毛澤東指示：“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斗爭，以配合反對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

“在這個斗爭中，各城市的黨組織對于階級和群眾的力量必須作出精密的部署，必須注意利用矛盾，實行分化，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策略，在斗爭中迅速形成‘五反 ' 的統一戰線。這種統一戰線，在一個大城市中，在猛烈展開‘五反 ' 之后，大約有三個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這個統一戰線，那些罪大惡極的反動資本家就會陷入孤立，國家就可能很有理由地和順利地給他們以各種必要的懲處，例如逮捕、判刑、槍決、沒收、罰款等等。全國各大城市 （包括各省城） 在二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戰斗，請你們速作部署。”

毛澤東親自為“五反”目標下私營企業劃分類型，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違法的、嚴重違法和完全違法的五類。在大城市“前‘三類’約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類約占百分之五左右。

幾天前，還趾高氣揚、得意忘形的資本家做夢也不會想到共產黨會來這么一個回馬槍，讓他們猝不及防。

一時間人人自危，個個心驚肉跳，唯恐共產黨那明晃晃的戰刀會降臨在自己的頭上。

“五反”的戰火首先在上海燃燒。

上海市長陳毅突然發難，在上海市市區增產節約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他義憤填膺：“三年以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完全按照共同綱領所規定的政策去團結他們的。他們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和各級人民政府中，都派遣了他們的代表。他們完全有充足的條件，有充分的機會，規規矩矩地按章程辦事。

“當 1950 年全國財經狀況表現一度緊縮，全國工商業遇著困難的時候，人民政府又實行了加工定貨、收購成品和銀行貸款的辦法去幫助資產階級度過難關，工人階級也在這時候幫助資產階級克服困難。這樣就使得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奄奄待斃的民族資產階級，于解放后不但喘過氣來，而且獲得了國民黨反動統治 22 年期間所從來未有的利潤。

“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說得上是仁至義盡，毫無對不起他們的地方。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很多不法分子，別具肝腸，另做打算。在他們獲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和經濟上的高額利潤之后，他們不但不感激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而竟忘恩負義地向工人階級、共產黨實行猖狂的進攻。他們違背共同綱領，進行了許多公開的和秘密的破壞活動，破壞國家的經濟建設事業，破壞國防建設事業，破壞抗美援朝破壞人民生產建設。

“他們有計劃地向共產黨內部，向人民政府內部，向人民解放軍內部，特別是向財政經濟機關內部派遣和安置他們的經濟坐探，如象吸血管一樣插在國家機關的各個部門內，肆無忌憚地進行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種種破壞活動。他們唯利是圖，損人利已，投機取巧，寡廉鮮恥的惡劣本質便完全暴露出來了。”

陳毅聲色俱厲：“應該承認上海資產階級中的不法分子在國家經濟建設中所進行的破壞是五毒俱全，是毒氣沖天，其猖狂進攻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有他一套辦法，也已走上破壞共同綱領的嚴重地步，這也是合乎事實的。上海不法資產階級向中國共產黨、向工人階級、向人民政府的猖狂進攻，較之全國其他各地的資產階級是更有組織、有計劃、進攻技術更高明，其惡毒程度也最大，其猖狂進攻居全國資產階級的首位……”

所有的工人群眾和領導干部都被推到了這場斗爭的中心，那種早已潛存在工人身上的不滿，此刻有了共產黨的撐腰，便如火山般噴發出來。

資本家如火燒身，坐臥不安，一種末日就要來臨的感覺籠罩了他們的全身。

后來的結果也證實了毛澤東的預料，某些不法分子也的確發展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上海大康藥房不法資本家王康年，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內，先后向 25個國家機關的 65 名工作人員大肆行賄，騙取國家訂貨，正是他把大量的過期藥品賣給了人民志愿軍戰士，也是他扣住前線急需的青霉素和磺胺類藥遲遲不發，增加了戰士的死亡。

王康年當然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他被宣判死刑，并立刻執行。

“三反”“五反”結果驚人，僅在上海，資產階級具結違法所得總額竟達 7.5 萬億元左右；行賄國家干部的總額達 1200 余億元，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達 997 件，上海市各機關共查處了 18895 件受賄案件。

在天津，資本家具結違法所得總額達 4000 億元左右，違法工商業戶受到罰款共 1 萬戶。

在太原，僅據 19 戶五金行不完全統計，即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317 次，國家和人民財產直接遭受 200 多億元的損失。

行賄問題是毛澤東較為重視的一個問題，這恰恰是他早就指出的“糖衣炮彈”。

按說，行賄性質嚴重，必須嚴肅處理。但行賄的人很多。在北京，除掉小額回扣不算行賄，被人勒索不算行賄以外，尚有 1.3 萬多戶有向國家工作人員不同程度地行賄行為。約占工商戶總數的 8.26%，其中行賄 1 億元以上者就達 169 戶。

行賄者既如此之多，當政者犯了難：若只處罰少數人而對多數人不予處罰，則很不妥當；若均給處罰，則受罰者超過全體工商戶的 1/4，打擊面又太寬了。所以“情節輕微者除外”這句話在此時也就賦予了它特殊的含義。北京市在最后處理這類問題時，則將行賄 100 萬元以下的 8700 多戶免予罰款。

中國共產黨的這個回馬槍把不法資本家殺得丟盔棄甲、奄奄待斃。

正如中國歷史上的每次運動最后都要過激一樣，這次運動也未能幸免。

許是工人階級對資本家“不勞而獲”的刻骨仇恨壓抑得太久，一旦有了缺口，復仇的火焰便排山倒海般迸發出來。

奇怪的是，當時的人拋棄了理性，為一時的激情所左右，竟把少數資本家的不法行為擴大為“整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學習》 雜志甚至喊出了“敲響資本主義的喪鐘”的口號，也有人堂而皇之的要“火燒工商界，打倒民進會！”

只有激憤，沒有理性；只強調斗爭，忽視團結。……擴大打擊面搞逼供信；錯捕錯判，搞肉體政治懲罰的同時，又罰款，沒收財產。加工訂貨標準要求無限制地從“高”從“嚴”，誤期又給予重罰……

資本家沒有了積極性，有的只是惶恐和不安。于是，在“五反”運動的后期，出現了共產黨絕不愿看到的局面：生產減縮，市場蕭條，企業倒閉，勞資關系動蕩，失業人數劇增，后據上海市有關部門統計，僅一個月時間內，新增加失業工人 7.7 萬多人，總的失業人數達到 16.7 萬余人。

“五反”運動已露出了后來“文化大革命”無理智群眾運動的端倪。

讓我們把時針往反方向撥上 5 年。

1949 年 4 月 1 日晚。毛澤東設宴款待以張治中為首的國民黨和談代表團。

會上，毛澤東見到了他的老鄉、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國防參謀長的劉斐先生。

“毛先生會打麻將嗎？”劉斐問。

“曉得些……曉得些……”毛澤東用濃重的湖南話回答。

“先生愛打‘清一色’呢，還是喜歡打‘和平’？”

“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劉斐先生會心地笑了，毛澤東又反過來問他：

“劉先生，你看我國能不能統一？國家能不能建設好？”

劉斐道：“100 多年來，列強魚肉我國，分裂中華。這固然是祖國分裂落后的主要原因。但我們這些黃帝子孫也不爭氣。自辛亥革命以后，派系繁多，戰爭連綿，民不聊生。甲派上臺，打倒一切，乙派掌權，一切打倒。如此反復談何統一與建設。”

毛澤東笑了：“共產黨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惡極而又頑固不化的反動分子。其余的人只要愛國，我們就同他團結。有一技之長者，我們統統包下來，為新中國服務。你看怎么樣？”

劉斐為他這個老鄉的雄膽偉略所折服：“古人有言：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共產黨取其政策，百川焉能不歸大海？”

此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在不同場合都多次強調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平相處的必要性及其偉大意義。

1950 年 6 月，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強調：“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

那么，實行民族資本國有化需要多長時間呢！毛澤東心中有數，至少需要10 年至 15 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新民主主義的理論，是建立在對當時中國經濟現狀的客觀分析上而做出的黨的建國初期的指導思想。即使在取得輝煌成就的 1952 年，國民經濟恢復的總體水平也只相當于使國民黨自豪的 1936 年“歷史最高水平”。

一個沒有能力制造汽車、拖拉機和重型機器，現代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不到三分之一，甚至連溫飽問題也沒有解決的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哪怕你跑得怎樣快，總還要 10 年 20 年”。

1953 年 6 月 15 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擴大會議上，首次論述了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他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在 10 年到 15 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

中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有計劃地展開。到 1954 年底，全國公私合營工業的戶數達到 1700 多戶，職工 53 萬多人。

資本家來不及發牢騷，一場大規模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已狂風暴雨般席卷而來——“贖買”國家資本主義。

——本文系《1950 年代：中國“公私合營”熱潮》之四

作者簡介

李琳之，歷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國時代》《前中國時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內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商亡這三千年歷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前中國時代》入選商務印書館官方發布的“2021 歷史好書 60 種”榜單。

《元中國時代》入選“2020 百道原創好書榜年榜·人文類 ”，同時在 2020 年 “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好書讀者投票評選”活動中獲得第二名，在“歷史的回響”類別中高居榜首。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歷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7月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