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中國大學生為何就業難

大學生就業難是中國的老大難問題，2022年中國高校畢業生達到1076萬人，是歷年最高，畢業生過剩加上疫情導致的經濟下行，讓大學生迎來最難就業季。

在不穩定的環境中，新一代大學生開始喪失前輩們的朝氣，他們放棄了創業和進入職場，而是選擇考公考編。

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2021年底對上海3588名高校應屆生進行調查，發現慢就業的比重從2015年的15.9%上升到2020年的34%，慢就業的畢業生中，58.4%選擇考研，其余則是考編，94.3%的家庭愿意支持子女慢就業。

紹興政府2020年底的調查則顯示，慢就業的人數相比于2019年上漲了205%，對于慢就業的原因，34.8%的人選擇考研，同比增幅達166%，選擇考公的占30.7%，同比增長327%。

全國范圍，考研和考公人數連年上漲，2022年，研究生考試報名人數達到457萬人，占當年應屆生人數的42%，而在2012年報名人數僅為165萬人，只占當年應屆生的26%。

新東方預計，2023年，考研人數將突破520萬，占比將超過50%。新東方的調查還顯示，大學生中54%的人都想繼續深造。

除了考研，大學生還熱衷考公，清華大學2021年畢業生去向顯示七成清華學子選擇進入體制內，其中選擇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合計為45%，為歷年最高。對比清華大學歷年的就業報告，發現清華大學學生的就業取向正從互聯網大廠，大型國企變為黨政機關。

2022年，考公的報名人數達到212萬人，而2017年，這一數字僅為148萬人，2017年，公務員報錄比為36:1，2022年則為68:1。

就業形勢如此嚴峻，也難怪政府專門召開了就業形勢座談會，教育部要求高校書記校長親自訪問企業，給學生開拓就業機會。雖然政府做了很多努力，但成效并不明顯，大學生仍然抱怨就業難。

問題的核心不是沒有工作，而是市場上沒有匹配大學生的工作。

其實中國很多行業人才缺口非常大，中國新聞周刊的調查顯示，中國人才需求量最大的是制造業，其次是服務業，如幼師，家政，養老等行業都缺乏人才，但高校生最期待的工作卻是體制內、互聯網和金融行業。這種供需錯配才是就業難的根本原因。

為什么會造成這種局面呢？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近年來互聯網和金融行業不景氣，2014-2019年，互聯網大廠受到畢業生的追捧，但是2020年后，滴滴事件，螞蟻金服事件，教培被監管，讓畢業生對互聯網大廠的前景感到憂慮，而京東大規模裁員的消息更是給他們留下了大廠不可靠的印象。大學生們紛紛放棄大廠，瞄準體制內。

原本大學生鐘意的行業就少，離了互聯網大廠，大學生的選擇屈指可數。

大學生們不清楚，改革開放造就了中國繁榮的私營經濟，私營經濟給高校生提供了大量選擇，大學生們奉行極左反對私營經濟，實際上是給自己挖坑。

第二個原因就是預期和現實的差距，大學生沒有意識到時代變了。

如今的大學生陷入了一個困境，找不到專業對口的工作，想去的地方考不上或者進不了，缺人的地方自己不愿去，很多大學生認為自己寒窗苦讀10年，不應該去工廠擰螺絲，更不應去家政場所伺候人，自己是天之驕子，值得更好的前途。

很多985學生抱怨為什么他們的前輩可以出將入相賺大錢，自己卻一無所有，但他們似乎忘了，大學擴招后，學歷的價值一直在下降，當年考上大專的難度都和今天考上一本的難度類似。在1980年考上大學的人可能是前5%的人，而今天是30%。

時代變了，但人的心理還沒變，很多人都在用1980年代的眼光去看社會，正如很多土木專業畢業的學生抱怨自己的專業考不了公務員一樣，家長們認為既然現在的官員很多是理科出身，那學理科一定能考公，但21世紀以來，中國的公務員招考越來越強調專業，70%的招考職位都屬于文科，家長們在拿80年代的政策套用今天。

隨著研究生招錄人數的增加，可預見的將來，研究生學歷也會迅速貶值，一件物品的價值取決于它的稀缺性，研究生越多等于研究生越不值錢，現在已經出現了博士去競爭街道辦和小學教師的情況，未來只會更嚴重。

第三個原因就是中國教育本身的問題。

中國的應試教育既不能給天賦出眾的人施展空間，也不能給資質平庸的人一份技能，他的目的從不是效率而“機會平等”。人們之所以擁護高考，反對素質教育，不是因為高考有利于人才選拔，而是高考最公平，可以讓小鎮青年也有和大城市比拼的資本。

應試教育下的優勝者，既不是最聰明的人，也不是最剛正的人，而是最聽話的人。在這種體制下，你越沒有主見，越功利，越聽話，越能勝出，隨著應試教育的產業化，年輕人注定變得越來越平庸。

很多大學教師經常抱怨課堂上死氣沉沉，學生們只顧刷績點看手機，對于學問本身毫無興趣，一旦考試通過，他們很快就會忘掉那些“沒用”的內容，他們哀嘆招不到鐘意的研究生，擔憂中國的科研事業，但實際上正是中國中學的成功導致了中國大學的失敗，大學不能期望一群習慣了服從的學生會在一年之內脫胎換骨。

對國家如此，對學生呢？

中國的中學教育讓很多大學生沒有主見，很多學生上了大學生不知道要做什么，在打游戲中荒廢時間，同時大學本身的問題也加劇了他們的困境。

中國大學是官辦機構，其管理邏輯和官僚系統并無區別，它很難及時反映市場的需求，專業的增設和人數源于校長的績效和項目，而非市場的實際需要，大學生尤其是文科生就業難實際上是高校系統性錯配的結果。

疫情下，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格外突出，但疫情絕不是造成就業難的根本原因，它只是加劇了原本就存在的問題，要想解決就業難，需要對教育體制進行系統性的改革，去年的打擊教培，中考分流，發展職業學校，要求全面發展就是改革的第一步。

至于面臨就業難的大學生，他們首先要意識到人生不是只有一種答案，人生的選擇是多元的，人的命運更需要自己去探索，他們需要去顛覆過往被灌輸的認知。

要想走出自己的道路，首先要摒棄“做題家”意識，要想改變命運，先從自我革命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