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書 || 蕭萐父先生《中華慧命續千年》編序

作者簡介：蕭萐父（1924-2008），祖籍四川井研，出生于成都，哲學家與哲學史家，國際知名學者。1947年畢業于武漢大學哲學系，1951至1955年任華西大學、四川醫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1957年到北京大學哲學系進修，同年秋調入武漢大學哲學系。此后一直在該系任教，曾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導師，是國家重點學科——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學科的創建者與學術帶頭人。社會兼職有：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中國《周易》學會顧問，國際中國哲學會國際學術顧問團成員等。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和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是著名的船山學和“明清早期啟蒙”學專家。主要著作有：《吹沙集》、《吹沙二集》、《吹沙三集》、《船山哲學引論》、《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明清啟蒙學術流變》（合著）、《王夫之評傳》（合著），主編《哲學史方法論研究》，與李錦全教授共同主編《中國哲學史》上下卷等。

編序

業師蕭公，文宗學府，馳名海內外。先生博學慎思，有為有守，在中國哲學領域辛勤耕耘六十年，其所開創的學風，所拓展的論域，所取得的成就，早為學術界所矚目。

先生治學，首貴博淹，同時重視獨立思考，獨得之見。先生對中國哲學的學科建設，對從先秦到今世之完整的中國哲學史的重建，做出了可貴的探索與卓越的貢獻。他會通中西印哲學，以批評的精神和創造性智慧，轉化、發展諸子百家、儒釋道思想資源。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問題芻議》一文，在哲學史界有相當大的影響，為當時哲學史界的方法論自覺起了示范的作用。爾后，先生又以不斷更化的精神，由哲學史方法論問題的咀嚼，提出了哲學史的純化與泛化的有張力的統一觀，努力改變五四以降中國哲學依傍、移植、臨摹西方哲學或以西方哲學的某家某派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哲學的史料任意地簡單比附、“削足適履”的狀況，逐漸建樹了“中國哲學”學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他是最早具有文化自覺與學科自覺的當代學人之一。

先生治學，宏觀立論與微觀考史相結合，社會史與思想史相結合，通觀全史與個案剖析相結合，提出了兩個之際（周秦之際與明清之際）社會轉型與文化轉軌的概觀，改進了哲學史的分編與分期（將周秦之際、明清之際單獨成編），提出并論證了“明清早期啟蒙思潮”的學說，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先生的原創性智慧表現在其學術專長----明清哲學，特別是王船山哲學方面。他以對世界文明史與中華文明史的多重透視為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作為我國現代化的內在歷史根芽與源頭活水的觀點，受到海內外學術界廣泛的關注，影響甚巨。他由王船山、黃宗羲、傅山等個案入手，探討17世紀晚明清初的哲學形態與學風的變異，進而剖視18世紀的歷史回流和19世紀的思想悲劇與近代難產，引出“歷史接合點”問題的思考（“接合點”就是先生的特別用法），建構起明清啟蒙學術流變的論域。先生以王船山為中心的明清之際哲學思潮的研究成果，自為經緯，成一家言，為國際漢學或中國學界專家們所推重。其深意在于正確把握傳統與現代化的歷史接合點，探索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之現代化的特殊道路。

先生一貫鼓勵學生們對他的思想與學術提出批評，展開討論。在新的時代，以先生的學養與詩人哲學家的氣質，他的“啟蒙”論說實際上早已超越了歐洲啟蒙時代的學者們的單面性、平面化與歐洲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今天，東西方學者進一步反思啟蒙理性的局限，以更加多維的視域理解人類各民族文化，詮釋現代性的多元及其與傳統的關系，在這一背景下，我們更加珍視先生在“啟蒙”論說中開發出的新的生長點，并努力對他的學說予以深化。

先生以多元開放的文化心態，提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多元產生、多極并立、多維互動的動態發展觀。他堅持史論結合和古今貫通的原則，回應來自海內外各方面學人的詰難。他以開放的心態，堅持傳統文化多元化的觀點，反省批評“倫理異化”，同情理解“思想異端”，倡導道家風骨，提升人生意境，又重視易學源流問題、西學東漸問題、佛教中國化問題的方法學反思與禪佛教的研討，評判20世紀中國的文化與哲學思潮。他很早就提出并論證了“古史祛疑”的論題，又積極關注考古新發現與新出簡帛文獻的研究。在傳統文化現代化、經濟全球化、“文化中國”與“文明對話”的新形勢與新氛圍中，他有自己的見地。

蕭先生的慧解，源于他的生命體驗與社會實踐。他以上下求索的精神，申說自己心中的歷史情結，關切國事民瘼，思考世運國脈，與時偕行，推陳出新。他有很強的歷史感、現實感與參與意識，文集的字里行間充滿了經世致用的情懷。

對待古今中外的文化傳統與哲學思想資源，蕭先生以寬廣的胸襟，悉心體證，海納百川，兼容并蓄，堅持殊途百慮、并育并行的學術史觀。他重視一偏之見，寬容相反之論，擇善固執而尊敬異己。

先生曾揮毫題辭：“多維互動，漫汗通觀儒釋道；積雜成純，從容涵化印中西。”這恰是先生一生學術的“夫子自道”。他肯定人類的、中華的文化與哲學思想之多源發生，和而不同，并行不悖，多維發展。他強調文化是生命，是生生不已的過程。他批評僵化陳腐的道統教條，反對簡單抽象孤立靜態地評論任何一個文化傳統或思想流派。在新的時代精神的感召下，先生反思“五四”時期至上世紀80年代文化討論中的諸思潮，超越中西對立、體用割裂的思維方式，既反對不加分析地維護傳統，又反對盲目幼稚地鼓吹西化，虛懷體認同中之異，異中之同，殊中之共，共中之殊。他對佛教中國化過程中頗有爭議的《大乘起信論》等的研究，對西方哲學的中國化有著多方面的啟示。

先生是詩人哲學家。他一再談到中國哲學的“詩性特質”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哲學“在情與理的沖突中求和諧，在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互斥中求互補，在詩與哲學的差異中求統一”，從而使得中國的先哲們在“心靈的創造活動中實現著美和真的合一，使中國哲學走上一條獨特的追求最高價值理想的形而上學的思維的道路，既避免把哲學最后引向宗教迷狂，又超越了使哲學最后僅局限于科學實證，而是把哲學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歸結為一種詩化的人生境界，即審美與契真合而為一的境界。中國哲學的致思取向，從總體上乃是詩化的哲學”，或具有詩性特征的人生哲學。“詩性哲學”的提倡是其一端，也是先生人文素養的一個側面。在先生那里，文史哲不分，詩書畫同氣。

他關于文化與哲學傳統的思考，離不開“人”的問題。什么是人？一定時空條件下的具體的種種色色的人與他所處的生存環境，人的特質，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人與天地人物我的種種關系，人的信念信仰與境界，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人生智慧，人的德才學識與修養工夫，人的親情、愛情、友情與具體的理性，人物品鑒，做人的尊嚴，人格操守等等，都是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哲學中有人。中國哲學的觀念是從哲學家的人格生命中流淌出來的。文如其人。蕭先生的文是蕭先生的人的縮影。

這里我們選錄了蕭先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若干論文，從中不難領略先生涉及的學術領域，特別是其中透顯出來的他的精、氣、神。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