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上，紅九軍團中央代表投了毛主席反對票，他后來結局如何

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史上一次生死攸關的轉折，被排擠數年的毛主席得以重回領導崗位，路線開始往正確的方向發展。

這個結果是好的，但過程是曲折的，會議期間針對該不該讓主席復出的問題，一度陷入僵持，政治局投票表決時，也曾陷入三比三的險境，幸好隨后的王稼祥投出了關鍵一票。

本來已經通過了，那應該少數服從多數，承認這個結果。其余人都是如此，偏偏時任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的凱豐站出來譏諷，指責主席：“你懂什么馬列主義？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三國演義》，你的軍事戰略都是從那里來的，現在已經用不上了！”

如此氣急敗壞很失風度，好在沒影響到投票的結果。而凱豐為什么這般排斥主席？最后他的結局又是如何呢？

關于他極度排斥的原因，簡單來說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屁股決定腦袋”。凱豐是“左”傾路線的重要人物，屬于當時的既得利益者。基于這個立場，他肯定是不想讓主席重新上臺的。

早年凱豐曾經留學蘇聯，與陳紹禹、博古等人結識，博古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這段經歷，對他產生了兩點深遠影響，一是對蘇聯有些盲目的崇拜，認為蘇聯的一切都是正確的、權威的；二是他成為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與后來的“左”傾路線核心人物都建立起聯系。

1930年凱豐回國，短短四年就成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這背后最大的助力不言而喻。不過他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不久，根據地就因李德等人的錯誤指揮而岌岌可危，中央只好組織長征。

考慮到前路艱辛，上級讓陳云、少奇同志、凱豐分別到紅五軍團、紅八軍團、紅九軍團擔任中央代表，以加強領導力量。于是，凱豐就隨紅九軍團一起踏上了長征路。

此時的凱豐年僅28歲，對博古等人的觀點深信不疑，還以為這次只是暫時撤出，等過段時間再打回來。

然而正是因為有這種錯誤的指導思想，中央紅軍攜帶了諸多瓶瓶罐罐走得極慢，還刻意不走小路走大道，導致付出了很多不必要的傷亡，還給了敵人包圍的時間。

湘江血戰，出發時的8.6萬人打得只剩3萬余，黨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痛恨“左”傾主義，期盼毛主席能重新出山領導革命。因此在1935年初，趁著打下遵義休整的間隙，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商討紅軍發展方向的問題。

本次會議影響深遠，但由于程序方面的不完善，很多事情撲朔迷離產生了爭議，參會的陳云同志1977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遵義會議的部分事情，這是很權威的資料，我們也能從中一窺當時的艱難。

據陳云同志所述，會議一開始是博古對第五次“反圍剿”做總結報告，他承認這是失敗，但沒有提及自己的戰術有問題，且還辯稱失利只是由于國民黨兵力太過強大，換任何一個人指揮情況也會如此。

接下來就是周總理發言，總理比博古要坦率得多，直接指出先前中央指揮的一系列失誤，還做了深刻的自我檢討。

隨后是張聞天，他屬于耿直性子，對博古躲躲閃閃的態度非常不滿，專門針對說“沒有實事求是”，博古一時間臉色鐵青。

在眾人的力推下，毛主席也進行講話，指出博古和李德等人錯誤的軍事指揮，表示紅軍要進行運動戰、游擊戰，還提了幾句博古推卸責任的做法很不應該。

主席話一說完，王稼祥立馬起身鼓掌。在這場決定了革命走向的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與王明、博古等人一樣都是留蘇出身，之前彼此的感情非常好。這個身份有這樣的態度，無疑是對毛主席極其有力的支持。

后來的政治局委員投票中，票數曾僵持在三比三，思王稼祥給毛主席投下關鍵一票，讓毛主席得以重回核心崗位。

與之相反的是，凱豐卻一直頑固到底，當局勢確定后，博古面如死灰，其他人也大多保持沉默，只有凱豐突然跳出來對主席說：

你懂什么馬列主義？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三國演義》，你的軍事戰略都是從那里來的，現在已經用不上了！

后來，與會的楊尚昆回憶那一刻說：“除了凱豐，沒有一個人站在博古那邊。”

為何明明已有了結果，凱豐卻還要唱反調呢？說到底他跟博古等人綁定得太深了，是同學，又是提攜人，還一起在蘇聯接受了“正統”教育，于公于私，他都希望維持現狀。

只是，他個人的想法與大局相悖，如果再這樣下去，革命只怕會面臨更加艱難的局面。所以他的嘶吼什么都沒能改變，反倒讓他自己失去了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的身份。

當然，凱豐也不是一條路走到黑的人，他的種種作為，根源在于信奉蘇聯的一切。當現實有了明顯對比，他還是能轉過彎來的。

后來毛主席率領部隊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用運動戰打破了敵人的圍追堵截，這種親身經歷，讓凱豐心里有了對比，因此后來非常敬佩毛主席，說：“我要收回遵義會議上的發言”。

并且認為“只有毛主席才能領導我們黨、領導紅軍，誰反對毛主席我就反對誰！”

他并非趨炎附勢，而是發自內心的認可，后來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兩大主力會師，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老張更有權勢，凱豐卻堅決站在了主席一邊。

并且還專門寫了一篇長文《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發表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前進》上，公開點名批評老張主導的"西北聯邦政府"。

1937年2月27日，凱豐又在延安發表長篇文章——《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這是留存的最早批評老張的官方材料。可見凱豐態度已經轉變了過來。

雖然他先前反對毛主席，但事后職務方面沒受到什么影響，歷任南方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與他同等職務的，都是毛主席、葉帥、董必武這樣的大佬級人物。

當然，要說完全沒影響也是不可能的，在七大上選舉中央委員時，凱豐的票數就很低。但這并非哪一個領導人授意，相反毛主席還三次幫忙向代表們做工作，表示凱豐有了深刻的轉變，應該給予正面評價。

奈何先前“左”傾對革命造成的傷害太大了，代表們還是不愿意投他。

這并非凱豐一個人的問題，就連遵義會議給到毛主席巨大支持的王稼祥同樣票數不高，沒辦法，當初的教訓太深刻了，個人是沒辦法扭轉大多數的看法的。

七大之后，凱豐多負責意識形態、宣傳方面的工作，建國以后擔任了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馬列學院院長等職。1955年病逝。

總的來說，凱豐因為那次投票或多或少受到影響，但這種影響并非哪一個人決定的，而是群眾所希望的。他在犯錯之后能夠勇敢認錯，并選擇改變，這點還是少有人做到的，也不失為一個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