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六月的工地，空氣里浮著燙人的鐵銹味。
幾輛锃亮的黑色轎車碾過坑洼路面，停在食堂外的空地上。
車門打開，皮鞋踩進黃泥里。
那個穿白襯衫的年輕人，朝正在擇菜的曾秀文彎了彎腰。
“曾阿姨。”他的聲音不大，卻讓整個工地都靜了。
我蹲在鋼筋堆后面，手里攥著半截煙。
她背對著我，肩膀僵得像塊石頭。
十五年。
十五年來我第一次聽人這么叫她。
那些車黑得晃眼，玻璃窗上倒映著破敗的工棚，還有我這張被太陽烤焦的臉。
曾秀文慢慢站起身。
她的圍裙上沾著菜葉，手指還滴著洗菜水。
年輕人又說了句什么。
她搖頭，搖得很慢，但很堅決。
我喉嚨發干，想站起來，腿卻麻了。
01
天沒亮透，鋼筋上的露水還沒干。
我蹲在腳手架下，鐵絲在手里繞圈、擰緊，再繞下一根。手指早就不怕銹了，繭子厚得跟樹皮似的。呂石頭從我身后晃過去，扔過來半截煙。
“老于，昨晚上又被媳婦兒踹下床了？”
幾個工友嘿嘿地笑。
我沒接話，把煙別在耳朵后面。
工地上的人都這么開玩笑。
我和曾秀文，是這方圓十幾個工地里，唯一一對正經搭伙過日子的。
說是搭伙，其實也就是兩張行軍床并在一個工棚里，她的碗筷挨著我的，晚上睡覺隔著道布簾子。
十五年了。
我來這個工地那年三十，她四十。
我在鋼筋組，她在食堂幫廚。
頭兩個月沒說過話，第三個月下雨，她收衣服時把我的工服也收進去了，疊得方方正正放在我床頭。
就那么開始了。
沒有誰提，沒有誰說。像兩棵挨得太近的樹，根不知不覺就纏一塊兒了。
“還兩年。”呂石頭蹲到我旁邊，“聽彭老板說，東區那片樓封頂，能結筆大的。攢夠了吧？”
我嗯了一聲。
攢夠了就回老家。
甘肅那邊山里，我家的老屋快塌了。
曾秀文說過兩次，想看看我老家的山。
她說這話時正在剝蒜，眼皮都沒抬，聲音輕得我要豎著耳朵聽。
中午哨子響，食堂門口排起長隊。
曾秀文系著灰圍裙，站在大鍋后面打菜。
輪到我了，她舀一勺白菜燉粉條，手腕輕輕一抖，兩三片肥肉落在菜上面。
這個動作她做了十五年，從來沒人發現過。
工友都說食堂老曾手穩，一勺子下去，每人碗里的肉片數都一樣。
我端著碗蹲到墻根。
她過二十分鐘才出來，端著兩個饅頭一碗菜湯，挨著我坐下。我們都不說話，就聽著四周工友的吵嚷、碗筷碰撞、遠處的攪拌機轟鳴。
“晚上吃面條。”她突然說。
我點點頭。
“多下點，呂石頭他們說要來喝點。”
她又點點頭。
風吹過來，她鬢角有根白頭發晃了晃。我想伸手幫她捋到耳后，手抬到一半，又縮回來。工地上眼睛多。
下午綁扎主梁的鋼筋籠。
太陽毒，汗流進眼睛里，辣得生疼。
我瞇著眼看遠處，食堂的煙囪在冒煙。
曾秀文應該在揉面了，她揉面的樣子我見過，腰微微彎著，手臂有節奏地推壓。
那塊面團在她手里，慢慢變得光滑柔順。
彭洋開著那輛破皮卡過來，喇叭按得震天響。
“老于！過來搭把手！”
我跳下腳手架。皮卡后斗堆著幾十袋水泥，要卸到庫房去。彭洋遞給我一根煙，自己也點上。他五十出頭，頭發白了一半，肚子挺得老高。
“這破路。”他罵罵咧咧，“市里來人檢查，非說咱們場區道路不合格。合格？錢呢？甲方拖工程款拖得老子褲衩都快當了。”
我悶頭搬水泥。
一袋五十斤，扛起來，走到庫房，扔下。
再回來扛下一袋。
重復到第三十幾袋時，腰開始發酸。
曾秀文說過幾次，讓我換個輕省點的活兒。
我沒聽。
鋼筋工錢多，一天能多二十塊。
二十塊，夠她買條新圍裙，夠我們晚上加個肉菜。
“對了。”彭洋忽然說，“你家那口子，最近沒哪兒不舒服吧？”
我停下腳步：“咋了？”
“沒啥，就問問。”他吐了口煙圈，“昨兒個我看她在食堂記賬，字寫得挺秀氣。不像咱這些大老粗。”
我沒吭聲。
水泥灰揚起來，在陽光里飄浮，像一層霧。
02
暴雨是半夜來的。
先是一陣妖風，把工棚的塑料布吹得嘩啦響。
接著雨點砸下來，開始還稀稀拉拉，轉眼就連成片，打得彩鋼板屋頂像在放鞭炮。
我睜開眼，布簾那邊有細微的動靜。
“秀文？”
“沒事，睡吧。”她的聲音很輕。
但我聽見她在翻身。這么多年，我知道她什么時候是真睡，什么時候是裝睡。雨越下越大，遠處傳來轟隆一聲悶響，像是有什么東西塌了。
天亮時，雨還沒停。
工棚挨著山坡的那一面，被沖下來的泥水泡了半截。
我和曾秀文的“家當”——兩個舊行李箱、幾床被褥、鍋碗瓢盆，全都泡在黃泥湯里。
她蹲在泥水里，一件件往外撈。
撈到第三個箱子時，她的手停住了。
那是個老式鐵皮盒子，綠漆掉得斑斑駁駁，上頭掛著一把小鎖。
盒子不大，書本大小。
我見過幾次，一直放在她箱子最底層。
她從不打開，也從不說里面是什么。
有次我開玩笑問是不是藏了私房錢，她笑了笑，沒接話。
此刻，那盒子泡在泥水里，鎖孔里塞滿了泥。
曾秀文的手在抖。
她抓起盒子，用袖子使勁擦上面的泥。
擦得很用力，指關節都發白了。
雨水順著她的頭發往下淌，流過臉頰，流進脖子里。
我想過去幫忙，她突然抬起頭。
那眼神我忘不了。
像是有人要搶她最寶貝的東西。
“我自己來。”她說，聲音啞得厲害。
她把盒子緊緊抱在懷里，轉身沖進雨里，跑回工棚。
我跟進去時，她已經用干布把盒子擦了好幾遍，正對著那把生銹的小鎖發呆。
鎖沒壞，只是臟了。
“里頭……濕了嗎？”我問。
她搖搖頭，把盒子塞到枕頭底下，用被子蓋好。
做完這些，她坐在床沿上，肩膀微微發顫。
不是冷，是別的什么。
我遞給她一條干毛巾，她接過去，捂住臉。
好一會兒，她才放下毛巾。
“早飯我做不了了，”她說，“食堂那邊估計也淹了。”
“我去看看。”
我套上雨衣出門。
工地上亂成一團，臨時排水溝全堵了，低洼處積了半人深的水。
彭洋正跳著腳罵人，指揮幾個工友抽水。
食堂那邊地勢稍高，但門口也成了泥潭。
大灶淹了，米面袋子泡了水，幾筐蔬菜漂在泥湯上。
曾秀文來的時候，我已經和其他幫廚的把能救的東西都搬到了高處。
她挽起褲腿，踩進泥水里就開始收拾。
不說話，只是埋頭干活。
那把爛菜葉、那袋發脹的米、那些沾滿泥的碗碟，在她手里一樣樣被清理出來。
她的手還是抖，但動作很穩。
中午飯是做不成了。
彭洋讓人從外面買了二百個饅頭，每人分兩個，湊合一頓。
我和曾秀文蹲在還沒清理完的食堂里啃饅頭，就著白開水。
窗外雨小了，變成淅淅瀝瀝的毛毛雨。
“老家那邊，”她忽然開口，“下雨也這樣嗎？”
我愣了下：“比這旱。一年下不了幾場。”
“山呢？”
“光禿禿的，石頭多。”我努力回想老家的山，“但也有綠的時候，開春了，坡上會冒點草芽。不多，就一點點綠。”
她慢慢嚼著饅頭，眼睛看著窗外的雨。
“我想去看看。”她說。
這話她第二次說了。
第一次是五年前，我們剛攢夠第一筆整數——三萬塊。
那天晚上她炒了倆菜，還買了瓶白酒。
我們碰了一杯，她說，等錢攢夠了，回去把你家老屋翻新了，蓋磚房。
我說好。
她又說，我想看看你老家的山。
當時我以為她就是隨口一說。
現在她又說了一遍。
“有啥好看的，”我嘟囔，“窮山惡水。”
“就想看看。”她堅持。
雨徹底停了，云縫里漏出點陽光，照在泥濘的工地上，亮得刺眼。
曾秀文站起身，開始刷那些沾滿泥的大鍋。
我蹲在一旁幫她提水。
水倒進鍋里，她拿著鋼絲球使勁刷，刷得鍋底哐哐響。
那聲音在空蕩蕩的食堂里回蕩。
像在敲打什么。
03
雨災后第三天，彭洋找我喝酒。
就在工地旁那個叫“老地方”的破棚子，老板是個瘸腿老漢，只賣散裝白酒和花生米。我們坐在油膩膩的小桌旁，頭頂的燈泡蒙著層灰，光線昏黃。
彭洋倒了滿滿兩杯。
“干了。”他說。
我們碰杯，一飲而盡。酒很辣，從喉嚨燒到胃里。彭洋又倒上，這回沒急著喝，捏了顆花生米扔嘴里，嚼得很慢。
“老于，咱認識多少年了？”
“十六年。”我說，“我來這工地就是你帶的。”
“十六年。”他重復一遍，盯著酒杯，“時間真他媽快。我那會兒頭發還黑著呢，你也是個愣頭青。現在呢？我白了一半，你也成老幫菜了。”
我沒接話。
他又喝了一杯，眼睛有點紅。
“工程款的事，懸了。”他壓低聲音，“甲方那個姓孫的王八蛋，上個月進去了。貪污。現在項目被凍結，錢一分都劃不出來。我墊進去的那些……打水漂了。”
我手里的酒杯頓了頓。
“工人的工資……”
“我砸鍋賣鐵也得發。”彭洋苦笑，“但得拖一拖。老于，你那份我最后發，成不？你理解理解我。”
我點點頭。理解，怎么能不理解。這年頭，誰都不容易。
他又倒酒，這次灑了一半。
“你家那口子，”他忽然轉了話頭，“跟了你，委屈了。”
我皺皺眉：“啥意思？”
“沒啥意思，就是……嘖。”彭洋搓了把臉，“老于，我這人說話直。曾秀文，她不像咱這些人。你看她的手，雖然也糙了，但骨節細，指甲縫里從來不留黑泥。她認字，我見過她看報紙，不是瞎看，是真看。還有那次，我會計寫的單子有個數算錯了，她掃一眼就指出來了。”
我悶頭喝酒。
“我是說，”彭洋湊近些，酒氣噴在我臉上，“她以前，肯定不是干這個的。你問過沒？她老家哪兒？家里還有誰？”
“問那干啥。”我把酒杯擱桌上，“過日子就過日子，扯那些沒用的。”
“你啊，就是個實心眼。”彭洋往后一靠，椅子嘎吱響，“但我得提醒你一句。這人哪，都有過去。過去要是太沉，背久了，早晚得壓垮。你們這十五年是不容易，可萬一……萬一她過去找上門來呢？”
我沒說話。
棚子外傳來狗叫，遠處工地的探照燈亮了，光柱劃破夜空。瘸腿老漢又端來一盤花生米，看了看我們，沒吭聲，一瘸一拐回去了。
“我就是瞎操心。”彭洋自嘲地笑笑，“來，喝酒。”
我們又喝了幾杯。
酒勁上來，腦袋有點暈。
彭洋開始絮叨他老婆孩子，說老婆在老家帶孩子上學，一年見不了兩面，孩子都快不認識他了。
說這行干夠了，等這筆債清了，就回老家開個小賣部。
我聽著，偶爾嗯一聲。
腦子里卻全是彭洋剛才的話。
曾秀文的手。
確實，雖然這些年洗菜切菜、揉面刷碗，手心磨出了繭子，但那雙手的骨架還是細的。
手指長，指甲總是剪得干干凈凈。
有次她睡著了，我借著月光看她的手，搭在被子外面，像件精雕細琢的瓷器。
認字也是。
工地上的女人，識字的少。
曾秀文不光識字，還會寫。
我們那個記賬的小本子，都是她記的。
字跡清秀，一行行，一頁頁，記著每天的開銷、攢下的錢數。
還有那個鐵盒子。
雨那天她抱著盒子時的眼神。
我甩甩頭，又灌了一杯。
酒局散時已經半夜。彭洋醉得厲害，我扶他上皮卡，他嘴里還在嘟囔：“老于……提防著點……人心隔肚皮……”
我站在路邊，看著他歪歪扭扭把車開走。
夜風一吹，酒醒了大半。工棚里還亮著燈，曾秀文在等我。我慢慢往回走，腳步有些沉。走到工棚門口時，我停下來，從門縫往里看。
她坐在床上，手里拿著針線，在補我的一件工服。
燈是那種最便宜的節能燈，光線慘白。
她低著頭，一針一線，縫得很仔細。
補丁是塊深藍色的布，和工服顏色接近，不仔細看看不出來。
補好了，她湊到嘴邊，用牙齒咬斷線頭。
然后她拿起那件補好的衣服，展開，看了看。
很輕地嘆了口氣。
那口氣嘆得我心里一緊。
我推門進去。她抬起頭，臉上沒什么表情：“回來了？喝多了吧，我給你倒了水。”
桌上果然有杯溫水。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不燙不涼，剛好。
“彭老板說，工程款可能得拖。”我說。
“嗯。”她繼續低頭穿針，“沒事，咱不急著用錢。”
“老家蓋房的錢，還差不少。”
“慢慢攢。”她咬斷另一根線頭，“日子長著呢。”
我脫了鞋躺到床上，看著她忙活。燈光把她側臉的輪廓勾出來，鬢角那根白頭發又露出來了。這次我沒猶豫，伸手過去，輕輕幫她捋到耳后。
她手一頓。
針扎到了手指頭。
血珠冒出來，很小的一滴。她把手指含進嘴里，抬眼看了看我。眼神很復雜，我看不懂。就那么對視了幾秒鐘，她先移開視線，繼續補衣服。
“睡吧。”她說，“明兒還上工呢。”
燈滅了。
黑暗中，我聽見她躺下的聲音，布簾輕微的摩擦聲。然后是她均勻的呼吸。我睜著眼，看著頭頂黑漆漆的彩鋼板。
日子長著呢。
她總是這么說。
04
曾秀文生日在農歷六月十二。
具體哪天我不知道，她自己說的。
十五年來，她只提過這么一次。
那天我們剛算完賬，本子上終于突破了一個整數。
她合上本子，忽然說：“我生日快到了。”
我愣了下：“哪天？”
“六月十二。”她說，“農歷的。”
那天之后，我就記下了。
每年到日子，我會多買兩個菜，或者割斤肉。
她從來不說要什么禮物，我也不問。
工地上的日子，能吃飽穿暖就不錯了，講究那些虛的干啥。
但今年不一樣。
今年是我們搭伙的第十五年整。
我去了一趟縣城。
工地離縣城二十里，坐那種破中巴車要顛簸半個多小時。
縣城有條商業街，兩邊全是小店。
我逛了一下午，最后在一個賣圍巾帽子的小攤前停下。
老板娘熱情得很：“給媳婦兒買？”
“這條，羊絨的，暖和。”她抖開一條大紅圍巾。
我搖頭。太艷了，曾秀文從不穿紅戴綠。
“這條呢？絲巾，夏天戴著涼快。”
那是條淺藍色的絲巾，上面有白色的小碎花。料子很薄，對著光能看到紋理。我摸了摸，手感滑溜溜的。老板娘說這是仿真絲的，便宜，十五塊。
我掏出錢。
十五塊，夠我們吃三天食堂。
包好絲巾，我又去割了半斤豬頭肉，買了六個蘋果。
回工地的中巴車上，我抱著那個塑料袋，像抱著什么寶貝。
鄰座的大娘看了我好幾眼，大概覺得我這身沾滿水泥灰的工服，和懷里小心翼翼抱著的東西，有點不搭。
曾秀文在食堂揉面。
我走過去，把塑料袋放在案板邊上。她看了一眼，沒停手：“買的啥？”
“你生日。”
她手頓了頓，繼續揉。面團在她手下發出沉悶的噗噗聲。我把絲巾拿出來，抖開。淺藍的底色，白花，在食堂昏暗的光線下，顯得格外清亮。
“戴上試試。”我說。
她洗了手，在圍裙上擦干。
接過絲巾，對著窗戶的光看了一會兒。
窗戶玻璃臟乎乎的，但絲巾還是亮的。
她繞到脖子后面，系了個結。
動作不太熟練，系了兩次才系好。
“有鏡子嗎？”她問。
食堂哪有鏡子。最后她對著不銹鋼的湯桶蓋照了照。桶蓋彎彎曲曲，映出的人影也是變形的。但她看了很久，左轉一下，右轉一下。
“好看嗎？”她問。
“好看。”我說。
她笑了笑，把絲巾解下來，仔細疊好，放回塑料袋里。
然后繼續揉面，好像剛才什么都沒發生。
但我知道，她揉面的力道輕了些，嘴角還留著一點弧度。
晚飯我們在工棚里吃。
豬頭肉切薄片，拌了蒜泥和醋。蘋果洗了兩個，一人一個。我開了瓶啤酒，給她也倒了一杯。我們碰杯，沒說話，就碰了一下。
她喝了小半杯，臉就有點紅。
“老家蓋房，”她忽然說，“我想在屋后種棵樹。”
“種啥樹？”
“棗樹吧。或者柿子。”她用筷子撥弄著碗里的肉片，“秋天結果子，紅彤彤的，好看。”
“那得種兩棵。”我說，“一棵棗樹，一棵柿子。”
“嗯。”
我們又碰了一杯。
那天晚上她睡得早。
我躺在布簾這邊，聽著她均勻的呼吸，心里很踏實。
十五年，就像一眨眼。
剛搭伙那會兒，我們還年輕，她四十，風韻還在。
現在她五十五了，鬢角白了，眼角的皺紋深了。
我也四十五了，腰不行了，陰雨天就疼。
但日子就這么過來了。
半夜，我渴醒了。
起來喝水，卻發現布簾那邊有動靜。
很輕的，壓抑的抽泣聲。
我僵在原地，水杯舉在半空。
她在哭。
不是放聲大哭，是那種咬著嘴唇、把聲音悶在喉嚨里的哭法。
我站了一會兒，輕輕拉開布簾。
月光從窗戶漏進來，照在她臉上。她側躺著，臉埋在枕頭里，肩膀微微發顫。絲巾就放在枕頭邊上，疊得整整齊齊。
“秀文？”我低聲喊。
她沒應，哭得更厲害了。
“咋了？”我坐到她床邊，“哪兒不舒服？”
她還是不說話，只是哭。
我伸手想拍拍她的背，手伸到一半，又縮回來。
十五年，我們最親密的接觸就是晚上睡覺隔著布簾，白天吃飯挨著坐。
我從來沒抱過她，她也沒靠過我。
“到底咋了？”我有點慌。
她終于抬起頭，臉上全是淚。
月光下，那張我看了十五年的臉，突然變得陌生。
不是長相變了，是表情。
那表情里有一種我說不清的東西，像是痛苦，又像是解脫。
“風迷了眼。”她啞著嗓子說。
“工棚里哪有風。”
“就是迷了眼。”她固執地重復，用袖子使勁擦臉，“睡吧，明天還上工呢。”
她轉過身，背對著我。
我站了一會兒，默默退回布簾這邊。躺下，睜著眼到天亮。她的抽泣聲慢慢停了，變成了均勻的呼吸。但我睡不著，腦子里全是她剛才的表情。
風迷了眼。
這謊撒得太拙劣。
05
豪車來的那天，是個星期五。
我記得清楚，因為周五食堂改善伙食，中午有紅燒肉。
曾秀文一早就開始準備，五花肉切成方塊，焯水，炒糖色。
香味飄出食堂，工友們經過都使勁吸鼻子。
我在東區綁扎頂層鋼筋。
十點多，太陽正毒。呂石頭蹲在我旁邊，擰著鐵絲抱怨：“這鬼天氣，肉還沒吃上，汗先流干了。”
我沒搭腔，眼睛看著工地大門。
大門那兒平時只有渣土車、材料車進出。
但今天，門口停了輛黑色轎車。
車很干凈，亮得反光，和工地的塵土飛揚格格不入。
門衛老李從崗亭里出來，彎腰和車里人說了幾句，然后抬桿放行。
車緩緩開進來。
不是一輛。后面又跟進來三輛，一樣的黑色，一樣的锃亮。四輛車排成一列，碾過坑洼的路面，底盤低，開得很慢。最后停在食堂外的空地上。
工地上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兒。
攪拌機停了，塔吊不動了，連鋼筋碰撞的聲音都消失了。所有人都看著那四輛車，看著車門打開。
第一輛車里下來個年輕人。
三十歲上下，穿白襯衫黑西褲，皮鞋擦得能照見人影。
他下車后沒立刻走，而是站在車邊，等后面車上的人下來。
后面三輛車里出來六個人，有男有女，都穿著體面。
最后那輛車上，下來一個六十來歲的男人，頭發花白，但腰板挺直。
年輕人走向食堂。
食堂門開著，曾秀文背對著門口，正在大鍋前翻炒紅燒肉。
她系著那條我買了三年的舊圍裙，頭發用一根黑皮筋草草扎著，幾縷碎發貼在汗濕的脖子上。
年輕人停在門口。
他深吸了一口氣，好像要做什么重大決定。然后他開口，聲音清亮，穿過食堂嘈雜的油煙機聲：“曾阿姨。”
曾秀文手里的鍋鏟哐當一聲掉在地上。
她沒回頭，肩膀先僵了。
就那么僵了幾秒鐘，她慢慢轉過身。
臉上沒什么表情，但嘴唇在抖。
她看著門口的年輕人，又看看他身后那些人，最后目光落在那個白發男人身上。
男人往前走了一步。
“秀文。”他喊了一聲。
曾秀文往后退，撞到了灶臺。紅燒肉在鍋里咕嘟咕嘟冒泡，快糊了。但她沒管，眼睛死死盯著那個男人，像見了鬼。
我扔下手里的鋼筋，從腳手架上往下爬。
手腳并用，差點摔下來。落地時崴了腳，但我沒停，一瘸一拐往食堂跑。呂石頭在后面喊：“老于！你干啥去！”
我沒理。
跑到食堂門口時，那個年輕人正在說話：“曾阿姨，沈總讓我來接您回去。這些年……我們找您找得好苦。”
曾秀文搖頭。
搖得很慢，但很堅決。
“我不認識你們。”她說，聲音沙啞，“你們找錯人了。”
“秀文！”白發男人又喊了一聲，聲音里帶著哭腔，“我是你哥啊！曾琦！你不認得我了？”
曾秀文的臉刷地白了。
她嘴唇動了動，沒發出聲音。
眼睛從曾琦臉上移到年輕人臉上，又移到我臉上。
我看到她的眼神，那里面有慌亂，有恐懼，還有一種深不見底的絕望。
我走進食堂，站到她旁邊。
“怎么回事？”我問，聲音比我想象的平靜。
年輕人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審視，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輕蔑。
他轉向曾秀文，語氣恭敬但不容置疑：“曾阿姨，沈總在等您。車就在外面，您現在就可以跟我們走。”
“我不走。”曾秀文的聲音突然拔高，“我哪兒也不去！這是我男人，這是我家的地方，你們滾！滾出去！”
她抓起灶臺上的抹布，朝年輕人扔過去。
抹布沾著油污，在空中劃了道弧線，落在年輕人腳邊。
他沒躲，只是皺了皺眉。
曾琦沖過來，想拉曾秀文的手：“秀文！你別這樣！沈昊然是來接你回家的！你看看你現在，你看看這地方，這是人過的日子嗎？”
“這就是人過的日子！”曾秀文尖叫，“我過了十五年！我樂意！”
工棚那邊的人全都圍過來了。
幾十個工友，穿著沾滿泥灰的工服，臉上糊著汗，圍在食堂門口。
他們看著那四輛豪車，看著那些光鮮亮麗的人，看著站在灶臺前渾身發抖的曾秀文。
彭洋也來了。
他擠進人群，看看我，看看曾秀文，又看看那些不速之客。
“幾位老板，”彭洋搓著手，努力擠出笑容，“這是工地食堂，您幾位是不是走錯了？”
年輕人——沈昊然，轉向彭洋，遞過去一張名片：“我叫沈昊然，是沈氏集團的。這位曾阿姨，是我們沈總的家人。我們今天來，是接她回家。”
“沈氏集團？”彭洋接過名片，手有點抖，“那個……搞房地產的沈氏？”
沈昊然點點頭。
彭洋的臉色變了。他看看曾秀文，眼神像第一次認識她。工友們也開始竊竊私語，聲音越來越大。曾秀文站在那兒，成了所有人的目光焦點。
她突然笑了。
笑得很難看，比哭還難看。
“回家？”她重復著這個詞，“我哪兒有家？我的家十五年前就沒了。現在這兒就是我的家，他就是我的家人。”
她指著我。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
沈昊然這才正眼看我。
他從頭到腳打量了我一遍，目光在我沾滿水泥灰的工服、磨破的膠鞋、粗糙的手上停留了幾秒。
然后他微微頷首：“這位師傅，這些年來，感謝你照顧曾阿姨。我們沈家會補償你的。”
補償。
這兩個字像針，扎進我耳朵里。
我盯著沈昊然，盯著他一絲不亂的頭發，盯著他白襯衫領口纖塵不染的邊。十五年的日子，在他嘴里，就值一個“補償”。
曾秀文抓住我的胳膊。
她的手冰涼，還在抖。
“德海，”她看著我，眼睛里全是淚，“你讓他們走。讓他們走，好不好？”
我張了張嘴，卻發不出聲音。
食堂里靜得可怕。紅燒肉糊了，焦味彌漫開來。窗外的太陽明晃晃的，照在那些豪車的玻璃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那光里，我看見了自己的臉。
一張工地老男人的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