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價格學者龍少波：“好的通脹”和“壞的通脹”

2026年3月，中國PPI同比增長0.5%。這是經歷持續41個月負增長后，PPI的首次轉正。

推動PPI轉正的動力是多重的：原油價格上漲帶來的輸入性因素以及國內供需調整帶來的根本推力——PPI的跌幅從去年年中就開始逐步收窄。

一些觀點認為，鑒于物價面臨的壓力，輸入性因素對價格進一步回暖是一個積極信號。

但這與人們的直覺不符：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價格進一步上漲有支撐嗎？

重慶大學公共經濟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龍少波認為，價格不僅有從上游向下游成本傳導這一鏈條，也會面臨來自下游需求的約束。如果只有輸入型因素帶來的價格上漲，可能是一種“壞的通脹”。因為，當下宏觀物價所面臨的挑戰本質是需求不足的結果，而輸入型的漲價只會讓下游企業和消費端面臨更大挑戰。

龍少波說：“價格既是因也是果。”

龍少波是一位長期從事價格治理研究的學者，曾經獲得中國價格領域的最高研究獎——“薛暮橋價格研究獎”。十多年以來，他一直關注PPI和CPI的傳導以及價格治理等問題，主要研究不同因素對宏觀價格的非對稱影響，比如勞動力成本對CPI的影響更加直接，原油等成本輸入因素更多地影響PPI等。

2012至2016年，中國曾進入一輪持續的結構性價格承壓階段：PPI增速連續54個月為負，不同的是彼時反映消費市場供需狀況的CPI增速仍能維持一定區間的正增長。也就是說，存在CPI和PPI變動的價格分化現象。

這種PPI與CPI的長期剪刀差是1992年以來，中國經濟中未曾見到過的，吸引了大量經濟研究者。

龍少波說，當時一個普遍的結論是：此前的刺激性政策所帶來的工業領域供大于求以及國際大宗市場的價格走低，導致了PPI的持續承壓。

最終，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一系列措施，PPI在2017年回暖。

此后，PPI與CPI在多個年份都出現了異常的走勢，二者同向波動的趨勢相較于之前明顯減弱，直至近兩年同向轉弱，并再次出現“PPI增速長期為負，CPI增速維持低位為正”的狀況。

2020年7月，龍少波在著作中梳理回顧了1992年以來中國出現的四次價格低迷時期。

書中，他提示，“雖然經過2012—2016年的一系列宏觀調控，中國經濟中存在的供需矛盾有所緩解，但其并未徹底根除，結構性的供需失衡機制仍然可能再次成為引發結構性價格低迷的一大誘因”“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中國的結構性低迷似有‘復燃’之勢”??

｜對話｜

經濟觀察報：PPI持續41個月的負增長后，3月份首次轉正，你覺得是什么在推動它回暖？

龍少波：在工業領域供需失衡逐步縮小的情況下，PPI跌幅自去年年中開始就已經持續收窄，市場預期今年上半年會轉正。3月份的美以伊沖突所導致的原油和原材料價格上漲，起到了促進作用，使得增速提前轉正了。

經濟觀察報：這意味著即使沒有原油沖擊，PPI也遲早會轉正？

龍少波：是的。PPI經歷了這么長時間的負增長，在價格信號的牽引下，經過長期的調整，國內供需平衡性有所改善。

經濟觀察報：這一輪PPI收窄的本質推動力是什么？

龍少波：本質還是供需的調整，特別是供給端的產能的逐步出清。這個過程已經持續兩年多了。2025年下半年以來，制造業投資當月同比連續半年負增長，上市公司資本開支連續6個季度負增長。“反內卷”政策的推動，讓相關行業惡性競爭有所緩解，供需之間對比的差距縮小，這是當前PPI轉正最根本的因素。

但需要觀察的是需求側的恢復。一季度的消費、投資增速都有改善，但改善幅度相對較緩。

經濟觀察報：這一輪PPI回暖會是一輪溫和的回暖還是會很激烈？

龍少波：首先要觀察美以伊沖突是否會加劇以及持續時間。但對中國而言，可能不會出現大的影響。因為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是內需不足。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即使上游成本一定幅度上漲，短期內下游價格的漲幅也是相對有限的。

此外，中國能源多元化進展較快，新能源產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還有煤炭這個能源壓艙石以及較為豐富的原油儲備，所以我覺得短期內的國際沖突對國內消費端價格的直接影響不會那么持久和巨大。

經濟觀察報：你過去幾年發表了很多篇有關油價上漲對PPI和CPI影響的文章，結論是什么？

龍少波：每個國家的油價決定機制、上下游行業競爭幅度不一樣，所以原油價格上漲對每個國家物價的影響幅度和結果也不一樣。中國的特點是：總體來看，原油價格上漲時，更容易拉動國內生產端物價上漲；而原油價格下跌時，則對物價下降的影響幅度相對更小一些。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今年PPI大概會呈現一個什么樣的特點？

龍少波：緩慢上升，維持在較低的正區間，同比增長速度的中樞在1%至2%左右，大幅上升至6%至7%以上的可能性比較小。

經濟觀察報：目前PPI的回暖會很快反應在CPI上嗎？

龍少波：理論上，價格傳導有兩種機制。一種是從上游往下游的成本推動傳導，也就是從更上游的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PPIRM、到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再到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另一種則是從下游往上游的需求拉動傳導，從消費市場需求開始向中游、上游傳導。比如，當下游消費市場繁榮和需求擴張時，會對上游工業品的需求增加，帶動工業品出廠價格上升，從而拉動上游原材料價格的上升。

后者更像是一個約束條件。如果需求相對旺盛、市場比較景氣，從上游往下游的價格傳導機制就比較順暢?，F在正處于市場預期和下游需求仍有待提振情況，上游成本往下游傳導就容易產生阻滯。此外，一般而言，PPI向CPI傳導一般要有3到6個月的時間差，所以PPI的回暖傳導至CPI仍需要一段時間。

經濟觀察報：如果PPI向CPI傳導不暢，可能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龍少波：可能會造成上游企業和中下游企業的利潤分化。2021年國際大宗商品漲價時，就出現過這種情況，最終受益的、資本市場表現好的，都是上游的能源或資源型企業，而下游中小企業的利潤反而被壓縮。

經濟觀察報：近期市場一直在談“輸入性漲價因素”，也有研究者提到“好的通脹”和“壞的通脹”，你怎么理解？

龍少波：可以這么理解，如果是單純的外源性輸入帶來了成本上升導致通脹，但下游的需求卻沒有明顯回暖，其實是一個“不好的通脹”。

上游企業利潤漲幅較大，能源資源相關的上游工業產業受益；但下游緊貼消費者的企業因為面臨市場競爭激烈，沒有足夠的需求拉動，漲價能力和幅度有限。這叫成本沖擊下的上下游非對稱漲價，下游一些企業的利潤實際上是可能被侵蝕的。

更關鍵的是，這些中小企業可能往往是吸納就業的主力軍，一旦因為利潤問題而承受壓力，就業也會承壓，居民收入和消費需求也會進一步受到影響，從而形成負向循環的風險。

當然，即使是“不好的通脹”也可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因為在價格承壓、工資上漲變緩、消費不足的負向螺旋中，突然出現一個外部性刺激，在短期內會不會讓大家對價格的預期有一點改善？當然這還可以討論。

所謂“好的通脹”，是指需求拉動型的溫和通脹，CPI增速在2%左右。這是市場需求擴大和旺盛所帶來的信號。此時表明市場景氣程度較高，企業利潤增加，總需求相對于總供給而言有一定的富余，價格信號會傳導給企業，引導生產部門擴大生產和投資，從而帶來就業、消費、投資的增長，并進一步引導市場主體和居民對未來經濟前景的積極預期，促進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

經濟觀察報：在這兩種價格回暖中，消費者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龍少波：內需拉動物價回升的“好的通脹”，反映的是社會需求較大幅度增長，保持價格的溫和上漲。隨著我國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逐步完善，科技創新水平的提升，當前的供給能力是比較強的，不需過度擔心因消費需求擴張而造成長期供給能力跟不上。比如，現在我們想買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市面上各企業供應是非常充足的，只要有消費需求，企業供給端的制造和供給能力都是充足的。

在這種情況下表現出來就是供需兩旺：消費需求增加帶來企業訂單增加、盈利改善，從而帶動就業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收入增加了，可以購買更多產品和服務，又帶來企業訂單的繼續增加，從而形成“物價—工資”溫和上漲的良性循環。

然而，輸入性物價上漲帶來的是上游成本抬升并往下游逐級擴散傳導，但沒有對應的下游需求增長，居民收入沒有增加，其能購買產品的量就減少，實際上是降低了居民消費能力，消費者利益受損。

所以，不是所有的物價轉正都是好的回升，只有需求驅動、伴隨居民收入和企業盈利同步改善的物價回升才是良性的，也是我們宏觀調控所想要的結果。

經濟觀察報：2012年至 2016年，中國也曾經經歷過一次PPI長達54個月負增長的情況，當時情況是什么樣？和當下有什么不同？

龍少波：2012年到2016年，CPI的漲幅主要在1%附近波動，因為當時CPI增長有兩個重要的支撐。一個是勞動力成本，學者們認為當時中國跨過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成本出現一定短缺，勞動力市場處于緊平衡狀態，工資收入增長具有較強的支撐。第二個是農產品價格，2012年前后農產品、食品價格也是處于緊平衡狀態。而在CPI的八大類構成中，農產品（食品）和服務類占比較高，勞動力成本和農產品（食品）的上漲對CPI有較強的支撐作用。

但現在這兩點都有所變化。一方面，當前的就業就業市場壓力相較于當時是更高的。另一方面，當前農產品價格表現較弱，特別是影響食品物價的關鍵項豬肉價格，正處于近10年以來的歷史低點，也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形成拖累。

經濟觀察報：當前豬肉價格確實很有挑戰，現在的養豬業更產業化，效率很高，產能巨大，似乎和光伏、鋼鐵等工業行業呈現了類似的“內卷”情況？

龍少波：這可能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從數據看，即使豬肉價格不斷下降，當前零售端的銷量似乎并沒有大幅增長。一方面是老齡化因素的影響，人口結構變化使大家對豬肉的需求量不像以前增長那么快了；另一方面可能也受制于其他禽肉、牛羊肉、水產品的替代影響。當然，豬肉價格變化規律是存在明顯的“豬周期”的，在經歷此輪下跌后，未來一定會有上漲。

經濟觀察報：當下的“反內卷”政策和2016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什么區別？

龍少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去產能主要指向傳統的產能過剩工業行業，而“反內卷”則主要針對的是打價格戰的新能源、光伏、互聯網等新興產業。此外，上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比這一輪“反內卷”對供給側的調整更直接，力度也更明顯。這一輪市場化特征相對更加突出。

經濟觀察報：目前內需不足的問題依然是政策關注的重點，什么導致了這種需求不足，是房地產市場的波動嗎？你之前的研究顯示，房價和消費沒有太強的關聯性。

龍少波：那項研究主要分析的是房價上漲對消費有沒有直接刺激作用，結論是沒有顯著相關性。一直以來，我國的消費增速和GDP增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變化趨勢比較一致，而和房價波動的相關性較弱。但當時并沒有研究房價下降會不會拖累消費，因為自2021年下半年以來房價才出現持續的、較大幅度的下跌。

從財富效應的角度看，房價下降是有可能拖累消費的，當然包括社會保障是否完善等因素都可能影響消費。但從過去數據來看，此輪消費變化最核心的影響因素還是收入以及對未來收入的預期。

從當前居民超額儲蓄增長、居民部門長短期貸款少增的情況看，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邊際消費傾向還有待提升。比如，幾年前人們還會討論“月光族”的現象，部分年輕人覺得這是一種生活方式，有錢就先花了，明天可以再賺。但這兩年以來，可能很少有人再堅持這個觀點了，從長期考慮，進行“消費平滑”的人似乎更多了。

經濟觀察報：在你的研究中反復提到收入問題，收入在物價傳導中扮演的是不是很關鍵的角色？

龍少波：工資收入是物價循環和傳導中重要的一環。比如美國70年代滯脹，就是在石油價格沖擊下形成了“工資—物價”的螺旋。當時美國工會很強大，價格的傳導會很快傳導至工資。2012年至2016年，CPI能夠保持溫和上漲，也和當時勞動者收入的上升有關。此外，當時也是中國勞動者權益保護逐漸加強的時期，比如勞動法的修訂等等，這些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經濟觀察報：參照當時，我們現在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龍少波：在現在的情況下，要通過抬高勞動力價格來影響物價，可能更有難度。因為現在勞動力市場已經不像當時那么緊平衡，企業在用工方面有更多選擇，勞動者的工資議價能力沒有那么強。

經濟觀察報：怎么進一步優化就業？

龍少波：在技術層面，可以通過再就業培訓、改變高校課程體系和專業結構，解決一部分結構性失業問題。但從宏觀上，更重要的還是進一步挖掘經濟增長的潛力，讓GDP增速更接近潛在經濟增速，讓經濟社會吸納更多就業。這就需要貨幣和財政等相關政策更加發力，可能擴張的特征要更加明顯。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在目前輸入性漲價因素下，貨幣政策空間是否會受到影響？

龍少波：一般而言，貨幣政策盯住的主要價格目標是CPI，PPI可能會被考慮但不是最核心的因素。如剛才分析，輸入性因素通過PPI向CPI的傳導比例可能會比較低，因此只要PPI漲得不是特別厲害，CPI不會出現明顯上漲。盡管貨幣政策可能會有一定影響，但受到的影響不會特別大，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主基調不會改變。

經濟觀察報：你最早是什么時候開始做價格研究的，是一個什么契機？

龍少波：我是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博期間開始關注的。2010年后我國出現了一輪通脹并呈現出結構性特征，我對該現象比較感興趣，在導師指導下做了一些研究。那一輪的上漲，大家普遍認為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采取了大幅度的經濟刺激，帶來上游原材料大幅度增加，加之國外輸入性的通脹影響，后續經過傳導帶來了社會總體價格的上漲。

經濟觀察報：“當下的投資會變成未來的供給”，當時學界對PPI轉弱應該有預期。

龍少波：有預期，但轉弱的速度和幅度還是超過了預期。當時，PPI增速從2011年7月最高點的7.5%降到了2012年9月的-3.6%，僅僅一年左右，而在2015年11月更是達到了-5.9%的低點，振幅達到13.4%。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前期的刺激政策放大了投資和經濟波動。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一窩蜂地上，最后導致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行業過剩，帶來了PPI的快速下降，而且在低位的時間超過了預期，達到54個月之久。

而在此期間，CPI則保持了平均2%左右正的增速。一方面和PPI前期上漲的傳導有關。國內交通運輸、工業生產成本上漲，包括國際農產品價格、農產品種子成本、農藥成本、勞動力成本等也都在上漲，再經過一定時滯的傳導，最后反映到消費領域CPI上。另一方面，當時經濟增長速度相對更高，消費需求相對比較旺盛，對消費價格也起到較強的支撐作用。

經濟觀察報：2014和2015年就開始有非常多其他領域的研究者關注到價格問題，這是不是第一次中國有大量學者開始認真研究價格？

龍少波：學者們一直以來就比較關注。之前也有過幾輪研究人員關注的高峰，對應的都是價格波動較為劇烈的時期。2012年以來，大家更加關注價格的上下游傳導機制，并重視CPI和PPI剪刀差等問題。

經濟觀察報：2015年前后，經濟學界也提出了很多建議，最終政策落地的選擇和這些建議的方向一致嗎？

龍少波：當時也有很多討論，但從結果看，主要選擇了在供給側發力，采用行政方式并結合市場手段完成了一輪產能的出清，其效果確實也較為顯著，2017年PPI就開始回暖了。

經濟觀察報：2012年以來，中國物價走勢有什么特征？

龍少波：2012年之前，中國CPI和PPI的變動方向總體上是保持一致的，雖然二者的變化可能有時滯、波動幅度有差異，但方向基本是一致的。而2012年之后，PPI對CPI的傳導似乎沒有之前那么靈敏了。

總體上看，PPI和CPI這種上下游傳導機制還是相對通暢比較好，至少要同向波動。粗略來看，理論上CPI在1.5%到3%之間來回波動，而PPI可以略高2個百分點的同向波動會較好。這種情況下，價格傳導機制比較暢通，上下游企業的利潤分配和同步變動會比較均衡；各類企業利潤漲了之后，居民就業和工資也有相應的增長，并帶來消費潛力的釋放，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龍少波：一方面，是輸入性因素的影響。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大國，對外資源依賴度相對較高，PPI必然會極大地受到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例如，2012年PPI持續走弱就和國際大宗價格下行有關，當然后來回暖也部分受益于國際大宗價格的回升。另一方面政策的影響也值得關注。比如，前期刺激性政策形成的產能帶來了2012年以來的PPI負增長；而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的產能出清等因素又使得PPI增速回升并轉正，這些對PPI的影響都更加直接。

此外，很多因素對PPI和CPI的影響是非對稱的，比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勞動力價格等對兩者的影響幅度是不同的。這種因素的積累也是PPI和CPI兩大宏觀價格走勢異變的原因。

經濟觀察報：我們在供給端有很強的能力，不管是培育產能還是推動產能出清的能力都很強，但還在摸索如何擴大需求。

龍少波：我們在供給端的政策影響力確實非常強，直接高效，這會對PPI帶來更直接的影響。然而，政策似乎在對需求側的啟動時是相對較難的，特別是如何有效地讓物價溫和回升、擴大需求方面，還需要加強探索。

事實上，從全世界范圍看，短期內創造和擴大有效需求都是一個普遍難題。需求一般講“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出口。出口的變量是外需，有很多變數。投資主要包括政府投資和企業投資兩方面：政府投資要結合財政能力來看；企業投資當然可以通過降低利率去推動，但企業借不借錢投資不僅僅看資金成本，核心還是會考量產品賣不賣得出去，這基于企業對未來市場的預期。

所以，從最終需求來看，還是要看家庭部門的消費能力，而家庭部門是否愿意消費主要取決于其收入和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當然也會受到社會保障等其他因素的影響。所以這兩年，我們推出了“消費品以舊換新”“失能老人補貼”等一系列創新的政策，這些都是非常好的嘗試和探索，也才有了目前需求市場的邊際回暖。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應對需求不足，目前的政策還有哪些空間？

龍少波：政策建議這兩年研究者提得比較多了，比如發放消費券、服務提質、創新供給、加強社會保障、引導實際利率下行等，有些也已經落地了。我比較贊成的一個觀點是，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各項政策盡量一次性給足，較大力度地集中釋放效應，有利于微觀行為主體更好地形成良好預期。

經濟觀察報：價格是市場的信號。你覺得目前價格研究有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龍少波：重視程度還可以加強。有學者認為，某種程度上，微觀經濟學也可以叫價格學說，而宏觀經濟學可以叫收入學說。而在經濟學里面，供需平衡的交叉點決定價格和產量。不管是宏觀模型還是微觀模型當中，個人認為價格都是很重要的變量，供需關系是最重要的關系。

從供需角度看，價格既是因又是果。核心層面，價格首先是果，反映供需關系，由供需決定價格；同時，它也是因，價格會引導資源配置，影響市場預期，進而改變居民的消費決策和企業的投資決策。它應該成為經濟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之一，特別是考慮到當下中國經濟的現實情況。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這一輪價格有待提振，但依然有很多人并沒有感受到“低價”的好處，從體感上還是覺得東西“貴”？

龍少波：一方面，衡量居民日常消費支出的總體價格指數CPI當前畢竟沒有負增長，只是增長比較緩慢，所以大家感覺物價并沒有下降；而且柴米油鹽等日常必需品價格剛性比較強，沒有太大波動——這些恰恰是普通人日常消費的主要產品，所以就會有“貴”的感覺。而對于部分社會重點關注的產品，比如最近的油價如果持續上升，大家的感受就會非常強烈。另一方面，價格問題也會影響收入增速，“貴不貴”是一個和收入相對的概念。

（作者 宋笛）

免責聲明：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供參考、交流，不構成任何建議。

宋笛

大科創新聞部主任兼高級記者 主要關注于科技類、創業類產業政策、創投領域以及交通物流領域。擅長深度報道和人物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