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燕來我們鎮上任鎮長的那天,我心里是帶著情緒的。
作為土生土長的基層干部,我在這大山深處的窮鎮熬了十二年,從科員干到常務副鎮長。老鎮長退居二線,所有人都覺得我會順理成章地接班。結果縣里一紙調令,空降了一個三十出頭的女鎮長。
關于她的背景,身邊的人早就傳開了。父親在市里某個核心部門當一把手,母親是省屬國企的高管,典型的“官二代”。
我當時在心里冷笑,這不過又是一個來基層“鍍金”的大小姐。估計干不到兩年,隨便弄點政績,拍拍屁股就調回城里了。留下爛攤子,還得是我們這些泥腿子來收拾。
搭班子的頭一個月,我一直秉持的原則是:敬而遠之,工作上讓她挑不出毛病。剛開始我還心想,這位習慣了喝咖啡、踩高跟鞋的大小姐,肯定很難應付鄉鎮那些雞飛狗跳的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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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我就發現自己錯得離譜。
真正讓我感受到那種被稱為“認知碾壓”的震動,是從李家村的修路風波開始的。
鎮里要給李家村修一條通村柏油路,這是個好事,但卡在了征地環節。村東頭的李大壯和李二強是堂兄弟,為了多分一點補償金,兩家鬧得不可開交。工程隊進場那天,兩家老太太直接躺在了挖掘機履帶前面,誰勸都沒用。
我帶著派出所所長和村干部去了三趟。好話說盡,政策講透,甚至我私底下做主,從鎮里的機動經費里擠出兩千塊錢,想給兩家一家一千當個補償,息事寧人。結果兩人誰都不買賬,覺得給的太少了。工程被迫停工半個月,縣交通局天天打電話催進度。
我當時焦頭爛額,覺得那幫人簡直不可理喻。
林燕看著我焦急的樣子,拉了把椅子坐下,平靜地說,明天我去一趟李家村。
我心里暗想,你去有什么用?這種農村的家族糾紛,你一個城里長大的姑娘能懂?
第二天,我陪著她去了。到了村里,她沒去李大壯和李二強家,而是直接讓村支書把村里幾個說話有分量的老太爺請到了村委會。
她讓村干部泡了茶,家長里短地跟老太爺們聊了起來。聊了收成,聊了村里年輕人在外地打工多不容易,最后聊到了村北邊那片荒了的果園。
“那片果園要是路通了,鎮里打算引進市里的冷鏈物流企業來做個集散點,以后村里每戶一年少說能多掙個三四千。”林燕喝了口茶,慢條斯理地說,“但是縣里修路的指標有時間限制,下個月底要是還動不了工,這筆修路資金就要劃給隔壁的王家鎮了。路修不成,物流企業肯定不來,這筆錢,王家鎮可是眼巴巴盯著呢。”
幾個老太爺一聽,臉色全變了。對于李家村來說,隔壁王家鎮是幾十年的死對頭,當年為了爭水源兩村還打過群架。
“那不行!憑什么給王家鎮!”一個老太爺拐杖把地杵得咚咚響。
“我也覺得不能給,但這路現在修不了啊。”林燕嘆了口氣,站起身,“各位長輩,鎮里能爭取的都爭取了,剩下的事,鎮政府不好硬插手。要是真停工了,大家也別怪鎮里偏心。”
說完,她帶著我直接上車回了鎮上。全程沒有提李大壯和李二強半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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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在車上一頭霧水,問她這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