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92年那年我22歲，跟著村里的大哥們坐著綠皮火車去當“倒爺”，一心想著發大財。誰知道財沒發成，差點成了一個異鄉鬼。原因是我剛下火車，帶去俄羅斯的四編織袋皮夾克和運動鞋，就被幾個喝得爛醉的當地小混混洗劫一空。他們不僅搶走了貨，連我貼身藏著的錢也沒放過。要不是我趁著他們分贓時拼死跑進一片樺樹林，估計連命都得交代在那里。
天色越來越暗，風刮在臉上像刀割一樣。我知道，如果天黑前找不到暖暖身子的地方，第二天我就會變成一具硬邦邦的尸體。我憑著本能順著一條車轍印往前挪，不知道走了多久，樹林的盡頭出現了一座孤零零的木板房。煙囪里冒著一絲微弱的白煙。
我幾乎是半爬著來到那扇木門前，用凍得失去知覺的手拼命砸門。砸了十幾下，門開了一道縫，一個裹著厚厚羊毛披肩的女人警惕地看著我。她看起來四十多歲，眼角有很深的皺紋，眼神里透著疲憊和防備。
我張了張嘴，發現下巴已經凍僵了，只能發出兩聲破裂的干咳，然后雙腿一軟，整個人砸在了門框上。
醒來的時候，我躺在一張鋪著厚氈子的破沙發上。屋子里彌漫著一股烤土豆和陳年木頭混合的味道。那個女人正坐在爐子旁，往里面添柴火。看到我睜開眼，她端著一個搪瓷缸子走過來，遞到我嘴邊。那是一缸子熱氣騰騰的紅茶，里面放了很足的糖。滾燙的茶水順著喉嚨流進胃里，我才真切地感覺到，自己還活著。
她叫卡佳，是個寡婦。1992年的俄羅斯，剛剛經歷了一場巨大的國家動蕩，盧布貶值到連廢紙都不如，普通老百姓的兜里比臉還干凈。卡佳的日子也很艱難，家里除了土豆就是硬得像磚頭的黑面包。可即便這樣，她還是把一口救命的紅茶和兩個烤熟的土豆給了我這個素不相識的中國人。
我身無分文，回去的火車票根本買不起，更不敢去市里的警察局，那時候的治安亂得要命，弄不好還會被關進黑牢。卡佳似乎看出了我的窘境，她指了指屋外的柴火垛，又指了指爐子，做了一個劈柴的動作，然后拍了拍沙發。意思是，我劈柴干活，她管我一張床和一口吃的。
我眼淚差點掉下來，拼命地點頭。
從那天起，我就在卡佳的木房里住了下來。西伯利亞的冬天漫長得讓人絕望，氣溫常常在零下三十多度。我每天的任務就是去林子里撿枯樹枝，劈木柴，掃雪，修補那棟處處漏風的老房子。卡佳則在附近的一家破產邊緣的肉聯廠做清潔工，偶爾能帶回一點點豬碎肉或者下水，那就是我們改善生活的最高規格了。
我們的交流不多，但有一種默契。每次我劈完柴帶著一身寒氣進屋，她總會把爐子上的熱水壺推過來，讓我暖暖手。我也會在天氣稍好的時候，爬上屋頂，用找來的破油氈把漏雪的地方死死釘住。晚上，我們各自坐在爐子兩邊，聽著外面狼嚎一樣的風聲，烤著土豆。她有時候會看著爐火發呆，眼眶通紅，我猜她是在想她死去的丈夫。
日子就這么一天天熬著。我心里盤算著，等熬過這個冬天，天氣暖和了，我怎么也得想辦法去市里的火車站找找中國老鄉，借點錢回國。
發現那個秘密，純屬是一場意外。
那天晚上風特別大，屋頂的煙囪管被風吹得倒灌，屋子里全是嗆人的黑煙。我趕緊爬起來，發現是連接墻壁的那截鐵皮管子松了。要修好它，必須把靠墻的那張沉重的鐵架床挪開。那張床是卡佳睡的，平時她從不讓我碰。但那會兒她在上夜班還沒回來，屋里嗆得沒法待，我也顧不上那么多，挽起袖子就去搬床。
那床重得出奇，我使出了吃奶的勁兒，才把它拖出來半米。就在我準備踩著床板去接煙囪管的時候，我看到了床底下的東西。
那是四個長條形的軍用木頭彈藥箱，上面落滿了灰塵。其中一個箱子的搭扣還斷了，在剛才挪床的震動中，箱子蓋滑開了一半。借著煤油燈昏暗的光，我看到里面裝的不是雜物，而是一個個灰撲撲的帆布袋子。有一個袋子的口敞著，里面露出了暗黃色的、粗糙的顆粒和碎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