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溥儀在蘇聯(lián)監(jiān)獄中秘密立下皇子，為何回國后反遭皇子出賣

此事要回到1950年夏天。那時的伯力收容所仍籠罩在寒意中，溥儀每天端著加糖紅茶，假裝自己還坐在奉天行宮的紫檀扶手椅。忽然，警衛(wèi)通知：根據(jù)中蘇協(xié)定，幾位主要戰(zhàn)犯將被移交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息像一把冰刀扎進他的心——國內(nèi)正在嚴懲漢奸，這條路多半是死路。他急忙再寫信給斯大林，請求“歸化蘇聯(lián)、效忠蘇共”。信件和以往一樣，無聲無息地消失在辦公桌抽屜里。

既然走不了，他開始盤算最后一件大事——傳位。清廷早已覆滅，可在他心中，“大清氣數(shù)未盡”的幻影仍在。更何況自己因為幼時“閹割式醫(yī)療”導致無后，身邊幾個弟弟又各有軟肋，他必須挑一位可靠的愛新覺羅子弟做承繼。目光迅速鎖定那位總是低眉順眼，替他縫襪子、寫奏折的侄輩——毓喦。

毓喦1918年生于北平琉璃廠附近的破舊宅院。祖父載濂因參與扶清滅洋身敗名裂，家道中落。父親溥偁后來給溥儀當侍衛(wèi)，這才讓一家人勉強衣食無憂。1932年，14歲的毓喦接到“圣旨”，被接往天津靜園，再轉(zhuǎn)長春“皇宮”。在偽滿洲國里，他干的是隨侍與抄寫的活計：端茶、整理公文、夜里守門，一句多余的話也不說。溥儀想考察儲位人選時，毓喦的老實與俯首帖耳恰好戳中了他的心思。

1945年8月蘇軍突入東北，一周告捷。溥儀正準備坐飛機逃往日本，被紅軍在通化機場一把捉住。毓喦等隨員也落網(wǎng)，自此隨主子遠赴西伯利亞。初到柴務(wù)夫卡時，溥儀享有單間、熱水、茶點，而毓喦每天得去雪地里搬煤。待遇反差巨大，他卻毫無怨言，反倒湊錢贖回溥儀被士兵順手牽羊的白金表。表一回到懷里，溥儀當夜失眠，心里那點溫情與信任就此確定。

轉(zhuǎn)眼到1950年7月的伯力，第45號收容所油燈昏暗。溥儀把弟弟溥杰、國舅潤麒和幾位侄子叫到角落，壓低聲音：“我這一走，前途未卜。大清香火不能斷，今天便立毓喦為皇子。”潤麒臉色古怪，溥杰無奈搖頭，只有毓喦愣了半晌，隨后重重叩首：“臣遵旨，皇阿瑪！”這句“皇阿瑪”伴著鐵門回音，讓溥儀熱淚滾落。他拉開那口始終相隨的大黑皮箱，里面是翠玉白菜、東珠朝珠、乾隆御筆、金桃徽寶……足有468件。兩人跪拜箱前，算是向列祖列宗的靈位報喜。

列車出發(fā)前，溥儀一遍遍叮囑：“回國若有變故，你務(wù)把此箱帶走，留待復辟東山再起。”毓喦連聲應諾，卻沒想到，未出半年，他對這口箱子的態(tài)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zhuǎn)彎。

八月中旬，運送戰(zhàn)犯的專列緩緩駛?cè)肷蜿柋闭尽Ｔ屡_上，東北軍區(qū)派來醫(yī)護人員送來熱面條和棉被，接著大卡車把他們送往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迎面而來的并非行刑隊，而是一句嘶啞的問候：“歡迎各位，先洗澡，體檢，發(fā)新棉衣。”溥儀的心一下子沉也不是、落也不是，忽生一種沒被辦掉反倒要活好好看的荒誕之感。

在撫順，學習班、勞動、洗腦課輪番進行。多數(shù)人三個月就能哼《東方紅》，寫自我檢討。溥儀卻卡在“皇帝情結(jié)”里，天天看自己指甲，想找一雙捧圣旨的手。毓喦依舊給他打理衣食，每天幫忙抄寫日記、收拾床褥。外人看來他還是“奴才”，可他心里正進行著劇烈斗爭——留下“皇子”虛名，不過是拴住自己的鎖鏈。

1954年春節(jié)文藝匯演，毓嶦敲鑼打鼓，唱起《誰還敢當皇上》，臺下戰(zhàn)犯笑成一團。毓喦臉上火辣，卻也被刺激得不輕，夜里躺在涼被里翻來覆去。終于，他主動要求參加掃糞組、去農(nóng)田試種玉米，還悶頭攻讀《論聯(lián)合政府》。月余之后，管理所領(lǐng)導找他談話：以你的表現(xiàn)，可否協(xié)助我們做溥儀的思想工作？說這話時，對方遞過一張紙條——上面寫滿了讓溥儀自新贖罪的要點。

毓喦握著紙條，心里五味雜陳：去年在伯力，他是“新立皇子”；今天，他要勸“皇阿瑪”交出珍藏。猶豫一宿，他還是在送飯的竹屜里塞進那個折好的條子：“阿瑪，我們必須把過去的事交代清楚，箱子里的玩意兒，也是罪證，主動上繳吧。”

一周過去，監(jiān)舍靜悄悄沒人搜查。溥儀卻坐臥難安，像抓耳撓腮的貓。第八天清晨，他終于對看守說要“坦白未交出的文物”，并要求見所長。468件珍寶隨即入庫，詳細造冊，無一失散。此事過后，溥儀和毓喦的主仆名分在墻上、心里同時消解，剩下兩位同樣的待教者。

1956年，溥儀開始口述《我的前半生》，初稿字跡潦草，邏輯混亂，還是毓喦拿著紅藍鉛筆，一筆一畫地替他改。有人取笑：“皇子輔政，換了馬甲。”他不再辯解，只說“這是給他也是給自己一個清算的機會”。

1957年春，毓喦因“態(tài)度誠懇、勞動積極”獲釋。走出監(jiān)所那天，他回頭望了望高墻，卻沒再回去探視溥儀。他知道，昔日的依賴要到此為止，各自的人生要自己扛。

三年后，溥儀被特赦，住進北京阜外的四合院，成了植物研究所的普通職工，后來又與護士李淑賢組成家庭。老街坊常見他推著自行車買菜，極少有人再把他和皇帝連在一起。

而毓喦則在廠礦、工地、清潔隊輾轉(zhuǎn)。文化背景幫不上忙，又因“封建親貴”身份難以轉(zhuǎn)正，他的檔案一路坎坷。更慘的是，由于無固定工作，他一度帶著妻兒住在破舊平房。1967年，他聽說溥儀病逝，想去吊唁，被基層干事一口回絕：“先把你手里活干完再說。”那天夜里，他靠在宿舍墻角默默抽煙，誰也沒搭理。

1977年春，恭王府修繕工程面向社會招聘懂滿洲史的顧問。已經(jīng)五十九歲的毓喦在應聘人群里默不作聲，遞上一張用蠅頭小楷寫的簡歷，蓋著褚色家印。面試官見他手書“和敬怡親”四字，連連點頭，當場拍板：錄用，月薪130元。從此，他在王府講古、題匾、整理檔案，寫得一筆端肅的宮廷館閣體，游客叫好連連，他卻只說一句：“這是祖宗留下的手藝。”

晚年，他住進東城區(qū)一座舊式小四合院，養(yǎng)蘭種竹，偶爾給外文出版社校對《清實錄》譯稿，日子平淡也自得。1997年秋，他在家中安然離世。那時，距伯力那聲“皇阿瑪”已過去整整四十七年。最后一位“末代皇子”，與他的“皇阿瑪”一樣，終點不是龍椅，而是一紙戶口、一座老屋、一方平凡墓地。歷史的興廢，在他們身上只剩下一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