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仲夏,淮北平原再度蒙受水患。站在連云港市贛榆區的堤岸上,老漁民王老漢指著遠處一片稻田嘟囔:“那兒原來是水,哪來的田?”寥寥一句,點出了此地湖田互換的漫長變遷。
追溯至兩千年前,這塊濱海低地并沒有今天這般規整。東漢時期文獻就提到“灌河下海,淤沙沃野”,說明古淮河攜帶的泥沙已在此累積。泥沙下瀉,灣口漸閉,形成澙湖雛形。接著,古灌河、沭河等淡水注入,海水被頂退,湖泊悄然誕生。南宋之前,這里湖蕩密布,人稱“五湖十八蕩”。當時的村民“乘舟出戶,枕潮而漁”,生活與水波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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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耀眼的就是碩項湖。根據順治《海州志》,它東西近四十里,南北逾八十里,東接黃海,西鄰漣水。若以清初一萬五千頃的面積折算,約占同期太湖七成。青伊湖、桑墟湖緊隨其后,三湖如連環玉佩鑲在江蘇北大門。
然而,黃河從未給這片水鄉太多安寧。公元1128年黃河決口,自河南滑縣直奔淮北;1194年再度南徙,奪泗入淮。含沙量巨大的洪流把支離破碎的尾閭推向東海,也把連片湖區變成巨型沉沙池。湖水尚未退盡,泥漿已晾成洲灘。大量移民隨后涌入,插秧制田,湖岸一寸寸后退。
明代正德年間,當地驛卒曾記錄:“湖步日短,岸角垅田日日新。”這句看似欣喜的描述,實則暗藏憂患。湖體一旦割裂,水系功能便告失衡。桑墟湖首先衰竭,青伊湖則因連通灌河,殘存的水面晝益縮小,只余洼洼蘆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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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二十四年,治理黃淮的總河靳輔上奏:“湖淤可墾,規置屯田,以增漕賦。”幾千頃水面被丈量為口糧田。隨之而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筑埝圍墾。史書記下一樁掌故:地方胥吏踏勘湖底,丈量完畢,轉身卻發現潮水回涌,丈尺沉沒泥中,眾人面面相覷,只能苦笑。“陸與澤爭,未可盡分也。”老吏的感慨,如今讀來仍覺意味深長。
進入民國,湖區已呈“水草環村”格局。1921年,沭陽設五大墾區,推出“分段承包”,鼓勵鄉民圍湖墾稻。一時間,耕牛聲取代了漁歌。田成方,路成網,湖泊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低田。雨季一到,又變澤國;旱季來臨,塵沙漫天。水利不濟,苦的是百姓。
1949年后,新政府把淮河治理列入國家重點工程。1951年,《治理淮河方案》實施,沂沭泗整治工程相繼上馬,暢通入海渠成為首要目標。水道一經貫通,沭陽古湖區再無活水回補,余脈迅速干涸。1960年代末,連云港一帶的青伊湖被完全開墾,碩項湖僅留下“碩湖閘”與“碩湖中學”等地名。衛星影像可見昔日湖心島化為稻區,青伊湖的最后一點水面停留在灌河老道邊的小泡沼中,面積不足百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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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許疑惑:南方太湖依舊浩渺,北部大湖卻銷聲匿跡,同處長江以北的洪澤湖、高郵湖也能維系,為何偏偏青伊、碩項隕落?關鍵在于補給水源。太湖靠長江三角洲豐沛降水與多重來水,洪澤湖背靠淮河干流,水源不絕。而連云港、宿遷東部的湖群卻受制于黃河改道后的斷水,加之圍填速度迅猛,補給跟不上淤積與蒸發,終成旱地。
值得一提的是,地名是時間留下的活化石。在今天的青伊湖鎮,仍能聽到“上湖口”“下河套”等方言地名。老人口中的“跑船街”早已變成集市,漁網被晾進博物館,但人們仍記得祖輩“水上討生活”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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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史志部門統計,連云港、宿遷兩市因湖而生的“墩”“圩”“灘”類村莊超過600個,足以側面印證昔日湖岸線的曲折。修筑灌河港、防潮大堤以及引沂工程之后,新的水系格局取代了古湖生態,留給研究者的,只剩一張張殘破的手繪測圖和散佚于族譜里的航路歌。
如果把時間軸拉長,還能發現一個更宏大的背景:東部沿海的地理演變與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交錯影響。黃河1960年后基本固定入海口,淮河則改走黃海;泥沙堆積與海平面波動交織,蘇北平原先天低平的地貌沒有阻擋能力,湖泊在這種“雙向擠壓”下更顯脆弱。
有人說,湖泊的消逝是生態的損失,也有人認為墾出來的沃野養活了更多人口。兩種聲音并存,孰是孰非難有絕對答案。只是在老漁民偶爾吟唱的船歌里,能聽見水與葦的回音,那是消失湖泊留下的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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