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貪腐，參照公職入罪標準，有何深意？

“民企腐敗參照公職人員相關罪名標準定罪量刑，這對所有人都是震懾，”民營企業家李某說，“以前遇到企業內部貪腐，解決方式多是開除，如今法律手段更為有力。”

所謂法律手段更為有力是指，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該司法解釋將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

司法解釋公布后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外界關注焦點之一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定罪量刑標準，參照公職人員受賄罪、行賄罪（單位行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標準執行，落實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依法平等保護。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陳偉認為，新司法解釋總體信號是“織密法網、規范適用”，系統覆蓋了股權代持、預期利益、藝術品變現等隱性腐敗形態，填補了單位犯罪量刑空白。

民企貪腐參照公職人員入罪標準

在新的司法解釋出臺之前，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存在“雙重標準”，后者明顯更為嚴格。

2016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布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提到，刑法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職務侵占罪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關于受賄罪、貪污罪相對應的數額標準規定的二倍、五倍執行。

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為例，此前認定“數額較大”起點為6萬元，而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認定“數額較大”起點是3萬元。入罪標準統一后，非國家工作人員入罪門檻大幅降低。

如今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3萬元以上認定為“數額較大”（刑期三年以下），20萬元以上認定為“數額巨大”（刑期三至十年），300萬元以上認定為“數額特別巨大”（刑期十年以上）。

2016年“兩高”出臺的司法解釋，對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并未規定“數額特別巨大”的數額起點，如今新的司法解釋填補了“數額特別巨大”的缺失，且直接拉平到300萬元。

陳偉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稱，入罪標準統一實質是反腐的法益保護重心從身份廉潔轉向職務廉潔。過去對民企人員設定較高入罪門檻，旨在減少刑法對企業經營的擾動，但隨著民營經濟戰略地位提升，平等保護產權成為法治核心訴求。他認為，只要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損害單位利益，就應接受同等力度的刑法評價。

中國廉政法制研究會常務理事、華東政法大學紀檢監察學院教授魏昌東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稱，法律入刑標準和實際追懲情況并不能等同，從裁判文書網的公開案例看，以較低數額入罪的案例相對較少。他進一步分析稱，統一入罪標準對全社會都有威懾作用，目的是構建清廉社會，降低社會對腐敗的容忍度，腐敗不能因身份之別而采取區別化的標準。

從反腐的角度看，陳偉認為“反腐”已不是官場治理，而是廣義的“權力腐敗治理”。統一入罪標準是在營造對所有經營主體一視同仁的法治環境。這也將倒逼民營企業健全內控、合規、審計及反舞弊機制，刑法威懾不再局限于事后追懲，而是前置于日常治理結構之中。

魏昌東認為，公權力腐敗與民營企業腐敗并非毫無關聯，兩者可能存在互相勾連的情況。對雙方采取相同入罪標準，這是綜合治理腐敗的方式，也體現了黨中央堅決反腐懲貪的決心。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刑法學研究所所長時方認為，一方面要看到非公經濟領域存在諸多腐敗現象，比如醫藥、工程領域，統一標準對這些行業領域有震懾作用；另一方面，在法律適用層面，要認識到公權力腐敗與民營企業腐敗的危害性及范圍有所不同，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和量刑時，應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和情節，確保罪責刑相適應。

民企腐敗人員，過半數工作在一線

今年4月，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廉政法治協同創新基地主任彭新林在一次活動上介紹了《中國民營企業腐敗犯罪研究報告（2025）》。

該報告基于中國裁判文書網公開數據，通過篩選760份有效裁判文書、929名犯罪主體，對民營企業腐敗犯罪進行定量化分析，是國內少有的研究民營企業腐敗犯罪的年度報告。

報告提到，當前民營企業腐敗犯罪呈現出罪名集中、主體多元、行業地域集中、內生治理增強以及刑罰輕緩化等五大特征。

在罪名分布上，職務侵占罪占比高達51.58%，位居首位。若疊加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和挪用資金罪，三類侵害企業自身利益的犯罪合計占比超過70%。

929個涉案主體中，有899名自然人犯罪主體，其中733人有明確職務身份。其中，普通員工占比達32.3%，加上會計、業務員等關鍵崗位人員，民企腐敗人員過半數工作在一線崗位。

在行業上，傳統實體經濟與流通領域依然是腐敗高發區，如批發零售業、制造業、建筑業等，呈現出“流通環節多，資金周轉快”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內部治理機制正在發揮作用。數據顯示，超過50%的案件潛伏期在兩年以內，主動投案與內部舉報占比超過53%，成為主要案發渠道。

與此同時，司法處理呈現出明顯的輕緩化趨勢。報告顯示，認罪認罰適用率達84.4%，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占比超過八成，緩刑適用率接近一半。

上海中聯（北京）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邢龍長期從事職務犯罪辯護。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近年來，圍繞非公有制經濟保護，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專家學者提出對于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貪污賄賂、侵占挪用等腐敗行為，應當統一罪名和入罪條件，實行同罪同罰。

如今“兩高”司法解釋落實了這一呼聲。在邢龍看來，非公領域職務犯罪定罪量刑門檻降低，這類犯罪數量有可能增加，尤其是在醫療醫藥、工程建設招投標等領域。

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許浩長期從事職務犯罪辯護，同時他也是北京企業法律風險防控研究會研究員。

許浩認為，當前民企內部腐?。ú少徥苜V、職務侵占、挪用資金）高發，舊標準因門檻過高、打擊不力，導致民企財產權保護力度遠弱于國企，這成為制約營商環境的短板。

他說，職務廉潔性是跨所有制的核心信任法益。民企高管濫用職權、收受賄賂，直接破壞企業內部信任與市場公平。大型民企、上市公司腐敗影響更廣，危害性甚至不亞于一般公職犯罪。統一標準并非“更嚴”，而是回歸平等、補齊短板，讓民企獲得與國企同等的刑法保護。

反腐不斷織“密網”

織“密網”體現在多方面。對于民企等工作人員，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原院長、北京京甲律師事務所主任韓軼認為，入罪標準調整，核心是落實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依法平等保護的原則。

他說，此前國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相關犯罪量刑標準差距過大，確有調整必要，而本次調整旨在強化民營企業產權保護，并非擴大民營企業管理人員的刑事責任范圍。

韓軼還提到，新司法解釋嚴格遵循從舊兼從輕原則，僅適用于 2026 年 5 月 1 日后實施的犯罪行為，此前的行為仍適用舊司法解釋予以評價。

邢龍表示，就具體罪名而言，2016年的貪污賄賂司法解釋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職務侵占罪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數額起點，按照受賄罪、貪污罪相對應的數額標準規定的二倍、五倍執行，新司法解釋對此進行了修改，參照受賄罪、貪污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執行，而受賄罪、貪污罪達到3萬元屬于“數額較大”，20萬元達到“數額巨大”，300萬元為“數額特別巨大”。

他認為，對于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職務侵占罪，如果是新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按照2016年的貪污賄賂司法解釋辦理，即“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數額起點分別是6萬元、100萬元。新司法解釋實施后發生的行為，直接適用新標準。而對于“數額特別巨大”的情形，由于此前沒有相關司法解釋作出規定，因此即使是新司法解釋實施前發生的行為，也應當適用新司法解釋，即“數額特別巨大”起點為300萬元。

韓軼補充說，新司法解釋明確要求適用時需綜合考量犯罪性質、情節，精準評估社會危害性，恪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參照貪污賄賂犯罪的量刑標準并非絕對化適用，具備裁量空間。

織“密網”還體現在對新型隱性腐敗的懲治。在中國人民大學紀檢監察學院教授孟濤看來，新司法解釋完善斡旋受賄、介紹賄賂、挪用公款等認定規則，健全特定財物真偽鑒定和價格認定規則，細化預期收益型受賄數額認定規則。

孟濤提到，比如對珠寶、玉石、字畫、手表、貴重金屬等特定財物，未有明確的價格認定規則，各地方各部門對此事處理方式并不統一，如今新司法解釋有了統一規則，便于按章辦事。

他認為，新司法解釋釋放的信號非常明確，即反腐從重點“打虎”抓關鍵少數，轉向全覆蓋、全面反腐，對新型隱性腐敗也及時打上“補丁”，出臺明確的法律規則。

記者：佟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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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孫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