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古籍版本鑒定的“眼力”與“心法”

【按】沈津先生于1945年出生于天津，1960年3月追隨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研習版本目錄學，在上圖期間，又就讀于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函授班，1966年畢業。歷任上海圖書館特藏部主任、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等，退休后先后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擔任特聘教授。他有一個習慣：無論在上海、北京，還是香港、臺灣，或者美國哈佛燕京、國會圖書館，見到有意思的材料便隨手記錄，日積月累，遂成“宏燁齋讀書筆記”。各條筆記原本獨立成段，長短不一，記錄見聞、案例、前賢之論或個人心得。現經沈津先生授權，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從中選出一批筆記，按主題稍加排次，整理刊出，以饗讀者。

2015年，沈津于中山大學圖書館書庫

“一望而知”與“第一印象”

（一）有人送給美國哈佛大學的數學家丘成桐教授一幅徐悲鴻的《奔馬圖》，丘教授不知真偽，就請一位收藏書畫的朋友來看。朋友一看就說是真的。丘問他為什么？朋友說，我對徐悲鴻畫的馬太熟悉了，吃飯看，睡覺前也看，徐的這樣作品一共有幾幅，收藏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徐的馬尾怎么畫，馬的四蹄怎么處理，我也都知道，我一睜眼就想著這些馬的樣子，你說我怎么會不知道？所以說，他的強烈興趣使他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做古籍版本的鑒定也是一樣，你若有興趣，而且投入進去，等到您各種版本（包括抄本、校本、稿本）見得多了，書估作偽之本也多有經眼，經驗當隨之積累，不管您付出了多少“學雜費”，但換來的卻是“一望而知”的本亊，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專家了。這就是實踐出真知。

（二）人類是視覺動物，根據心理學的研究發現，第一次見面的人，90%都會在10秒鐘內對人的外表作出評判，在4分鐘內對其形成看法。第一印象能夠在對方的頭腦中形成并占據著主導地位，所以說，在一般人尋求工作而進行的面試中，首因效應的作用不可小瞧。雖然面試官的“印象”標準不一樣，但總體來說有些標準是一致的，這就是：踏實、開朗、精神飽滿、信心十足、坦誠、機敏、干練的人，會給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而對古籍版本來說，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樣。所以我們說這確確實實是一種“觀風望氣”。你會不由自主地說出他自己的感覺，你的判斷基本上來說是八九不離十，就是這么回事。這也就是說，一時有一時之風尚，字體、紙張亦然。

（三）傅增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民國年間的大藏書家，收藏多，質量也好，自己又親自校勘，所以他對古書有很多真知灼見。他的《藏園群書經眼錄》，羅列較多版本，記版式行款，與《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同等重要。傅氏曾經看到過一部書，是講杜甫詩的《杜律》二卷（元虞集、趙汸注），這部書，沒有后跋，未審何時所刻，也沒有其他什么依據。但是他說：一看它這個樣子，字體方正，肯定是隆萬間的刻本。隆萬間也就是在明代隆慶和萬歷那個時候，這是絕對的。這就是說，他也是從字體和紙張上去鑒定的。我相信他用的是消去法，因為隆慶上去就是嘉靖，嘉靖朝共四十五年，刻了很多的書，但有它自己的大致模樣。而萬歷朝刻字的面孔在嘉靖年間是幾乎沒有的，你再往下就是天啟、崇禎了，又是另外一種模樣。除非你是天啟初年的本子，也就是上接萬歷，一直到后來，崇禎朝那時候的字體鮮見萬歷朝字體樣子了，又是另外一種字體了，不一樣的。所以傅增湘說：這是隆萬間的本子。因為往上看，是看不上去的。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四）在版本鑒定中，除了講究眼光“一眼定乾坤”外，有時還需要去比對。我的朋友林小安先生，早年曾在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工作，追隨趙萬里、冀淑英等大家習版本鑒定。2012年7月1日，他寫郵件告訴我說：“我的經驗：文物鑒定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茲舉一例說明：國家文物局建國后第一任局長鄭振鐸是著名的版刻善本圖書收藏家！鄭振鐸飛機失事后，他的收藏全部捐贈給了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為此專門成立了鄭振鐸藏書室。‘文革’后，國務院古籍整理領導小組組長李一氓（著名的善本書收藏家）從廣州收購了一部陳洪綬（陳老蓮）刻印的《水滸葉子》（水滸人物版刻圖畫冊頁）（津按：此本實為王貴忱贈送李一氓者），李一氓同當時的北京圖書館館長劉季平是新四軍老戰友，就把他新收藏的陳老蓮的《水滸葉子》通過劉季平交北京圖書館善本裝訂室裝訂。有一天，我正好去裝訂室，看到正在裝訂的這部陳老蓮的《水滸葉子》，仔細一看，發現與鄭振鐸收藏的陳老蓮的《水滸葉子》有所不同！于是把鄭振鐸收藏的陳老蓮的《水滸葉子》調來兩相比較，發現果然不是同版的！國內版本目錄學第一專家趙萬里已編著的《鄭振鐸藏書目》可清清楚楚著錄鄭振鐸收藏的這部是陳老蓮原刻初印的《水滸葉子》！兩相比較后發現李一氓收藏的才是陳老蓮原刻初印的《水滸葉子》！而事實證明鄭振鐸和趙萬里兩位版本目錄學大家都看走眼了！從版刻人物的眼睛非常清楚看出：孰是原刻，孰是翻刻？！翻刻的人物的眼神要比原刻的眼神差很多！翻刻本幾乎看不出眼神！不看實物是無法理會的！用言語也是無法形容的！把原刻本同翻刻本一比較就知道鄭振鐸所謂的‘陳洪綬原刻初印本’實是翻刻本！文物鑒定是很復雜的，要考慮多種因素。不能不慎之又慎！”

（五）清代書肆中，時有宋元本現身，但亦有真贗之別。黃丕烈是大家，名聲遠播，在他那個時代，也見過不少書估的欺詐手段，《蕘圃藏書題識》卷七跋宋刻本《碧雪集》中說的一段話，就非常有趣，他說：“道光癸未歲三月，余挈兒輩就試玉峰。因遍觀骨董鋪，中見有標題‘宋板’者無不取閱。聞有郝李二公祠，中為邑故家某氏所藏物聚處，遂過之。舉所云宋板者，非特元明之物視如珍寶，即近日復刻本亦重價居奇，無他，欲以贗亂真，欺人不識也。”癸末，是道光三年（1823），距南宋近700年，與我們今日見到的明初刻本時間上差不多。可見當時古董鋪中所售之書，題“宋版”者，多為不真之物，所云“近日覆刻本”，當是嘉慶、道光間的仿宋刻本。所以書估作假唬人的把戲，只能騙騙一般的讀書人或新的沒有實踐經驗的“藏書家”，而碰到像黃丕烈這樣的“老眼”，就不行了，也是因為假貨太多，使黃丕烈大失所望，“故各市皆懶再過之”。

從紙張、避諱到行款：鑒定之基本法

（六）就目前所見到的明抄本來看，紙質多為白皮紙，時間大約在嘉靖至萬歷間。《永樂大典》裝幀為包背裝。如今的人誰也沒有見過正本的真貌，我們只能從徐階的記載中知道，正本的書法及裝潢比副本更好，他曾說：舊本繕寫得太好了，要找這樣的書寫人實在太難了。現在我們看到的嘉靖間抄本紙張為皮紙，即以桑樹皮和楮樹皮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紙，北方習慣稱為白棉紙。棉花為舶來品，直至宋元之際，棉花的栽培技術才傳入江南和中原，到了明代才普遍種植。在《宋書》撰成之前，漢字里是沒有“棉”字的，只有“糹”旁的“綿”，指的是用蠶絲制成的棉絮，白居易曾經賦詩云：“桂布白似雪，吳綿軟如云。”說的就是吳地所產細軟如云的絲綿。明末，徐光啟《農政全書》對棉花有詳細的記載，那時在江南地區已經盛行種植棉花。明宋應星《天工開物》中說：“其縱紋扯斷如棉絲，故曰棉紙。”皮紙紙質潔白柔韌，我們稱之為白皮紙。有的地區盛產竹紙，如福建的藏書家徐興公紅雨樓抄書用紙就是竹紙。明末抄本也多竹紙。清抄本紙質多竹紙、毛泰紙、太史連紙。曾見一些舊抄本，如吳騫、吳壽旸父子“拜經樓”抄書，多用毛泰。

（七）宋刻本的避諱也有不避的，所以不可一概而論。例如《涵芬樓燼余書錄》中的《資治通鑒考異》三十卷，十行二十二字，字體勁秀，系柳公權筆意，紙質堅致，洵為宋刻宋印，《延令宋板書目》著錄是書，又為明文征明、清初季滄葦、徐健庵舊藏。此本宋諱皆不避。而另一部宋刻本，為明晉府、項篤壽舊藏，十一行二十字，宋建陽刻本，宋諱玄、朗、敬、鏡、弘、殷、匡、胤、炅、恒、貞、征、敦等字皆缺筆。繆荃孫曾在《藝風堂文存》卷三中說：宋刻避諱，監本官本最為慎重。而家刻本、坊刻本多不嚴謹。近人專求避諱，以辨宋刻，往往貽誤。而陳乃乾也云：“今人鑒別宋元本書，每留意于避諱缺筆之字，然不足憑。元滅宋后，諸史如：殷、敬、恒、桓、構諸字皆諱，若恒字缺下一劃，則明刻尚相沿未改。明各布政使刻《鄉試錄》亦然。清帝遜位二十余年，至今木刻書亦仍沿用諱字。” 我以為，這是有道理的。

（八）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東萊先生標注三國志詳解》二十卷，為宋紹熙間建陽書坊刻巾箱本，全書中的諱字方式并不一致。據吳哲夫先生考證，書中如“玄”、“朗”、“弘”、“殷”、“匡”、“恒”、“禎”、“征”、“讓”、“署”、“樹”、“桓”、“構”、“抅”、“溝”、“慎”、“惇”、“敦”、“燉”等字缺去末筆。然也有略去諱字的，如“吳主權傳”中省去“征”、“讓”二字。“王昶傳”中省去“樹”字、“許褚傳”省中去“慎”字等。此書各家藏書志皆作宋末建陽刻本，如若據宋諱定奪，諱字止于“惇”字，“惇”為光宗帝諱，寧宗以下帝諱不避，可見是本梓于紹熙年間。

（九）有的書可以用諱字來作判定是什么時候的版本，如上海圖書館藏書中有《金陵覽古》一卷，清余賓碩撰，原作清乾隆萬玉山房刻本。但細閱此本，發現“玄”字避康熙帝諱，而乾隆帝之“弘”字則不避，由此可知此書刻于康熙時，而非乾隆。哈佛燕京館的一部《孫文正公年譜》五卷，原作明崇禎十五年刻本，實為清乾隆刻本，根據是第一冊贅言第二頁第七行第二字“弘”避諱，又“客歲辛酉游山”，辛酉為乾隆六年（1741）。再比如說“哈佛燕京”所藏《周易讀翼揆方》十卷，清孫夢逵撰。清乾隆刻本。扉頁刻“周易讀翼揆方。宗古堂藏板” 。按孫殿起《販書偶記》著錄此書，“約嘉慶間宗古堂刊”。疑即此本。然此書避諱至高宗弘歷，今第據諱字定為乾隆刻本。

（十）有的家刻本也避家諱，即私諱，那是因為父母祖先的名字，作為小輩，在日常言談或行文用字時要回避。“哈佛燕京”所藏清宋犖編《商丘宋氏三世遺集》，清康熙六年（1667）宋氏自刻本，此書輯其曾祖、祖父、父親三代詩文。犖父諱權，犖撰《文康公家傳》，有“公諱權”（權字缺末筆），可見避父諱。

藏書大家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十一）周越然先生1945年初曾寫過一篇《古書的研究》，他舉了二個例子來說明鑒定之不易。一是說葉德輝舊藏《韋蘇州集》，葉的《郋園讀書志》中稱之為“北宋膠泥活字本”，后來書歸周氏，周細細審察，知為明代所刻，非宋代之本，更非活字本。二是說四川重刻《唐詩紀事》，葉德輝斷定原本為“宋刻”，因字之缺筆避諱，統與其它宋版書相同。實則原書系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張子立刻本，重刻者不見張子立原序，遂有此妄斷。周氏藏有明刻本，且原序未失，故知其誤。又《鹽鐵論》的明代刻本，傳世有十一種之多，其中名聲最大，也屬最重要者，當推明弘治十四年（1501）涂楨刻本。而葉德輝舊藏明正嘉間刻本《鹽鐵論》，將之誤作明弘治十四年涂楨刻本，更是受到傅增湘的批評，傅氏云：“涂本字體秀勁，正嘉本則方整而神氣板滯，全無筆意，已開后來坊工橫輕直重之體，為古今刻書雅俗變易之大關鍵。凡鑒書者，但觀其刀法，審其風氣，即可斷定其時代先后，百不失一。此收藏家所宜知也。葉氏乃以秀勁者為嘉靖本，反以板滯者為弘治本。強詞以伸己說則可，若取兩本并幾而觀之，當憬然于其故矣。”“葉氏閱肆未久，聞見頗隘，其持論倒置，宜哉！”

（十二）曾見中國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資治通鑒綱目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外紀》一卷，此本有鄧邦述跋，云：“……又以陳子桱所補之《外紀》為首卷，而下署‘書林歸仁齋楊氏刊’云云，疑元時刊本也。元時坊本每稱‘書林某刊’，其刻手亦不似明刻。在吾齋廿年而不能辨，今將別去，故書數語以諗后之鑒者。”按，此非元刻本，楊氏歸仁齋應在明嘉靖、萬歷間，曾刻有《大明一統志》九十卷。國內八部、美國國會、日本共十部之多，但鄧先生當時卻看不到，故無從判斷是何版本。

（十三）傅斯年圖書館還藏有《文粹》一百卷，為明初刻本，此本也有鄧邦述跋，云：“此宋刻也。諸家著錄云有題‘唐賢文粹’者俱是宋本，此書自八十二后題始見‘唐賢’之稱，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九十九、一百諸卷皆同；八十八上下兩卷及九十一、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四卷又否；而八十七、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四卷皆前后題并稱之；八十九、九十二則獨前題有之；九十前題‘唐文粹’，后題‘唐賢’，又與諸卷不同。要皆坊賈隨意題之，初無用意，至今日遂為宋刻之佐證耳。昔亡友李猛庵曾告余曰：《唐文粹》于明刻中往往見宋刻，坊賈不知，勿為忽沉。實則明刻極多，皆整齊可觀，而不及此刻茂密古雅，若謂明有翻此本者，殆未必然，抑余固陋未之見耶？余先得一本，僅首尾兩函，繼得此，是全帙。惜多剝蝕，命工綴補，雖不能完好，而蠹損之處，亦不甚多，古香盎然，自今以后或不至再飽蟫腹，亦斯書之幸也。”按《文粹》最早刻本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紹興九年臨安府刻本，半頁十五行二十四至三十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明初刻本為十五行二十五字，黑口，左右雙邊，國內又有六館入藏。此帙，鄧邦述誤將明初刻本當成宋本。這是指行款不同。

（十四）香港大學某圖書館藏《朱子大全》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卷別集十卷，一百冊，有近人蔡守跋，原作宋咸淳元年(1265)刻本。1992年，適逢該館八十周年紀念，于是有善本書展以資慶賀，此本也以宋刻本參展。金鑲玉裝，簾紋極窄，凡遇宋諱皆不避。又每頁之天頭地腳，甚或左右余紙，皆遭坊賈切割，再配以別紙。蔡守跋云：“……大約宋本已經久湮，而潘(潢)、蔡(方炳)、朱(玉)諸人，僅耳聞而未目覩，是以傳聞異詞耳。此本以一百二十一卷巨編，經七百余年之久，猶復神明煥然，寶光奪目，蓋文公在天之靈默為維持呵護于其間也。有錢謙益牧齋、陸氏春雨堂、雞山社長及文石史五十四字諸印章，流傳有緒，尤足寶珍，愿到處有吉祥云擁護也。”蔡守，字哲夫，廣東順德人。南社早期重要成員，曾任《國粹學報》主筆，又主編《天荒雜志》。1986年年底，津自美飛港、在港中大鑒定此書。按此非宋刻本，實為明天順四年（1460）賀沈、胡緝刻本。傳世宋刻本今存三種，一為宋寧宗時浙江刻本，十行十九字，中國國家圖書館有全帙，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首都圖書館有殘本。又有宋刻元明遞修本，行款同上。三即為宋咸淳元年（1265）建寧府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十行十八字。某館藏本為十一行二十二字，北京大學圖書館也有全帙入藏，此外還有五館為殘本。又某館藏本中“趙氏子昂”、“趙子昂印”、“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后人不讀將之于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茍歸他室當念斯言取非其有毋寧舍旃”“陸氏春雨堂家世藏”“錢印謙益”“牧齋”印均偽，篆工拙劣，印色暗紅一律，書賈所為也。惡賈之費盡心機，無所不用其極，撫之全書，感慨之至。蔡守為名學者，但于版本鑒定非其所長，故版本難以辨別，鈐印也以假為真，這也是常見之事，不足為奇的。

（十五）某《收藏》雜志上，曾介紹過一位“古籍版本學家”，并將此位專家鑒定過的幾部明版善本配圖印了出來。然而仔細一看，所舉的幾部“明版善本”都有問題。如圖的第一種《文選》，應是清嘉慶十四年（1809）胡克家影宋刻本。所謂的“宋淳熙本重雕鄱陽胡氏藏版”，是指江南布政使胡克家請太倉胡兆蓀據宋淳熙本《文選》校訂重刻。這就是著名的胡克家本《文選》，胡克家曾任江蘇淮安府知府、江寧布政使、安徽巡撫、江蘇巡撫。胡本流傳甚多，是極普通的版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著錄的胡克家本《文選》，一定要有名人批校方才收錄。另一種《增補古今醫鑒》，當是清代坊刻本，看上去也到不了清初。所以說，把普通線裝書當作明代版本來鑒定，也可知所謂“版本學家”的鑒定水平名不符實。

不可迷信大學者

（十六）不要迷信某些大學者的結論。“哈佛燕京”門口處掛有吳大澂致傅以禮、張之洞致沈镕經、蔣燕齋的三通手札，并有北大教授孟森兩跋。吳大澂、張之洞札均偽。孟跋吳大澂札云：“此亦吳生所得近賢手札之一，吳清卿中丞與張文襄為兒女姻家，適同留此手跡，想其原藏弆之家，與兩公俱相近也。節子為傅以禮字，念劬為錢恂字，俱有述作存世。節子題跋書籍尤有名，中丞雖功名蹉跌，金石篆刻亦足顯于世，所涉蓋吾祭酒，今尤為著述世之最富者，片楮中想見方以類聚也。孟森記。”孟跋張之洞札云：“吳生得近賢手札索題跋，此張文襄手札所致蕓閣、燕齋兩人。蕓閣據文襄集，書問較多，知為姓沈，余未能了了。許君溯伊乃獨力為文襄輯遺集者，問之但言此札未入集，當是因處置劉永福事，已詳他牘，故余亦未能言。再函詢老友趙竹君，乃復言許君說非是文襄親筆信。隨寫隨發者，多不存卷，其存卷者，雖親筆亦過錄始發也。蕓閣名镕經，廣東藩司，歿于任。文襄為請入循吏傳。燕齋姓蔣，粵西道員，留東省供營務處差，方部則謂道員。方長華也記此，可以參證于《清史》及文襄集矣。丁丑春初孟森記。”學者教授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里有很深的造詣，但對版本尤其手札的鑒定不熟悉。后來，楊光輝兄在普通書庫里翻閱了數種清人手札，居然找到了吳及張的手札原件的石印本，原來，是有所本。孟森為明清史方面的專家，有《明清史講義》《明元清系通紀》《心史叢刊》《清初三大疑案考實》《八旗制度考實》、《明清史論著集刊》等。

書賈作偽

（十七）上海圖書館藏《愧郯錄》十五卷，原著錄為明萬歷三十六年山陰祁氏淡生堂抄本，并有明祁承?跋。經仔細考察核對，發現漏洞百出，卷數、目錄、紙色、內容都不似祁氏抄本。“玄”字避諱缺末筆，有人統統補上一點，墨色不相稱。祁承?跋系從他本移入，名實不副。顯然，這是書賈作偽，版本項應改為“清初抄本”。

（十八）凡一書之成，必有序。序又名“前言”、“引言”。序有二種意思，一序其作者之所以作也，即說明作品書籍的創作意圖，或對書中有關問題的研究和闡發。如其意有未盡，則作后序，如宋李清照《金石錄后序》。二序其所以重刻之意，或歲久版壞，紙敝墨渝，繕寫而重刻之。在序中，作序者往往有本書何時所刻的文字，而跋文多為寫在書之卷末，多用以評價內容或說明寫作經過等。如清康熙十年至十四年（1671-1675）歸莊、歸玠等刻本《震川先生集》三十卷《別集》十卷，歸玠跋云：“是集之刻，始于辛亥歲，宛平王宗伯素切表章，而龍門董夫子首捐俸助梓，鄰境邑侯如吳伯成、趙雪嵊兩明府共襄其事。于是當代文衡及遠近士大夫分任剞劂，自辛亥春王迄癸丑仲秋，全集已刻十之七，不幸先叔恒軒府君中道捐館，玠室同懸磬，無以卒業，賴董夫子復倡助鳩工……。”這篇跋中講的很清楚，什么時間刻的，誰主持的，誰出資的，當中發生了什么事。你一目了然，但這樣的序或跋有時就會被書估撤去，目的是為了將刻本的年代提前，以圖賣個善價。

（十九）當年在滬復審《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時，見有山西省文物局藏《史記》一百三十卷，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十二冊。目錄后有汪由敦跋，署乾隆丁未（五十二年）字樣。鈐有“汪印由敦”、“謹堂”等印。汪由敦，字師苕，號謹堂，雍正進士。乾隆間官至吏部尚書，文章典重有體，直內廷幾三十年。金川用兵，廷諭皆出其手，卒謚文端。但在查證汪跋真偽時，發現汪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如何能在乾隆五十二年的刻本上寫跋？所以汪跋必假無疑。這些都是書估做假。書估一般都不會去做考證，他們只是想收藏家或學者多不會想到會假汪由敦的跋，所以任意去加工。這個例子即“人死了還會復活，還能寫跋”。書賈之信手胡編，令人咋舌。

（二十）不光是明代刻本有翻刻，就是清代所刻的書，過一段時間也會翻刻，當然像這種情況不是很多，但確是有。著名的《通志堂經解》有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刻本，但在乾隆時，康熙本的版片就已“漫漶殘缺，不經刷印有年”，“板日朽佚，計闕者四百余頁”，所以江蘇按察使、刑部侍郎胡光山請人“取校舊本、殘本補之，漫漶者厘之”。清同治十二年（1873）廣東粵東書局又據以翻刻。這樣就有三個本子了，一個是原刻，即康熙本；一是乾隆補刻本；一是同治時的翻刻本。翻本完全照原本所刻，書口上的字數，書口下的“通志堂”三字，包括刻工幾乎都一樣。原本和翻本放在一起，則區別就很大，但是光看翻本，而又沒有比對，就不容易區別是翻本，還是原本。康熙原本的字體是比較典型的寫刻，很漂亮；翻刻本則字體呆板一些。另杭州某大學圖書館的善本書目將《通志堂經解》本的《周易義海撮要》當作宋乾道六年（1170）刻本來著錄，是不對的。此本書口下“通志堂”三字已被挖去，這是書賈有意作偽，冒充宋刻。

抄本鑒定的特殊性與方法論

（二十一）在各種版本的鑒定中，當以抄本及校本最難鑒定。顧廷龍先生1938年11月27日在致葉景葵的信中說：“龍感于購書以鈔校稿本最難審定，而較刻本有深味。龍上星期日游廠，見《雙照叢殘》一束，雖多蕪雜不完，重其遺墨而收之，攜歸檢理，得傳鈔之越縵《蘿庵游賞小志》全一冊，遍查坊肆及各圖書館目皆未有，殆未刊行者。細審此冊格紙，版心有‘全國水利局’等字，疑當時為王書衡鈔，畀‘雙照’刊行者。書衡服膺越縵，特不知何以未果入梓，長者當知原委，乞示一二。”次年的2月8日致葉信中又說“購書以鈔校本為最有趣味，而亦以鈔校本最難審別”。

顧廷龍為沈津赴美訪問前題寫的贈字

（二十二）對于抄本的鑒定，和其他版本一樣，要考慮到紙張、字體、墨色、鈐印或其他方面的輔助條件，缺一不可。只要多看、多聽、多比、多問、多查，多加實踐，看的東西越多，自然而然就會積累起自己的經驗。所謂多看，不僅要看名家抄本，而且也要看作偽的抄本，對真的要有較深刻的印象，因為不看真的，就不能辨偽，真的見得多了，見到假的就能夠識別。多聽，即多多聽取老前輩專家他們的心得體會，他們過去幾十年來在采購、編目、鑒定中，有許多經驗，這在關于版本概述一類的書中是找不到的。多問，當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即應提出疑問，請教懂行的專家學者，往往一經他們的指點，茅塞頓開。多查，對于工具書、參考書的利用是不可缺少的，有了問題要查書，千萬不能自以為是。

（二十三）在版本鑒定中，稿本、抄本、批校本、刻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畫，最容易鑒定的是版畫，版畫是以木刻的圖畫為主，所以你一打開書本，迎面所見的就是圖畫。套印本是指在一塊木板上套有兩種顏色的本子，或紅、黑兩色，也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的（黑、紅、藍、黃、赭、綠），但沒見有七色套印的本子。所以也容易區別。活字本是用一個個的字模按照文本的內容排列的，完成后的拼版再印刷的，它不是木刻的版面，因此區別于刻本，包括字體、版框、魚尾等都和木刻本不同。批校本、抄本和稿本，在鑒定中有一定的難度，這并不是你分辨不出這是什么本子的問題，而是這里面的時代、抄寫人以及批校題跋者字體的真偽，這就比較困難，一般人要去查許多資料才能證實真和偽，原跡及過錄的區別。刻本較易鑒定，主要是分別時代的問題。

（二十四）我去過澳門大約四次，或參觀訪問，或開會，或講演。一次在澳門圖書館（何東館）專門看其館藏的善本書，其中有一部《罪惟錄》，清查繼佐撰，作稿本。前幾年，由二位國內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去鑒定過，一位北京的說是稿本，一位上海的說是清初抄本，但此本連收藏印、作者的印一方未見，從紙張、字體、墨色怎么都看不到“清初”，前面的序文為草書，寫得并不流暢，當是他人臨摹而成，無一氣呵成之感。后來幾位朋友如韋力、駱偉等細細翻閱發現“弘”字避諱，又發現“國”字缺筆，避太平天國諱。遂定為清抄本。

域外漢籍的鑒定陷阱

（二十五）1979年12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工作會議在江西南昌舉行。某圖書館為了配合會議，臨時做了一個善本書的展覽，將館藏的一些重要版本和有特色的書請與會人員觀賞。那天早上，沈燮元先生來拉我去看展覽，并說有一部書你看看是什么版本。原來那是一部《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在說明卡片上注明是“元刻本”。我一看就說這部書不收。沈說：“為什么？”我說這是一部日本刻本。因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不收外國圖書（包括日本、韓國的各種版本），所以就不入目。沈又說：“★★★（北京某館）認為是元刻。”我說：“那請丁瑜來看。”丁看了意見和我相同。我又說那再請冀大姐（冀淑英）和顧館長（顧廷龍）看。沈說不必了，看來是日本刻本。事后，我告訴沈燮元，這倒不是我高明，而是事前我曾做過功課，前不久我在成都的四川省圖書館也看到這書，也是作“元刻本”，當時覺得有疑問，那時沒有復印機，我就記下該書卷一第一頁和其他頁的特征，回到上海后，即調出上海圖書館藏的元刻本和日本刻本，仔細比對特征，再請教潘師景鄭先生，原來川館所藏是一個日本據中國元代刻本翻刻的本子。日本早期翻刻中國的書，字體極似舊本，但用日本皮紙，較中國皮紙更韌，此種圖書，稍一疏忽，即會走眼。

（二十六）我曾見過一部《草書韻會》，五卷，為日本五山覆明洪武本，大字闊板，半頁七行，白口雙魚尾，有“明洪武二十九年丙子日卒刊”一行，于是圖書館編目的人員誤作為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刻本，此本羅振常《善本書所見錄》曾著錄。又如《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這書有宋刻本，有元刻本，有日本翻元刻本。宋刻本不去說它，十行本。元刻有兩本，兩本都為半頁十一行，一本為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妃仙興慶書堂刻本，一為元至正十五年（1355 ）日新書堂刻本，二書在卷一的后面均有牌記可見。日本翻刻本較之元刻的字體更多尖鉤，在卷五第五至第八頁外有“日本永春刀”五個字，其中“刀”字實應是“刁”字，刁即雕的簡字，永春才是刻工。《禮部韻略》的元刻本，有的往往被書賈挖去牌子，以圖充宋，這種情況就需要核對到底是哪個元刻本了。

（二十七）日本五山版。五山版是以日本名山佛寺而得名，一般泛指京都、鐮倉等地佛寺所刻書而言，其刻書時間約在我國元明期間。日本的目錄學家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中有《舊刊本考》，曾詳細介紹了日本五山版的書。日本刻本的紙張多是皮紙，較之中國皮紙要韌，纖維較密，容易識別。由于中國、日本的學者、官員互相之間的來往，更有中國學者在日本的訪書，像清末的楊守敬等人，所以日本刻本現在流傳還是較多的，這些書中往往有日本某寺院、某文庫的藏書印，這些也可以幫助我們鑒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