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學者正式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四大統一實踐路徑

大陸學者楊昆福與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主任陳先才以《超越“大一統”：“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模式創新》為題在上海臺灣研究所主辦的《臺海研究》最新一期期刊刊文，正式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四大統一實踐路徑。他們指出，關于“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實施路徑，目前普遍的分析視角大都基于兩岸政經權力運作體系整合的推進方式，相對側重結構性整體思維。事實上，局部漸進式統一路徑亦為可深入思考和探索的路徑選擇。基于地緣效應路徑，可采用“鑲嵌融合”與“示范磁吸”兩種統一路徑。而基于次序漸進路徑則可從地理和心理兩個方面著眼，穩步推動國家統一進程。

圖為臺灣街景

兩位學者在刊文中指出，從地緣效應的角度來看，基于地理位置的臨近性，特定區域在經濟、社會、文化、人際等各個方面形成緊密的聯結關系。即使居住地域的聯結和靠近而形成的地緣關系只是地域共同體，而不是政治共同體和經濟共同體，一般不構成人們政治和經濟上的隸屬關系，但若進一步強化與整合，由地緣關系演化而來的地域共同體便能產生特定程度的地緣效應。

此種地緣效應可以是經濟、文化及社會層面的，也可上升至高階而敏感的政治層面。隨著地域共同體的強化，共同體意識便會得到夯實，于是形成經濟共同體和社會共同體便成為了應有之義，這也將為政治共同體的最終成形夯實了各項基礎。而在地緣臨近的區域，打造具有整合意愿的“示范共同體”，產生樣板效用，并形成強大的“政經磁場”，逐步將目標群體或目標社會納入磁吸范圍。或基于“示范共同體”形成的強大的樣板磁吸效用，目標群體與目標社會逐步受到影響，可能不排斥乃至認同“示范共同體”展現出的社會新樣態。

他們論述稱，就次序漸進路徑而言，完成兩岸統一是一種狀態，而推進統一進程則是一種時態。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方式可以采用體系性系統整合路徑，亦可解構系統，從而漸進多焦點地化解統一的障礙與矛盾，有節奏、分類別地漸進式推動國家統一進程。漸進式統一路徑既可采用具象的從局部到整體的領土統一路徑，亦可從抽象心理層面入手，通過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實踐，讓登陸臺胞乃至越來越多臺灣民眾不斷進行自我心理調適，并逐漸適應兩岸融合新樣態，從而在潛移默化中將融合統一視為新常態。

何謂“鑲嵌融合”實踐路徑？

楊昆福和陳先才闡述道，以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為代表的新經濟社會學派將經濟學與社會學有機結合，批判性地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從而更具詮釋性地分析經濟社會中遇到的新情況，有力解析了社會關系如何影響社會行為和社會制度的運作。馬克·格蘭諾維特創造性地采用“關系嵌入”及“結構嵌入”術語解釋經濟運行中的社會現象。在他看來，經濟生活中產生信任的主要原因是社會關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而履行維持秩序功能的結構是關系網絡，同樣不是道德或安排。“嵌入論”強調具體的個人關系和此種關系結構在產生信任和阻止不法行為方面的作用。

而沙瑯·祖金和保羅·迪馬喬兩位學者進一步細化“嵌入性”概念，并在馬克·格蘭諾維特的“結構嵌入”術語的基礎上，拓展出“認知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三個術語。他們認為，所謂的“認知嵌入”指的是心理過程的結構化規律限制經濟推理實踐的方式；而“文化嵌入”指共同的集體理解在形成經濟戰略和目標方面的作用；“政治嵌入”則表示經濟主體和非市場機構，特別是國家和社會階層，在權力斗爭中塑造經濟制度和決策的方式。“結構嵌入”則沿用馬克·格蘭諾維特的主要觀點，亦即在持續的人際關系模式中經濟交換的情境化，其中“結構”一詞指的是二元關系相互連接的方式。

借鑒上述學者有關“嵌入性”或“鑲嵌”概念的解析，楊昆福和陳先才認為在推進國家統一、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過程中，就兩岸局部及特定區域展開社會的功能建構，穩步推動社會結構的“認知嵌入”“文化嵌入”“結構嵌入”乃至“政治嵌入”，促進區域社會的鑲嵌發展，從而產生“鑲嵌融合”的效用，有利于進一步夯實并大幅提升共同體意識，最終實現將目標社會次結構納入主體社會結構的體系之下而起到鑲嵌融合統一的成效。

兩位學者定義的“鑲嵌融合”概念指的是：其一，從認知角度出發，在群際互動中最大限度地消弭“我群意識”，將目標區域的民眾納入“類市民”的范疇，優先培養地緣關系較為緊密的兩岸特定區域的共同體意識；其二，善用共同的區域特色文化，夯實區域文化認同對于社會結構及民間組織鑲嵌的建構功能；其三，利用兩地民間關系的聯結，夯實互動根基，并以經濟往來的情境化為抓手，鞏固“點對點”的二元互動關系，從而達到以點帶面與形成復雜結構關系網的連結效用；其四，從制度及決策層面建構區域社會的共同治理格局，形成協同聯動機制，技術性與戰術性地規避制度差異及意識形態歧見的壁壘，實現特定區域的“政治嵌入”。

兩位學者以金門和馬祖為例展開論述。他們指出，兩地目前雖處于臺灣當局權力體系治理之下，但距臺灣本島較遠，而距廈門和福州較近，在地緣層面與廈門和福州分屬閩南和閩東地區，在經濟、社會、人文以及人員往來等各方面的聯結程度相對較高，且還在不斷地強化當中。若進一步推進廈金和榕馬的“鑲嵌融合”，從認知、文化、結構等層面入手，將金馬分別“嵌入”廈榕社會以及治理體系之中，勢必能產生良好的地緣效應。

當前，無論是廈金還是榕馬，它們在共同事務治理、非傳統安全合作等方面已形成合作的機制化，金門和馬祖在各個層面已分別逐步嵌入廈門和福州的發展圈層，這為“鑲嵌融合”的推進奠定了扎實基礎。今后，廈門和福州可在城市規劃、交通網建設、公共服務推進以及共同區域文化夯實等各個方面，進一步推動金門、馬祖兩地的嵌入，并在此基礎上穩步探索如何實現“政治嵌入”的制度化安排，從而達到經由“鑲嵌融合”的路徑推進兩岸區域社會實現某種程度上統一的效用。

鄭麗文在故宮留影 資料圖

何謂“示范磁吸”實踐路徑？

楊昆福和陳先才論述稱，以特定區域為實驗范圍，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展開具有針對性目標及政策導向的制度創新，并建構出特色鮮明、較具區隔性的區域創新體系。隨著該體系成效的穩步顯現，勢必可因此產生制度示范效用，乃至對所要施加影響的目標社會及群體形成“磁吸效應”，進而借由“示范磁吸”路徑將后者納入區域制度創新體系的輻射范圍。其中，對區域創新發展貢獻最大的是自上而下推動的政策工具。換言之，在制度實驗和制度創新的過程中，如何做好頂層設計并善用政策工具顯然是重中之重。而在創新戰略的設計中結合以行為者為基礎和以制度為架構因素的政策可以培育出新的發展路徑。

同時，結合需求側相關政策，合理并有效界定國家在區域制度創新或制度實驗中的角色定位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并且，探索區域和超區域政策在形成新路徑發展方面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哪個政策級別最適合實施哪種類型的基于行動者或面向系統的戰略，也是應給予深入而全面謀劃與考量的問題。亦即，在區域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實驗過程中，必須在調動各個層面有利因素的基礎上做好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合理界定國家體系和區域創新體系之間的關系，并在模式建構中適時作出相應的調整，進而使制度創新或制度實驗形成模式效應。

兩位學者以福建平潭島作為典型案例闡述看法。他們指出，平潭作為大陸與臺灣島距離最近的福建第一大島，擁有其他區域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從2009年設立綜合實驗區以來，平潭在管理、通關、金融、稅收、交通、產業和人才引進等方面進行了不少制度創新，其位階和管理權限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升級，目前已成為大陸探索兩岸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區。

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索并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徑，建構兩岸深層次合作的創新模式，進而打造“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示范區，對臺形成“示范磁吸”效應，則必將有利于加快國家統一進程。因此，必須在頂層設計層面更加凸顯參與主體及行為主體的兩岸性；在功能體系、體制機制、制度邊界等建構層面融入更多的開創性探索元素；在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政治層面不斷強化根植性與示范性，從而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示范區的成功實踐打下根基，進而為探索“示范磁吸”統一路徑奠定基礎。

何謂“漸進統一”實踐路徑？

楊昆福和陳先才分析道，臺灣自古屬于中國的歷史經緯清晰、法理事實清楚。然而，受歷史和現實等結構性因素影響，臺澎金馬形成了與大陸具有一定程度區隔并自成體系的權力運作模式。同屬于中國政治體系的兩岸權力運作系統該如何整合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及敏感性，特別是在外部干涉勢力和“臺獨”分裂勢力相互勾連、不斷阻擾和設置障礙的時空背景之下，其難度更加凸顯。鑒于此，在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過程中，可打破一次性整合兩岸政治運作體系完成國家統一的慣性思維，考慮如何化整為零，探索先行將臺灣的部分或特定區域納入大陸行政體系，進而不斷形成規模效應，最終實現將整個臺灣納入治理體系之中的統一推進路徑。

本文認為，采用“外島→本島”的漸進式領土統一路徑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方向。外島即金門、馬祖、澎湖、東沙群島、南沙太平島、小琉球、綠島及蘭嶼等，若能將外島先行納入大陸行政治理體系之下，不僅將產生重大的地緣政治效應，而且對臺灣本島亦將形成合圍之勢。推動漸進式領土統一，當然優先采用和平方式，但亦不排除動用非和平手段推進局部區域先行統一。

廈門“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牌

何謂“認知調適”實踐路徑？

楊昆福和陳先才表示，兩岸最終完成統一是客觀必然和歷史大勢，只是時間早晚、統一方式與路徑選擇的差異。采取和平方式實現兩岸統一是最佳方案，也最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事實上，對于兩岸最終完成統一，多數臺灣民眾已經意識到此趨勢具有不可逆性，但在民進黨當局不斷操作“抗中保臺”之下，兩岸關系受到惡意破壞。然而，近期仍有高達八成八的臺灣民眾認為兩岸應該維持溝通管道，且民進黨的支持者中也有七成五認為有必要。可見，持續推動兩岸溝通協調與互動交流在臺灣島內擁有強大的民意支持基礎。近年來，隨著大陸持續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與融合發展，不少臺灣民眾跳脫“小島思維”的認知局限，紛紛登陸，并善用為其提供的廣闊平臺與諸多機會不斷融入大陸社會，經過不斷的適應與自我調適，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對大陸的認同意識。

他們指出，在兩岸融合發展的不斷深化過程中，由于越來越多的臺灣民眾由被動參與逐漸演變成主動融入，其對兩岸融合統一的認同意識勢必會被不斷強化。因此，經由融合發展形塑統一認同意識的推進路徑，其正面效益已在不斷顯現中，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可為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奠定扎實的基礎。此外，大陸正穩步推進在陸臺灣民眾享有與大陸民眾的“同等待遇”，若進一步在涉外領域將海外臺胞納入服務和關切范圍，探索推出“海外同等待遇”等相關配套措施，必可從心理層面助力形塑臺灣民眾的“中國認同”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