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聲思考｜劉曉慶佘詩曼李維嘉：三種“未生育”的人生，同一道遺產難題

“你的遺產傳給誰？”

張泉靈最近在綜藝節目中，直截了當將這個問題拋給了49歲的李維嘉，得到的回答是：“愛傳誰傳誰，我都沒想過這事兒?！崩罹S嘉一直沒結婚，他覺得自己這種“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態，叫“豁達”。

75歲的劉曉慶就很難這么豁達了。她前些天在社交媒體憤怒指控外甥造謠她死于橫店泳池。外甥隨后委托律師進行了辟謠。兩人從情同母子發展為仇讎已是不爭的事實。

劉曉慶結過幾次婚，但沒有子女，外甥出生僅40天時，便被她接來北京撫養，視如己出，外甥曾長期以“媽媽”相稱。劉曉慶也曾口頭允諾將遺產留給他，如今親情小船說翻就翻，遺產歸屬自然生變。

再看51歲的香港演員佘詩曼，她早已冷靜立好遺囑，財產給誰，安排得清清楚楚。同樣單身的她對這事兒看得很開，對媒體說過：萬一將來“有點什么事”，至少“可以按照我的想法來分配”。

“終身不育”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現象了。但未生育者們如何處置遺產，李維嘉、劉曉慶、佘詩曼卻提供了不同的故事。

知識改變生育軌跡

我需要后人嗎？這個問題在三十年前還石破天驚，如今好像已變得正常。

《人口研究》2023年一篇基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論文指出：2020年，中國49歲女性的終身不育率為5.16%。換言之，每不到20位女性中就有一位終身未育，其中絕大多數是主動選擇。

49歲，通常意味著女性生育階段的結束。男性生育窗口雖更長，但由于性別比例失衡等因素，學界估算男性終身無孩率約在8%–10%，反而高于女性。

這個比例比我日常感知的要高一些?！安恍⒂腥?，無后為大”的千年牌坊，裂了好大一道細紋。

誰在選擇不生育？畫像很清晰。在所有數據中，我覺得最能說明問題的規律是：學歷越高，生育率越低。2020年，小學、初中學歷女性終身不育率接近5%，高中學歷者升到6.46%，大專及以上學歷者則高達7.98%。

知識改變命運，也在改變生育軌跡。

城市女性的不育水平同樣更高。在北京與上海，45–49歲女性無活產子女的比例已分別高達11.92%與8.18%。

更能反映時代趨勢的是縱向變化：2010年，我國49歲女性的終身不育率僅為1.29%；十三年間增長超過三倍。若按此速度，2030年突破10%并非臆想。

再看看其他國家。同一指標，美國約為11%，歐盟國家平均達19%，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鄰居也早已走在前面。中國似乎在走這些發達國家的老路。

經濟愈發達、教育水平愈高，生育率愈低，無孩率愈高。為什么會這樣？

基因傳承的“叛徒”

理查德·道金斯在那本著名的《自私的基因》里說：基因的核心使命是復制自身，人類不過就是基因的生存機器。

既然如此，問題來了：為何會出現上文提到的現象——越是智力優越的群體，越傾向于不再繁衍？從基因視角看，這近乎一種自殺。

是人類這臺生存機器過于聰明，終于開始計算成本與收益，從而試圖從基因的支配中逃逸嗎？

生育對基因有利，因為它完成了自我復制。基因只關心復制與否，并不承諾載體或其后代的幸福。但對作為個體的人呢？當生育帶來的負擔持續高于預期收益，理性人便可能選擇停止繁衍，現代人越來越清醒地關注自身的幸福。

傳統社會，人們的選擇很少，往往在于缺乏其他可能性：避孕技術缺失，性行為幾乎必然導向生育；小農經濟依賴勞動力，于是鼓勵多生。在倫理與生計的雙重加持下，“多子多?！本统蔀橐粋€強大的文化模因，又被社會評價體系反復鞏固——不育者不僅承受道德壓力，也近乎遭遇社會性死亡。

然而今天，可能性的大門已經打開。

教育普及，讓人看見了生育之外的其他活法，經濟獨立提供了不依賴后代的保障，社會保障體系部分替代了養兒防老的功能。個人主義興起，大家對幸福的定義，從“家族延續”轉向了“自我實現”。

在諸多變量的交織中，越來越多人選擇成為基因傳承的“叛徒”。

自然界其他物種或許能提供一些參照。例如牡蠣，就將繁衍與養育徹底分離，從不承擔撫育后代的責任，它們只是將精卵排入大海，任其隨波逐流、自生自滅。數以萬計的后代在成長中途死去，但仍有小部分將存活。這種策略背后的進化適應性仍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是以極低的單次投資成本，換取基因延續的統計學可能性。

撫育是一項極端昂貴的投資。在資源有限的世界里，任何物種都得做權衡。人類長久以來走的都是“高投入、高產出”的路子，傾注大量時間、精力和資源來確保少數后代的存活質量。然而，一旦現代社會生育成本超載，人類又沒有辦法像牡蠣那樣將精卵排于體外，抽身而去，用數量博取低概率的成功。結果就是，有一部分人干脆選擇放棄生育。

有些人將此視為一次覺醒：人，終于意識到自己不僅是基因的載體，更是一個有獨立意志、會計算利弊的主體。而當主體開始理性權衡，那個千年不變的繁衍腳本，便被改寫了。

然而，若將當前的少子趨勢視為一個定局，或許為時過早。我傾向于認為，主動放棄生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特定發展階段的短期現象。隨著科技與經濟進步，等到某天當生育逐漸轉變為一項可規劃、可負擔、能與自我實現并存的人生選項時，它的吸引力很可能會再回來。

人類并不會放棄繁衍，他們只是在等待一個更友好的時代，來安放這份古老的渴望。

但趨勢屬于未來，現實問題卻迫在眉睫：沒有子女的那些人，遺產該如何處置？

血緣優先法則如何塑造了千年傳統

遺產傳給血親，這一觀念在絕大多數社會中被視為天經地義。

從生物學視角看，這很可能是基因自利性在人類文化中留下的深刻印記。廣義適合度理論，為我們理解這一現象提供了有說服力的解釋。

廣義適合度理論由演化生物學家威廉·漢密爾頓提出，其核心觀點在于：自然選擇青睞那些能夠促使個體基因得到最大程度復制的行為，而不限于通過自身直接繁殖。

這里有一套基于基因視角的利益計算。

為什么人類更傾向于將遺產傳承給子女？因為子女和我們有一半的基因是相同的，將遺產留給他們，是確保與自身基因相似度最高的那個人，能獲得生存與繁衍資源的最高效投資。這里講究的是一個基因性價比。

朋友之間關系再好，也因缺乏這種基因相似性，而不在傳統遺產繼承的考慮范圍之內。

在資源稀缺的原始社會和農耕文明中，將財產留給DNA最近的血親，是確保家族再生產、抵御風險和維護社會地位最可靠的方式，能夠最大化族群的生存概率。

血親繼承，完美契合了經濟理性。這一策略經過自然選擇和文化選擇的雙重篩選，已經成為嵌入人類社會的默認程序。

按照這種篩選程序，如果沒有親生子女，傳統社會通常的選擇就是從近親的晚輩中過繼。

劉曉慶當初也是接受這一默認程序，依據DNA最近者優先的邏輯，將與自己25%基因相關度的外甥當作兒子撫養，只是沒走法律過繼的程序而已。

這套系統運行得如此順暢，以至于它慢慢從一種生存策略，升華為神圣的道德責任。很多時候受繼者都視接受遺產為理所當然，當立繼者試圖退出程序時，之前所有的恩情一筆勾銷不說，還可能激發新的仇恨。

當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內化了這一邏輯，法律便隨之跟進。在沒有遺囑的情況下，世界各國的法定繼承順序，幾乎就是按照親緣系數從高到低的精確排列。

差別在于，中國法定繼承人范圍比較窄，只有兩級順位，比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更遠的親屬——如叔、伯、姑、舅、姨、堂表親等均無法定繼承權。如果一個人沒立遺囑，又無一、二順位繼承人，則遺產充公。而西方國家則通常遵循更廣泛的追溯模式，如英國法律不僅劃定了一個比中國更廣的法定繼承人范圍（包含了叔伯姑舅），在此范圍之外，還設置了一套程序，允許任何有血緣關系的人在限期內主動舉證申領。

很顯然，中國法定繼承的規則帶有較強的公權力侵入性質。

當一個人未立遺囑，又沒有上述近親屬時，法律直接推定其不愿意將財產留給任何其他親屬，這與許多人的真實社會關系和情感聯系，并不相符。

近年來，獨身人士離世后，因未有遺囑和一二順位繼承人，導致財產充公或非法定繼承親屬發起訴訟的事件，時見報端。法律的默認程序過度傾向于“公有”，而非其親緣所系之人。

對于無后者而言，法律提供的默認程序，與他們真實的社會關系和情感寄托，可能存在嚴重的錯位。

好在現代法律早已考慮到這一點，提供的解決方案也足夠有用：遺囑自由。

定義屬于自己的傳承

李維嘉、佘詩曼與劉曉慶，三位無后者，面對遺產給出了三種完全不同的態度。

李維嘉的狀態可能更具有普遍性。他說的那種“豁達”，更像是一種典型的規劃回避。無直系繼承人總是導致選擇困難，而且思考死亡不吉利，那我就不去碰觸它。

佘詩曼，看上去更為清醒，她用法律工具固化個人意愿，避免身后紛爭。一份遺囑，使她能將財產留給真正重要的人：或是幾十年相互扶持的摯友，或是雖然沒有婚姻登記但風雨同舟的伴侶，或是亦徒亦子的晚輩。法律上，他們可能是外人；但在情感上，他們才是更值得選擇的“家人”。

佘詩曼似乎跳出了“必須傳給誰”的思維窠臼，進入了“我想傳給誰”的自主新階段。

這沒什么不好。奇怪的反而是人們下意識里的觀點——認為那些疏于往來、缺乏關愛的遠親，比朝夕相處的近友更值得繼承我們的遺產。這并非基于人類本能。

生物學上，我們有識別DNA親疏的先天能力嗎？沒有。親子關系尚且需要科學鑒定，何況遠親。所謂“血濃于水”的感知，是生物基礎混合了文化規訓的結果。自出生起，家族優先的觀念便被植入我們的大腦，通過語言、儀式與日?；硬粩鄰娀?。心理學上有個單純暴露效應，意思是你跟一個人或事物接觸得越頻繁，就越容易產生好感。而這種情感隨后被文化敘事解釋為血緣的力量。當這種認知延伸至鮮少往來的親屬時，文化所制造的幻覺便尤為明顯。

劉曉慶曾遵循血親優先原則，對外甥傾注了大量資源并以母子相稱，卻最終走向關系破裂。這說明血緣并不能保證深厚情感，是否親近還是要基于實際的信任、付出與靈魂契合度，而非親屬稱謂。

不過，劉曉慶在后續選擇中——據報道她決定將財產捐贈給電影事業，開始有不同凡俗的表現，在經歷幻滅后，她試圖將遺產升華為個人價值與畢生熱愛的延伸。

社會文明就是這樣演進的。巴菲特、比爾·蓋茨等富豪將絕大部分財富都投入慈善而非留給子女，我們也慢慢習慣了這種財富傳承范式的轉移——從家族繼承轉向社會饋贈，讓財富在身后繼續創造公共意義。

當然，這一切都應基于遺囑自由所保障的自愿選擇，而非被動充公。它要求那些沒有子女的人，更早地直面生命的有限性，通過遺產規劃，其實可以完成一次自我審視：在我的人生網絡中，誰才是真正重要的人？什么樣的事業值得延續？我更希望何種價值留存？

血緣繼承的那套古老法則并沒有消失，但它已經從那個不容置疑的唯一答案，慢慢變成了個人可以權衡、可以選擇的選項之一。這或許是文明賦予個體最深刻的一種自由：定義我們自身想要傳承什么、又去向何方的自由。

主動訂立一份清晰的遺囑，因而成為每一個沒有子女的人，對自己、對所愛之人所能做出的最負責、也最有力的一種告別。這是在生命終局完成一場真正屬于自己的、有準備的謝幕。

這不僅是關于財產的安排，更是關于生命意義的最終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