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情仇二十載，軍統智多星，用一本日記完成對戴笠最隱秘清算！

在民國特務政治的大背景板下，戴笠與唐縱的關系，如同一部二十年的暗戰(zhàn)史，表面上波瀾不驚，底下卻暗流涌動。

這兩人同是黃埔六期出身，同列“十人團”成員，一起從復興社特務處起家，最后走向截然不同的命運——一個墜機身亡于南京郊外的雨中，一個逃到臺灣官至中常委秘書長而善終。

命運的分岔，究竟是性格造成的？還是歷史與時勢使然？

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沒有標準答案，只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唐縱是湖南酃縣人，1905年出生，字乃建，1926年考入黃埔六期步兵科，在校期間便與戴笠等人從事特務活動。

此人嗜書如命，軍校理論課程成績優(yōu)異，但步兵實際操練卻無一過關。

1930年，唐縱在南京創(chuàng)辦《建業(yè)日報》，經戴笠邀請進入情報工作，擔任戴笠的情報處主任秘書。

1932年復興社特務處成立后，唐縱出任特務處書記，成為僅次于戴笠、鄭介民的三號人物。

關于唐縱何以進入特務處的核心圈，歷來有兩種說法。

一種來自《沈醉回憶錄》，說蔣介石有意將唐縱安插在戴笠身邊，既是增強特務處的力量，也是監(jiān)督制約戴笠。

另一種說法則見于唐縱自己的日記，稱是戴笠向蔣介石引薦了他。

唐縱這個人，除了愛寫日記，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愛打小報告。據說，在軍校時就經常向蔣介石寫小條打小報告，反映教官的教學方法不當或學員中的異常動向，蔣介石因此認為唐縱很忠心，對他留上了意。

剛到特務處的唐縱，表面上對戴笠恭敬服從，暗地里卻對特務處的運作處處留心，時時向蔣介石匯報，總之，這個人從一開始就不簡單。

1933年那場“背鍋事件”，是唐縱與戴笠關系的第一個關鍵轉折點。

當時戴笠外出河南，將特務處的工作臨時交給唐縱負責。

不料有特務發(fā)現一批反蔣分子在某地秘密開會，意圖對蔣介石不利。唐縱按照戴笠平時的做法，指示在南京警察廳任調查科長的趙世瑞先把人抓起來再說，這一抓不要緊，審問之后才發(fā)現捅了馬蜂窩——被抓的竟是汪精衛(wèi)的親信。

汪精衛(wèi)當時氣焰正盛，與蔣介石分庭抗禮，借此機會向蔣介石施壓，指責蔣搞特務政治、非政治家所為。

蔣介石騎虎難下，只得丟卒保車，將唐縱和趙世瑞一并免職軟禁。

戴笠回來后，雖然想方設法為唐縱疏通，但唐縱對戴笠的心態(tài)卻是微妙的，感激只是表面的。

事隔多年后，戴笠為另一件事也為部下向蔣介石下跪——1938年夏天，福建保安處長葉成懲辦了戴笠派往福建的軍統站長張超，判了死刑，戴笠找到蔣介石要求懲辦葉成，蔣介石不同意，戴笠竟當場跪了下來，蔣介石責備他“不要人格，要挾領袖”。

唐縱在日記中對這件事評道：“跪懇的事，誰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誰肯如此做。”

這話乍看是贊揚，細品卻別有深意——“非有人所不能”既可以理解為贊賞戴笠的擔當，也可以理解為質疑這種行為本身的極端與失格。

唐縱的筆法向來如此，從不明著罵人，卻總讓人讀出字縫里的東西。

唐縱確實是個很有心的人。

他堅持寫了二十年的日記，內容連自己的妻子都不準看。1949年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后，這本日記意外被發(fā)現，經逐級上交鑒定，才知是唐縱的親筆日記，1991年經有關部門審核得以面世出版，全名為《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

其中記載了大量關于戴笠的材料，既有贊賞也有否定，更有大量足以“致戴笠身敗名裂”的黑料。

唐縱在日記中對戴笠的為人處世有過一段非常精準的概括：“雨農兄英明果斷，機智過人，勇于任事，不辭勞怨，十四年來艱苦奮斗，不遑寧息；對領袖忠誠無間，對朋友熱情可親，處事敏疾神速，約束部下森嚴可畏，有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在生活方面待人過嚴，待己過寬，過世人所最詬病；做事無計劃，視其需要者而為之，故其部下莫知所從。”

這段話可謂入木三分——既有對戴笠能力與忠誠的由衷認可，也毫不客氣地指出了他的致命缺陷。

當面恭順，背后記黑賬，這正是唐縱這個“笑面虎”最可怕的地方。

他在特務處說話向來溫和，話不多，但言出必中，很有分量，連戴笠有時遇到重要事項拿不準，也找唐縱合計商量。

唐縱真正對戴笠恨之入骨，源于戴笠兩次斷了他的仕途。

唐縱內心深處對特務工作始終不感興趣，一心想過“帶兵的癮”，進入正統的軍政體系。

1934年，恰好有一個駐德武官助理的機會，唐縱本意是借此徹底離開特務系統，蔣介石也有意向讓他去，但戴笠用慣了唐縱這個得力助手，硬是把這事拖了半年，唐縱在日記中對這段經歷滿腹牢騷。

到了1936年，唐縱終于被派往德國擔任駐德大使館副武官，在柏林期間潛心考察了德國蓋世太保的組織結構和特務手段，回國后向戴笠詳盡匯報，建議效法德國特務的統治辦法，統合各部門配合特務活動。

戴笠后來在軍統中推行的許多制度，確實有不少出自唐縱的建議，但唐縱的才華愈被證明，戴笠對他的控制愈緊。

唐縱從德國回國后，有人保薦他到參謀本部第二處擔任處長，這本是他正式步入軍界、徹底離開特務系統的絕佳機會，戴笠卻再次橫加干涉，以“資格不夠”為由將此事攪黃。

戴笠兩次斷絕唐縱的仕途之望，這讓唐縱從此對他恨之入骨。

斷人仕途，猶如殺人父母。

一個想離開的人被反復拽回來，留下的只能是刻骨的怨毒。

1938年，戴笠推薦唐縱出任蔣介石侍從室上校侍從參謀，后升任第六組少將組長，負責情報工作，在蔣介石身邊一干就是八年。

這個安排意味深長。

表面上看是戴笠的引薦之恩，實際上唐縱坐到了軍統的“上級單位”位置——他本人原本就是蔣介石安插在戴笠身邊的人，這一下子更成了戴笠名義上的上級。

戴笠連忙示好，派心腹沈醉每月攜帶大批錢物送給唐縱，試圖籠絡關系。

唐縱收了錢物，表面上客客氣氣，心里卻并不領情，他在日記中記道：“該局的經費，據說每月虧空千萬元。”收了好處還記黑賬，這才是真正的唐縱——笑在臉上，賬在紙上。

唐縱日記中最具殺傷力的內容，是記錄了戴笠對國民黨黨政軍要人使用美人計的細節(jié)。

戴笠與胡宗南關系極好，將手下一名畢業(yè)于浙江警校第三期、受過軍統訓練的女特務葉霞翟有意送往美國深造，然后再送給胡宗南，希望她充當紅顏臥底，左右胡宗南。

1944年6月葉霞翟回到重慶，7月與胡宗南在重慶相見，8月中旬唐縱便在日記中記下了他所聽到的“戴笠利用葉霞翟控制胡宗南”的流言。

對宋子文，戴笠的手段如出一轍。他在香港有一個姘頭容太太，生了一個十六歲的嬌女，容貌絕人，戴笠便秘密將此女送給宋子文。

唐縱在日記中陰陽怪氣地評論道：“容太太是戴笠的姘頭，如果容小姐得了寵，豈非妙喻呂不韋？”

這個容太太很可能就是上海三十年代有名的交際花唐瑛，其兄唐腴廬曾任宋子文秘書。

戴笠與宋子文之間還曾有一段驚險經歷——戴笠在香港辦事時被警方扣留關進牢房，唐縱日記認為“此事港政府為有計劃之行動，欲以打擊戴以為其在內部人事上之斗爭手段”，后來蔣介石親自出面要求港督立即放人，才將其撈出。

唐縱日記里還記錄了戴笠買賣外匯黑市、貨運局勻補搶運物資等發(fā)財的黑勾當。

這種筆法，既是在記錄事實，更是在攢材料——每一筆都是一顆隨時可以引爆的炸彈。

唐縱對戴笠的另一項評價，則聚焦于戴笠對部下的嚴苛和不近人情。

唐縱在日記中寫道，戴笠“對部下過于苛嚴有失仁愛，并且用人專用媚上逢迎之人”，而唐縱自認并非奉迎之人，所以始終與戴笠隔著一層。

戴笠的著名信條是“針不能兩頭尖”，要求部下一心一意為黨國服務，不受家室拖累，甚至不準部下結婚，也不主張孝親。

唐縱對此評價說：“雨農不主張部下結婚，也不主張孝親，未免太偏，而且失之情理，因此引起部下不少反感。但是在人多為家室奴役的條件下，這個見解是有相當理由的。”

他最后總結道，戴笠“只知道要人為他賣力，而抹殺人類生存欲望。”

一個連人類基本欲望都要抹殺的人，自己卻在女人和權術上恣意縱情——這種割裂，恰恰是戴笠人格中最致命的矛盾。

唐縱在日記中還記錄了另一層觀察：戴笠“好用權威，致力非其所本”，這句話里既有對戴笠為人處世的否定，也藏著一絲宿命般的感慨——一個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權術和陰謀中的人，最終也必將被權術和陰謀所吞噬。

1946年3月17日上午十時，戴笠乘航委會222號運輸機由青島飛南京，據說是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滬。

下午一時到達南京上空，因天氣惡劣，有雷陣雨，無法正常著陸。

飛機改飛上海，虹橋機場同樣云底極低，雷雨封場，空中油量告急，只能再選徐州為備降點，機頭最后還是折回南京，在云霧中失去方向，與地面聯系困難。

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過機場，最后一次下降時偏飛至江寧縣。

下午1時6分，222號電訊聯絡突然中斷，地面多次呼叫也聽不見訊號。

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橋鎮(zhèn)戴山，成為戴笠的葬身之地。

飛機撞山后著火爆炸，殘骸四處飛濺，有的被雨水沖走，機上十一人全部摔死，包括軍統局人事處長龔仙舫。

大雨不停，尸體在雨中泡沖數天才被發(fā)現，大都肢體不全，個個焦黑，只留下一截飛機尾巴，仍可看清尾部編號“222”。

調查報告很快以“天氣惡劣、儀表失靈”收尾，但南京城里無人相信那份冰冷公文。

戴笠下葬時，因面部完全燒毀，由殯儀館技師按照他生前的照片制成一副假的面具套上。

消息傳到軍統，整個機構如同被抽掉了脊梁骨。

當天，軍統云南站站長沈醉趕到南京向唐縱匯報西南情報，滿以為對方會眉眼俱悲，不料唐縱神色如常，連奉上的香煙都沒點，只淡淡說了一句：“人死了，難過也沒用。”

沈醉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自己當時只覺背脊一涼，心下翻騰——唐縱顯然已經把未來的算盤打得清清楚楚了。

戴笠剛死，尸骨未寒，唐縱連做做樣子的耐心都沒有。

十幾年的積怨，在這一刻不需要任何掩飾了。

唐縱從南京收拾戴笠尸身后回重慶向局本部匯報時，提出的第一件事竟是要兩輛好汽車——戴笠在世的時候，軍統局的處長都沒有專車，他死后每人都分到一輛。

空難之后不到兩周，蔣介石召見唐縱，問他最近可還在記日記。

唐縱心領神會，回答“公務繁忙，已停筆”。

蔣介石對那本日記的存在和內容顯然是有所耳聞的——事實上，蔣介石用唐縱監(jiān)視戴笠這件事，在侍從室時期就已成形。

唐縱在侍從室期間多次就時局向蔣介石提出建議，同時積極支持蔣介石的“反共”政策，受到蔣介石的贊賞。

他的日記本里夾了不少蔣介石寫的批示條子，都是約半寸寬、兩三寸長的小紙片，上面有“中正”的簽名，字寫得很端正，內容極短，只是幾個字的批復或交辦某事。

這種近距離接觸最高權力的經歷，讓唐縱在軍統內部擁有了其他人難以企及的話語權，但他也明白，有些賬記了也就記了，真拿出來用的時候，未必是刀，也可能是雙刃劍。

戴笠死后，軍統內部迅速分裂為三派：以鄭介民為首的廣東派、以唐縱為首的湖南派、以毛人鳳為首的浙江派-。

三人展開局長之位的激烈角逐。

毛人鳳最為狡猾，以退為進，主動推薦唐縱和鄭介民，最終蔣介石選擇了資歷更老的鄭介民，唐縱出局。

但這場權力游戲遠未結束。

毛人鳳隨后抓住鄭介民夫人貪污的把柄，成功將其排擠，自己坐上了局長寶座，而唐縱則被調任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名義上是軍統三巨頭之一，實則被擠出了核心權力圈。

軍統在戴笠死后約一年左右宣告撤銷，改組為保密局掛靠國防部，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在三人當中，唐縱的結局卻最為圓滿。

他逃離大陸后赴臺灣，歷任國民黨中常委秘書長等要職，與蔣經國建立了良好關系，政治敏感性極強的他早早察覺蔣介石想扶持蔣經國，便立刻開始幫蔣經國排擠對手毛人鳳，1981年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在軍統所有高層中，唐縱是活得最久、也是唯一一個善終的人。

蔣介石在軍統之上曾成立過一個五人小組，成員包括錢大鈞、胡宗南、唐縱、宣鐵吾等人，直接對蔣介石負責。

在這五人中，宣鐵吾是戴笠的冤家對頭，錢大鈞與戴笠面和心不和，胡宗南則與戴笠交好互為依靠。

而唐縱，透過表面的假象，從本質上看，從復興社時代起他就是戴笠的老對手，兩人的關系甚至連“面和”都談不上。

蔣介石用人向來如此——把互相猜忌的人放在一起，讓他們互相牽制、互相監(jiān)督，自己居中坐收漁利。

唐縱與戴笠的二十年恩怨，從一開始就嵌入了這套精密的權力設計之中。

1944年抗戰(zhàn)后期的一次茶會上，戴笠曾半開玩笑地對唐縱說：“老兄，你那本小本子可別亂放。”

唐縱順勢笑答：“放心，都鎖在抽屜里。”

兩人面對面笑著，各自心里翻騰著什么，旁人永遠無從得知。

戴笠用特務手段掌控了無數人的命運，卻始終沒能真正掌控自己的命運，而唐縱，這個被戴笠視為“智多星”的下屬，用一本日記完成了對老板的最隱秘清算——當面永遠微笑，背后永遠在記，這才是最可怕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