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陶鑄指責葉劍英在廣東搞地方主義，毛主席：此事他沒責任

1949年10月，葉劍英指揮解放軍解放廣州后，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等身份主政廣東。葉劍英上任后，很快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在廣東這個特殊省份開展土地改革運動。

葉劍英

廣東與北方老解放區有著顯著不同——這里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工商業發達。據統計，當時居住海外的粵籍華僑約647萬余人，占全國華僑總數的60%，加上僑眷，涉及人口占廣東全省人口的1/5。全國僑匯的80%集中在廣東，抗戰前每年達2.6億元，是國家外匯的重要來源。

廣東的華僑并非富商巨賈，他們大多因生活難以為繼，跑到國外打零工、掃地、做家政，他們在海外賺取的血汗錢，通過僑匯源源不斷地寄回國內，支撐著僑眷的生計。新中國成立之初，橡膠、石油等戰略物資受到海外封鎖，葉劍英曾通過華僑到海外調查橡膠發展，華僑們冒著生命危險，把橡膠種子從印尼等地帶回了廣東。

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后來回憶說：“那時候父親看到這些種子激動地說，這是華僑們冒著生命危險，為了支援祖國建設帶回來的種子。可是轉身，就要把他們當成土豪劣紳打倒，他知道這樣是不對的。”

葉劍英經過充分調研后，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點：“在廣東600萬華僑中，絕大部分是勞動人民，他們在國外辛苦工作積剩下來的血汗錢，多在國內農村中購置多少土地，作為家庭生活的保障。他們的少量土地，除用作家屬耕種外，往往由于勞動力缺乏，而租給其他農民使用。小量土地出租情形很普遍，他們很擔心在土改時其小量土地被分掉。”

基于這一認識，葉劍英主持起草了《關于華僑土地財產的處理辦法》，并上報政務院。1950年11月2日，廣東省政府第41次行政會議通過并頒布了《廣東省土地改革中華僑土地處理辦法》。

這份文件體現了鮮明的保護華僑特色：標題只提“土地處理辦法”而不含“財產”二字，嚴格限定土改處理范圍；明確規定保護華僑勞動人民（工人、職員、小商販、自由職業者）的小量出租土地，其每人平均土地數量不超過當地每人平均土地數200%者均保留不動；計算保留與分給土地時，國外人口應與國內家庭人口并入計算；嚴格區別出國前就是地主者和出國后其家庭上升為地主者的界限。

負責具體執行土改工作的是華南分局第三書記、廣東省土改委員會主任方方，他在葉劍英的指導下，采取了較為謹慎的工作方法，嚴格區分惡霸地主與一般地主。這樣雖然保護了華僑的利益，但也意味著土改速度慢，到1951年底，廣東土改的進度已經明顯落后于全國其他地區。

方方

1951年11月，陶鑄調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此前他剛剛完成廣西剿匪工作，以雷厲風行著稱。陶鑄到廣東后，被中央賦予了加快土改進度的任務，他的到來，拉開了廣東土改“提速”的序幕。

陶鑄到任后，認為廣東的土改進度太慢，群眾發動不夠，是"和平土改"。在陶鑄看來，葉劍英重用本地干部，過多考慮地方特殊情況，導致土改工作推進不力，他和葉劍英在土改方針上的分歧逐漸顯現。后來陶鑄甚至公開批判方方，還說葉劍英是他的“后臺”，他們在廣東搞地方主義。

1952年6月，毛澤東突然將葉劍英、方方、陶鑄召集到北京開會，他在會上批評華南分局領導在農民問題上“右了”、“慢了”，他還對方方說：“你做了10件工作，9件做得好，但是土改這件工作沒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級。”

毛澤東和陶鑄

最終毛澤東宣布由陶鑄取代方方負責土改工作，并確定了華南分局5位書記的分工：葉劍英抓總、張云逸主桂、譚政主軍、陶鑄主黨、方方主政。對于葉劍英，毛澤東給予了相對緩和的評價：“葉劍英在華南工作是有成績的，他在地方主義問題上沒有什么責任，更不能說他是搞地方主義的頭頭。”但他也強調：“包括劍英同志在內，各地的同志都應從這事件中總結教訓，防止今后再發生此類錯誤。”

葉劍英、方方、陶鑄回到廣州后，于1952年6月29日至7月6日召開了華南分局擴大會議。葉劍英把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違心做了多次檢查，他在下屬面前自責地說：“主帥無能，累及三軍。”這句話道出了他內心的苦痛與無奈。

過度的勞累和不公正的待遇讓葉劍英的身體出現了問題，1952年8月中旬，他感到胸部疼痛，有時心律失常。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派飛機將葉劍英接到北京治療和休養。就這樣，葉劍英離開了他主政3年的廣東。

葉劍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