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聲競逐：誰在書寫美國革命

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專門記載美國革命史的著作相繼出版，盡管這些作者并未接受職業的史學訓練。1788年，英國牧師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出版了四卷本的《美國獨立運動的興起、發展和建立》。作為一名政治異見者，戈登時常批評英帝國中央政府針對北美13個殖民地的殖民政策。美國獨立運動之所以最終爆發，戈登認為一方面是因為英帝國中央政府試圖剝奪北美13個殖民地人民對“自由和英國憲法的先天熱愛”，另一方面是因為英帝國中央政府剝奪了北美13個殖民地人民作為英國人的權利和特權（rights and privileges as Englishman）。1789年，南卡羅來納的政治家、醫生和歷史學家大衛·拉姆齊出版了兩卷本的《美國革命史》，主要探討心慈仁善的農民、商人、工匠和漁民如何脫離英帝國中央政府的專制統治，進而爭取主權獨立的經歷。拉姆齊認為美國革命為一場憲法危機，因為英帝國在北美的殖民擴張和北美13個殖民地人民的自治經歷是不可調和的。1805年，馬薩諸塞州白人婦女梅西·O.沃倫（Mercy Otis Warren，1728-1814年）出版了兩卷本的《美國革命的興起、進步和終結史》。梅西·O.沃倫是馬薩諸塞殖民地政治家和律師小詹姆斯·奧蒂斯(James Otis, Jr.，1725-1783)的妹妹，也是馬薩諸塞殖民地政治家詹姆斯·沃倫(James Warren，1726-1808年)的妻子。《美國革命的興起、進步和終結史》主要考察自1765年印花稅法危機到1789年《聯邦憲法》修訂的歷史。作為美國革命的親歷者，梅西·O.沃倫強調，在18世紀60年代和18世紀70年代，英帝國中央政府制定的稅收政策以及與之相關的政治和軍事行動主要是為了在北美13個殖民地建立專制暴政，最終造成了美國獨立運動的興起。

梅西·O.沃倫（Mercy Otis Warren）

白人效忠派從他們的政治立場出發并出版了一些關于美國獨立戰爭的著作。在美國革命年代，由于對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忠貞不渝，白人效忠派傾向為英帝國中央政府的稅收政策和軍事行動進行辯護。其中，聲名顯赫的白人效忠派主要包括牧師喬納森·鮑徹（Jonathan Boucher）、前馬薩諸塞殖民地王室總督托馬斯·哈欽森（Thomas Hutchinson）、馬薩諸塞殖民地前首席大法官彼得·奧利弗（Peter Oliver）和前大陸會議成員約瑟夫·加洛韋（Joseph Galloway）等。在《馬薩諸塞地方的歷史》中，哈欽森認為英帝國中心的政黨斗爭最終造成了外交部和議會在制定針對北美殖民地政策時的混亂無章，進而造成了美國獨立運動的爆發。喬納森·鮑徹是英國國教的神職人員，也是喬治·華盛頓的親密朋友。在1797年出版的《論美國革命的起因和影響》政治小冊子中，鮑徹批評英帝國中央政府針對北美13個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政策，但仍聲稱英帝國中央政府的行為在憲法上是合法的。不過，由于堅持效忠國王喬治三世，鮑徹強烈質疑美國革命時期激進革命分子的獨立主張。在《北美叛亂的起源與進展》中，波士頓效忠派彼得·奧利弗強烈譴責波士頓的激進政治分子，痛斥后者的政治反叛行為離經叛道。1778年，曾在賓夕法尼亞立法機關擔任議長的效忠派約瑟夫·加洛韋從費城返回英國國內。1780年，在題為《關于北美殖民地叛亂的興起和進展的歷史和政治反思》的政治小冊子中，加洛韋指出英帝國中央政府針對北美13個殖民地的政策混亂主要是因為英帝國中心政治家對13個殖民地、殖民地政府和殖民地人民知之甚少。對類似鮑徹、哈欽森、奧利弗和加洛韋的白人效忠派來說，17世紀60年代和17世紀70年代初英屬北美日益高漲的反英情緒是少數激進政治人物煽動北美13個殖民地人民反叛英帝國中央政府的政治陰謀，并不代表大多數殖民地人民的政治立場。

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輝格派歷史學家將美國革命描述為理想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不斷進步的史詩敘事。輝格派歷史學家將美國革命敘述為一場由英明果斷的政治和軍事領袖所領導的政治和社會運動。此外，輝格派歷史學家將美國革命描繪成自由與專制以及美德與腐化之間的斗爭產物。另外，輝格派歷史學家將《獨立宣言》《聯邦憲法》和《權利法案》等政治文獻描繪成美國革命的重大成果。在輝格派歷史學家看來，這些政治成就的取得是以最少的流血犧牲為代價的，直接反映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對自由、民主和進步的追求。在輝格派歷史學家的解釋中，美國歷史的基本主題是一場通往自由和民主的天意之旅，進而遠離舊世界的暴政和專制主義。

到19世紀中期，美國歷史學家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進一步從輝格派歷史學家的視角來解釋美國獨立運動。在歐洲旅行期間，班克羅夫特利用閑暇時間收集原始檔案和相關史料。班克羅夫特倡導以美國為中心的民族史觀，其代表作為十卷本的《美國歷史：從美洲大陸的發現說起》。其中，班克羅夫特專門花了六卷的篇幅來討論美國革命。在解釋美國革命的起因時，班克羅夫特強調美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盡管班克羅夫特注意到美國革命時期不同族裔和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還是堅持美國獨立運動是北美殖民地人民爭取個人自由和政治獨立的偉大創舉。受19世紀中后期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班克羅夫特熱情謳歌美國國父們的豐功偉績并指出美國革命是為了捍衛全世界的自由。在史學方法上，他堅持以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為中心，試圖從內部來分析美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不足的是，由于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節支配著其對美國獨立運動的理解，班克羅夫特所倡導的民族國家史學存在其不可克服的局限。

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同于輝格派歷史學家的研究方法和解釋框架，“帝國學派”（Imperial School）在美國史學界逐漸興起并發展壯大。其中，“帝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喬治·比爾（George Beer）、查爾斯·安德魯斯（Charles Andrews）、赫伯特·奧斯古德（Herbert Osgood）和勞倫斯·吉普森（Lawrence Gipson）等。“帝國學派”歷史學家主要強調從英帝國的角度來認識英屬北美13個殖民地的歷史，且將北美13個殖民地的歷史視為英帝國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輝格派史學家不同，“帝國學派”歷史學家認為英帝國中央政府并不是一個專制獨裁的政府，同時強調英國議會并沒有通過嚴苛的立法和稅收政策來限制北美殖民地人民追求政治自由和個人權利。此外，“帝國學派”史學家認為英帝國中央政府的重商主義政策和《航海法令》并不是要對北美殖民地人民進行經濟壓迫，進而限制北美13個殖民地貿易的發展。考慮到英法七年戰爭后英帝國中央政府的債臺高筑，而北美13個殖民地人民所要負擔的稅收相對較輕，“帝國學派”歷史學家認為美國革命前夕英帝國中央政府針對北美13個殖民地的相關稅收和立法政策是順理成章的。在分析英帝國中央政府制定的殖民政策后，“帝國學派”歷史學家認為英帝國中央政府加強對北美13個殖民地的貿易進行管制和從北美13個殖民地尋求財政收入的政策合情、合理且合法。“帝國學派”史學家強調英帝國中心和北美殖民地之間在政治、法律、經濟和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系，但這種研究方法強調以英帝國中心為核心，把北美13個殖民地視為英帝國的邊緣，且認為邊緣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等受英帝國中心所支配。此外，“帝國學派”史學家主要從政治制度的視角來研究英屬北美13個殖民地與英帝國中心之間的差異，進而探討13個殖民地最終走向政治獨立的原因和歷史進程。

“帝國學派”歷史學家重點分析了英屬北美13個殖民地與英帝國中心之間在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領域之間的相互聯系。1899年，查爾斯·安德魯斯在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做了“殖民時期的北美歷史，1690-1750”的學術報告。安德魯斯鼓勵學者們使用館藏在英國國內圖書館和研究機構的官方文件和相關歷史檔案。另外，他建議美國歷史學家們把殖民時期的北美歷史置放在更廣闊的英帝國歷史框架下進行解釋。在同一屆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赫伯特·奧斯古德做了“殖民時期的北美歷史研究”的學術報告，并勾勒了這個研究領域的一些重要研究主題。在1904至1907年之間，奧斯古德相繼出版了三卷本巨著——《17世紀的北美殖民地》。1908年，通過出版《殖民時期的自治，1652-1689》，安德魯斯討論了17世紀后期英國貿易委員會及其他政府部門對北美殖民地歷史的影響。1912年，他出版了《殖民時期》，專門介紹殖民時期的北美歷史。不過，安德魯斯強調英國國內情況對北美13個殖民地的影響。此外，安德魯斯概述了英帝國中央政府的殖民控制政策，明確指出北美殖民地在政治和經濟等領域上對英帝國中心的依賴。作為“帝國學派”的兩位重要代表人物，安德魯斯和奧斯古德試圖讓北美13個殖民地的歷史研究擺脫班克羅夫特所倡導的民族國家史的分析框架。

《17世紀的北美殖民地》

在研究方法上，通過采用以英帝國為中心的歷史敘事框架，奧斯古德和安德魯斯試圖重新解釋美國革命。之所以英帝國中心與北美13個殖民地之間的政治沖突不可避免，奧斯古德和安德魯斯等認為主要是因為英帝國中心的政治家們無法理解北美13個殖民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正如安德魯斯所指出的：“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我研究北美早期史的研究方法是由我內心想要從更廣闊的世界歷史情境中來發現殖民時期的美國歷史所決定的”。安德魯斯對班克羅夫特所倡導的民族國家史觀嗤之以鼻，強烈反對班克羅夫特把民族主義情感投入到北美早期史研究中。正如此，安德魯斯和他的學生嘗試開創新的研究方法，試圖把美國革命從民族國家所主導的主流敘事中解放出來。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把美國革命史視為英帝國在北美擴張的一段歷史并強調從政治和法律視角上考察了英屬北美13個殖民地和英帝國中心之間的關聯。“帝國學派”的這種史學方法有助于解釋北美13個殖民地與殖民地母國之間的各種聯系，但它側重的是從英帝國的興起、發展和衰落的視角來解釋13個殖民地的早期發展。另外，由于它忽視了其它殖民帝國如西班牙、荷蘭、瑞典和法國等在北美的殖民活動，“帝國學派”的史學研究方法也存在諸多不足之處。

20世紀初，進步主義史學家對輝格派歷史學家的解釋觀發起重大挑戰。以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為代表的進步主義史學派主張從階級視角來分析美國革命及其背后的經濟動因，同時強調美國革命是由經濟沖突和階級矛盾所造成的。1913年，比爾德出版了《美國憲法的經濟解釋》，對起草《聯邦憲法》的人進行了細致入微的分析。比爾德指出，美國開國元勛的政治行為更多地是由各自的經濟利益所驅動的。美國革命時期的共和主義理念、個體不可剝奪的權利和平等的言論都是由經濟動機和階級利益所推動的。比爾德還指出，美國獨立運動既追求政治獨立，又與政治和軍事精英追求統治權力密不可分。通過對美國革命時期的政治精英的財產進行分析，比爾德指出《獨立宣言》的大部分簽署者都是富甲一方的種植園主和商人，他們參與美國革命只是為了鞏固他們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并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

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

跟查爾斯·比爾德類似，其它進步主義史學家也認為美國革命是由階級沖突和經濟因素所推動的。1909年，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提出了他的“雙重革命理論”，一個是家規問題（home rule），另一個問題是誰應該管理家庭（who should rule at home）。貝克爾強調，在北美13個殖民地人民與英帝國中央政府進行政治和軍事斗爭的同時，美國革命時期的政治精英內部也發生了階級斗爭，且存在商業利益沖突。在《殖民地商人與美國革命》中，老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Sr）認為，英屬北美13個殖民地的商人激發了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情緒。施萊辛格進一步指出，北美殖民地商人熱衷于通過擺脫英帝國中央政府的貿易規則和進入由英帝國所主導的貿易市場來增加利潤。第二代進步主義史學家梅里爾·詹森（Merrill Jensen）明確指出，美國獨立運動是“由人民群眾進行的反對當地貴族的內部革命”。在解釋《邦聯條例》時，詹森認為聯邦黨人對《邦聯條例》的攻擊是因為他們想加強對貿易和金融的控制，這顯然不能代表普通美國人的政治和經濟訴求。

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為了回應進步史學家對階級沖突的關注以及冷戰的興起，美國歷史學家開始尋找美國歷史的共識，“共識學派”（Consensus School），也被成為和諧史觀學派，逐漸主導美國革命史研究。“共識學派”的代表人物分別有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丹尼爾·布爾斯汀(Daniel Boorstin)、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和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等歷史學家。大體而言，“共識學派”歷史學家認為，美國革命是由人民的政治共識所推動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比歐洲人更具有政治意識；他們理解美國革命的原因，并潛移默化地接受了獨立、共和和民主的政治思想。許多北美殖民地人民通過參加城鎮會議或在縣和地方議會任職來參與美國革命，且他們對自己作為英國臣民的權利時刻保持政治警覺。當北美殖民地人民意識到他們作為英國臣民的權利受到英帝國中央政府的侵犯時，他們試圖脫離英帝國中央政府，恢復他們的自治傳統，而不是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和經濟秩序。在“共識學派”歷史學家看來，美國革命是一場“有限的”革命。它并不尋求根本性的政治、經濟或社會變革，其目的只是為了保護和改善已經存在的傳統。“共識學派”歷史學家進一步指出，在殖民時期，殖民地社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自由且自治的社會，比英國社會更民主。進步主義史學家認為殖民地社會因階級沖突進而造成政治局勢的不穩，但“共識學派”歷史學家拒絕接受這種解釋。路易斯·哈茨在約翰·洛克的政治哲學中找到了殖民地人民的廣泛共識。丹尼爾·布爾斯汀強調美國革命的保守特質。羅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則試圖通過辯稱“中產階級民主”在美國革命前就已經存在，且可以用來替代進步主義史學家的階級沖突觀。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新輝格派(neo-Whig)，通常也被稱為共和學派（Republican School）或共和修正主義學派（Republican Revisionism），逐漸主導美國革命的歷史敘事。新輝格派歷史學家認為，美國革命既不獨特，也不激進。相反，它只是一場保守的政治運動，其主要目的是要保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權利、政治自由和私有財產不受英國議會的侵犯。以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和戈登·伍德（Gordon Wood）為代表的新輝格派歷史學家或共和修正主義學派主張從共和主義思想的角度來理解美國革命時期的思想意識與英國內戰時期的鄉村反對派政治思想之間的相互關聯。新輝格派歷史學家承認，共和主義思想意識在美國革命時期廣泛傳播，美國革命分子于是挪用共和主義思想來捍衛他們已經享有的政治權利、自由和私有財產。通過研究美國革命前夕的政治小冊子，貝林發現北美殖民地人民廣泛接觸并吸收英國國內和歐洲大陸的自由、主權、奴役、專制和代表制思想。在1965年出版的《美國革命時期的小冊子》里，貝林撰寫了“美國革命時期的轉型激進主義”的導論，重點探討了美國革命時期的政治思想是如何從大西洋彼岸的英帝國中心傳遞到英屬北美13個殖民地。兩年后，貝林把這份導論收錄進奠定他史學地位的開創性專著——《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淵源》中，進一步考察英國光榮革命時期的共和主義思想意識是如何從英帝國中心傳播到北美13個殖民地，以及北美殖民地人民是如何利用這些政治觀念、語言或話語來爭取他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貝林強調，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思想意識來自英國所謂的“激進輝格派”的共和傳統，這一傳統向北美殖民地人民灌輸了反專制和反暴政的觀念，并影響了殖民地人民如何應對英帝國中央政府試圖剝奪殖民地人民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的政治陰謀。

貝林對美國革命時期共和主義思想意識的研究深刻地影響他的學生戈登·伍德的史學研究。在研究主題上，伍德的成名作《美利堅合眾國的創建》與貝林的《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淵源》一脈相承，且相得益彰。1992年，伍德出版了《美國革命時期的激進主義》，重點分析美國革命時期的激進主義政治觀念如何發生轉型并推動了共和國早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與貝林相比，伍德更關注美國革命時期的社會轉型。伍德強調大多數美國人想要一個不同于舊世界歐洲的社會。君主制、世襲特權、社會等級制度和長子繼承制等限制性傳統受到挑戰并被取代。美國人希望建立一個精英制度，其中，人才、能力和主動性而不是家庭、頭銜或特權將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除貝林和伍德外，英國歷史學家卡羅琳·羅賓斯(Caroline Robbins)和新西蘭歷史學家約翰·波考克（John Pocock）一起推動了共和修正主義史學思潮在歐美史學界的復興和進一步發展。

戈登·伍德（Gordon Wood）

在推動共和修正主義史學思潮復興的過程中，劍橋學派政治思想史學家約翰·波考克扮演著非同小可的作用。在《馬基雅維利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這本史學專著中，波考克試圖分析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公民人文主義(civic humanism)是如何上承古希臘和羅馬的共和思想進而在英國光榮革命時期以及美國革命年代復興。把美國革命視為文藝復興時期公民人文主義的最后一次偉大行動，波考克明確指出美國革命時期政治思想的主流并不是由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所倡導的個人權利、私人財產權和社會契約等政治理念所支配的。取而代之的是，在美國建國初期居于主導地位的政治傳統是古典共和主義。在波考克看來，美國革命不只是殖民時期北美人民內部的政治斗爭，也不僅僅是北美殖民地人民與英帝國中央政府之間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相互斗爭的結果。鑒于美國革命與古希臘、羅馬和英國政治革命時期的共和思潮緊密相連，波考克呼吁大西洋兩岸的歷史學家們密切關注古典共和主義在大西洋世界兩岸的傳播和相互聯系。

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自下而上的“新”社會史學家也闡述了他們對美國革命的看法。在那個激動人心且動蕩不安的年代，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鼓勵年輕一代的歷史學家去研究美國早期的種族和奴隸制歷史以及婦女史。“新”社會史倡導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為中心，關注階級和勞工的經濟狀況，同時聆聽不同種族、性別和底層人物的聲音，進而探討普通人在歷史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年輕的“新”社會史學家諸如杰西·萊米什（Jesse L. Lemisch）和斯塔頓·林德（Staughton Lynd）積極參加新左派政治運動，同時積極探索“自下而上的歷史”，尤其是勞工階級在美國歷史上的特殊經歷。同樣，瑪麗·諾頓（Mary Beth Norton）和琳達·科伯（Linda K. Kerber）在1980年都出版了關于美國革命對婦女影響的專著。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加里·納什（Gary B. Nash）、愛德華·康特里曼（Edward Countryman）和伍迪·霍爾頓（Woody Holton）等歷史學家將社會史與對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在《無人知曉的美國革命》中，加里·納什描述了一個充滿政治混亂、充滿階級沖突和根本不信任精英人物政治權威的殖民地社會。愛德華·康德爾曼和雷·拉斐爾（Rae Raphel)也考察了普通人民在美國革命進程中的作用。對大部分“新”社會史歷史學家來說，美國革命期間的普通人相當激進，積極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和合法權利，從而將他們自己積極融入到美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除此之外，艾爾弗雷德·F.楊（Alfred F. Young）和蒂莫西·H.布林（Timothy H. Breen）等歷史學家堅持嘗試從底層人物的視角來研究普通人在美國革命時期的經歷。

《無人知曉的美國革命》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革命史領域出現了三種新的研究轉向。第一種主張從大西洋的視角來研究美國革命。大西洋史學家力圖突破傳統的民族國家史觀和英帝國史觀的局限，試圖把大西洋世界當做一個區域性的整體，進而分析商品、人口、知識、疾病、奴隸貿易等研究主題。大西洋史研究的地理區域主要包括歐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大西洋史學家指出，自從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后，大西洋世界內部的各個區域和民族國家逐漸連接成為一個整體，這需要歷史學家們從整體上來考察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在1688至1825年之間，大西洋世界范圍內的政治革命把英國、美國、法國、海地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鑒于大西洋世界的政治革命是相互依存的，大西洋史學家們無法孤立地對待這些政治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大西洋史學家維姆·柯洛斯特（Wim Klooster）嘗試從大西洋視角來研究美國革命與同時代其它政治革命之間的關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歐美歷史學家很少關注南半球和北半球政治革命之間的聯系，也很少注意它們在起源、發展和結果方面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在《大西洋世界的政治革命：一種比較史》這本專著中，柯洛斯特主要考察了十八世紀的政治革命，它包括美國革命、法國革命、海地革命和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地的政治革命。柯洛斯特明確指出，帕爾默的“民主革命的時代”的研究范式是一種誤導，因為“這些政治革命并不旨在創造一個民主的社會”。相反，政治革命領袖們的政治目標通常是為了爭取民族國家的獨立或者維護國家主權，革命后的政治統治通常是以威權的形式進行的。在討論大西洋世界范圍內的啟蒙運動及啟蒙思想的傳播時，柯洛斯特強調，啟蒙運動是以多樣而不是單一的形式存在的，每場政治革命與啟蒙運動的關系存在多樣性。另外，每場政治革命的領袖有意識地選擇了一些啟蒙思想家的只言片語當作他們的革命口號，以便實現他們各自的政治目標。把大西洋世界當作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柯洛斯特嘗試著把美國革命、法國革命、海地革命和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地的政治革命結合在一起。2023年，維姆·柯洛斯特主編并出版了三卷本的《劍橋大西洋革命年代史》，繼續推進大西洋視野下的政治革命史的研究。

與維姆·柯洛斯特一樣，美國圣母大學歷史系的帕特里克·格里芬（Patrick Griffin）也嘗試從大西洋視角來探討美國革命與世界上其它地方之間的聯系。在《大西洋革命的年代：一個聯結的世界的興起和衰落》中，格里芬主要考察1750至1850年之間大西洋范圍內政治革命之間的聯系，其涵蓋了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以及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政治革命，尤其是海地革命。格里芬強調，大西洋是一個相互連接（interconnected）或糾葛的（entangled）世界，一個地方的發展與其他地方的事件密切相關。盡管這些相互聯系很復雜，但它們對大西洋沿岸人民如何體驗那個時代至關重要。正如格里芬所指出的：“大西洋世界是如此的錯綜復雜以至于相信一場轉變成政治革命的主權危機會仍然是孤立的將是是愚蠢的。（政治革命）體系的邏輯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隨著時間的推移，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將證明世界已經變得多么錯綜復雜。”

帕特里克·格里芬（Patrick Griffin）及著作《大西洋革命的年代：一個聯結的世界的興起和衰落》

需要強調的是，在采用大西洋視角的同時，歐美歷史學家沒有拋棄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歷史敘事。一方面，美國歷史學家們迫切希望擴展歷史研究的視角，以便重新認識美國革命史。確切地說，歐美學界歷史學家們希望突破以美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或英帝國作為一個帝國為中心的歷史敘事。但是，另一方面，許多歐美歷史學家也承認以民族國家或帝國為中心的歷史敘事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盡管在研究視角上與大西洋視野不一致，民族國家史學和帝國史學仍然有助于加深對美國革命史的認識。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大西洋視角下的美國革命史很有前景，但歐美學界并未全盤接受這種研究方法。

第二種則是強調大陸取向或陸地取向的美國革命史研究。美國革命史研究的大陸轉向（continental turn）”是對傳統的大西洋史觀的批評和反思。大西洋史主要考察北美殖民地的東部沿海地區與非洲和歐洲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間的相互聯系，但忽視了北美殖民地的西部邊疆地區。在《復數的美國革命：一部大陸史，1750-1804年》這本新著中，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的阿蘭·泰勒（Alan Taylor）指出美國革命是復數的，而不是單數的。因為美國革命不只是愛國者所經歷的革命，也是非洲裔美國人（包括自由黑人和非洲裔奴隸）、婦女、效忠派、土著印第安人所共同經歷的革命。泰勒重新考察了《1763年王室公告》及其對白人殖民者和土著印第安人部落的影響。在西部邊疆地區，白人定居者叫囂著反對英國政府制定的阻止他們向西部遷移的政策。在東部沿海城市，商業精英動員暴動和抵制抵制來自英帝國中央政府的稅收政策。一方面，英國與法國和西班牙在北美爭奪殖民霸權；另一方面，白人殖民者不斷向西擴張并進一步侵占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且非洲裔奴隸制度逐漸向西部無主土地蔓延，最終造成了西部邊疆地區和沿海地區在發展模式上的差異，以及殖民地和殖民地母國之間不可調和的政治裂痕。美國獨立運動爆發后，白人愛國者群眾騷擾效忠派和中立派人士，迫使他們支持愛國者的革命運動。此外，克勞迪奧·桑特（Claudio Saunt）的《革命的西部：1776年的一部不尋常的歷史》從西部擴張的視角來理解美國革命。同樣，在《失落的美國獨立：美國革命的邊緣人物》，凱瑟琳·杜瓦爾（Katheleen Duval）嘗試從西部邊疆地區邊緣人的視角來探討美國革命對他們的意義和影響。上述著作的出版說明西部或美國內陸地區對美國革命同樣重要，而不能只研究東部沿海地區在美國革命年代的歷史。

第三種則強調采用全球視野來研究美國革命。2002年，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嘗試著從國際法的視角來分析美國歷史上的《獨立宣言》。2007年，他嘗試著分析《獨立宣言》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并探討這份文獻在全球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2010年，通過采用全球視野，阿米蒂奇和桑賈伊·薩布拉曼婭（Sanjay Subrahmanyam）合編了《全球情境下的革命年代，1760-1840》。把美國革命置放在全球歷史情境下，阿米蒂奇和薩布拉曼婭分析了美國革命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全球情境下的革命年代，1760-1840》

在《世界重啟：美國革命如何摧毀全球》中，美國阿拉巴馬大學歷史系的馬修·洛克伍德（Matthew Lockwood）嘗試從全球視野探討美國革命的全球性影響，而不僅僅局限于討論其對美國國內所帶來的和平與自由。洛克伍德指出：“此前大多數關于美國革命的記述大體上都局限于1776年宣布脫離英帝國并宣布政治獨立的北美十三個殖民地。這樣一來，他們的注意力就只集中在引起轟動的石頭上，而不是從震中向外輻射的波浪和漣漪上，只集中在迅速而尖銳的沖擊上，而不是持久的余波上。這種固執的國家層面的歷史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美國獨立的更廣泛影響”。洛克伍德進一步指出：“將我們的注意力局限于熟悉的、甚至令人欣慰的美國革命故事，不僅會扭曲我們對這場全球危機的理解，而且會以危險的方式塑造我們對美國國家歷史的理解。”美國獨立戰爭始于馬薩諸塞，但它并沒有以1783年的《巴黎條約》的簽訂而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北美偏遠地方的地方性稅收抗議活動最終在都柏林街頭、秘魯山區、澳大利亞海灘和印度叢林中結束。洛克伍德強調：“在十八世紀日益相互聯系的世界中，美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將點燃一場意想不到的革命火焰，吞噬全球，留下一個新世界和改變的力量平衡。西方新國家的誕生將為印度、澳大利亞、非洲、中國和中東的數千年文明埋下崩潰的種子，并加速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大國諸如美國、俄羅斯和英國的崛起。美國革命是一場帝國內部（within）、帝國之間（between）和帝國之外（over）的戰爭，當硝煙散去時，新的帝國將會出現，而舊帝國將被迫進行根本性的改變，否則將面臨急劇的衰落。”《世界重啟：美國革命如何摧毀全球》對美國革命的影響或許存在某些夸大其詞的地方，尤其是把19世紀和20世紀的政治革命等與美國革命結合在一起明顯有些不合時宜。但不可否認的是，傳統的從民族國家或帝國視角來研究美國革命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這為從全球視野來研究美國革命提供了可能性。

確切地說，大西洋視野和全球視角都有助于推動美國革命史研究。大西洋視野面向的主要是大西洋世界，且把大西洋世界當作一個區域性的整體。全球視角面向的是整個世界，而不僅僅局限在大西洋世界。這兩種研究視角在研究區域上并非完全相同，但它們的研究路徑比較類似。那就是，它們要突破單一的以民族國家或帝國為核心的歷史敘事框架。需要強調的是，全球視野下的美國革命史研究是大西洋視野下的美國革命史研究的深化。從空間上看，美國革命的影響并不僅僅局限在大西洋世界范圍內，還影響了大西洋世界以外的其它國家和區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跨國史和全球史逐漸成為歐美學界的熱門研究領域，越來越多的歐美歷史學家嘗試從全球和跨大西洋視野來研究美國革命史。

（本文選摘自《漩渦中的南卡羅來納 : 美國革命的地方性和多樣性（1763—1840）》，魏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轉載時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來源：魏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