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有種類型叫“公路片”,通常指電影的主人公在公路旅行中,與別人或者與自我心靈交流,完成思想變化、性格塑造、生命體驗等。小說也有類似的題材。
《在路上》被公認催生了60年代嬉皮士運動(創立蘋果公司的喬布斯也曾是一個嬉皮士)。
《摩托日記》是切?格瓦拉年輕時漫游拉丁美洲寫下的游記。
如今,切?格瓦拉已經成為一個流行符號。你未必記得他的名字,但你一定看過他的頭像,他的頭像印在T恤、杯子、墻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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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起切?格瓦拉(1928-1967),多是說他政治家的一面,他曾入選《時代》雜志評選的二十世紀百大影響力人物。
他本名叫埃內斯托?格瓦拉,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羅薩里奧市,1953年畢業于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
1956年他與卡斯特羅等人在古巴開展反對巴蒂斯塔獨裁統治的游擊戰,古巴民眾稱他為“切”——這是對阿根廷人的常用昵稱。
他參與締造古巴共和國,1959年被授予古巴公民身份,任職過古巴國家銀行行長、工業部部長等。1966年,他秘密進入玻利維亞執行任務,1967年10月8日被玻利維亞政府軍俘獲,翌日遭殺害,古巴把10月8日定為“英雄游擊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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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切·格瓦拉與卡斯特羅等人手挽手走上街頭。
格瓦拉有出色的軍事才能,矢志不移地獻身革命。其實在生命的前半段,格瓦拉還是個醫生、作家、背包客的先驅呢。
1951年12月,格瓦拉獲得醫學學位之后,和他的朋友阿爾維托?格拉納多從科爾多瓦出發,騎一輛破舊的摩托車“大力神Ⅱ”,開始了他們向往已久的旅行。這次旅行歷時9個月,橫跨拉丁美洲大陸。
《摩托日記》記錄了他們艱辛困苦又驚心動魄的冒險經歷。他們正式的旅行是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發,格瓦拉和家人道別,然后沿著阿根廷的大西洋海岸,穿越潘帕斯草原,跨過安第斯山脈,駛入智利,并從智利一路向北行駛,途中橫穿了秘魯和哥倫比亞,最終抵達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
這不是一個關于英雄傳奇故事,也不僅僅是一個憤世嫉俗者的敘述;至少我的本意并非如此。這是兩個懷抱著相似希望和共同夢想的人,度過的一段短暫的攜手同行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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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本封面。
寫《摩托日記》時,格瓦拉還沒成為“切”,他只是個即將畢業的醫科生。但是,他似乎預感了人們會以何種心態來閱讀他的作品,他愿意留下那個“曾經的我”。
當再次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那個曾寫下這些文字的人已經遠去。而重新整理和潤色這些日記的我,不再是曾經的那個我了。在這“大寫的美洲大陸”上的漫游之旅改變了我,其程度之大超乎我的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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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名改編電影《摩托日記》海報 (2004年)。
籌備
《孤獨星球》雜志有句名言:“當你下定決心準備出發時,最困難的時刻就已經過去,那么,出發吧!”
1951年10月,格瓦拉和他的朋友阿爾維托聊天,抱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那時他極度厭倦醫學院、醫院和考試。
他們夢想去游歷亞洲,但亞洲太遙遠了。忽然,格瓦拉的腦子靈光一閃。
“我們為什么不去北美呢?”
“北美?但是怎么去啊?”
“騎著‘大力神Ⅱ’啊,伙計。”
旅行就這樣決定了,見機行事嘛。
我們發下誓言:永不放棄,直至實現夢想。接下來我們便開始準備簽證、證明、文件等單調乏味的事情,也就是說,要跨過現代國家為即將旅行的人的路途上所設下的重重關卡。為了保住面子,我們決定對外宣稱去智利,以防發生意外。
在離開之前,我的主要任務是盡可能多地參加各門考試,阿爾維托則把遠行用的摩托車備好,并且研究、制定我們的出行路線。當時,我們并沒有預料到旅行途中的困難之艱巨,我們目之所及只有前方道路上的沙塵。摩托車上的我們向著北方風馳電掣般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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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2004年)。
啟程前,他們去內科切阿探望一個朋友,朋友的妻子對他們充滿敵意。
“您還有一年就能獲得行醫資格,卻一走了之?連回來的時間都沒有確定,這又是為什么呢?”
啟程的前夜,他病倒了,咳嗽、發高燒,而且他一直患有哮喘……盡管如此,他們依然熱切地遙想著未來。
一個代表著我身后早已拋卻的世界,一個象征著我追求的所謂自由。穿越世界上山河大海的時候,它們為我的非凡征程提供了精神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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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阿爾維托(左二)、格瓦拉(左四)與朋友合影。
窮游
這是名副其實的窮游,一路上他們努力蹭飯、蹭酒、蹭車、蹭船、蹭住……有朋友就“蹭朋友”,沒有就“見機行事”嘛。
1952年1月,他們來到一個大牧場,主人是熱情好客的德國人,他們在農場工人的廚房里過夜。
農場主給了我們一次用櫻桃填飽肚子的機會,我們吃得太多,后來走到了李子樹邊時,我們已經快吃不動了,只好躺在地上好好消化。阿爾維托倒是又吃了一點兒,免得看起來沒有禮貌。我們爬到樹上貪婪地狼吞虎咽,好像在比賽誰能把樹上的果子先吃完。
農場主的一個兒子用難以置信的眼神看著我們——我們衣衫不整并且饑不擇食,但他還是默不作聲,讓我們吃到心滿意足。到最后,我們不得不緩慢走動,生怕把胃里的食物給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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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2004年)。
在圣馬丁-德洛斯安第,公園的守夜人唐佩德羅告訴他們,下周日有個摩托車賽,有人請他給賽手們準備烤肉宴。
唐佩德羅找他們兩個做幫手,意味著他們可以放開來吃烤肉啦。這次,他們不僅大吃特吃,還精心籌劃“偷酒”。
我假裝喝得越來越醉,時常裝出快要吐出來的樣子,然后趁機將一瓶葡萄酒藏在皮夾克里,接著踉踉蹌蹌地走到小溪旁。連續五次下來,我們已經帶出去了五瓶葡萄酒,并將它們放在柳樹下的水里冰鎮著。
活動結束后,他們滿心歡喜去到柳樹下,一瓶酒都沒了!
要么是我假裝喝醉的樣子沒有騙到他們,要么就是有人看到我把葡萄酒偷偷帶了出來。現在的事實是,我們又像過去一樣一無所有了。在我拙劣的表演醉態時,確實有人不懷好意地笑了一下。我們在腦海中把這些人的面孔過了一遍,希望能分辨出誰是小偷,最終卻是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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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2004年)。
1952年3月,為了繞過智利北部的沙漠,他們決定乘船旅行。他們偷偷上了“圣安東尼奧號”,藏身廁所。
很快就到了中午12點,船起航了。但是,我們的興高采烈勁很快就消失了,因為在廁所關了一段時間之后,里面越來越熱,味道令人作嘔。
到了下午1點,阿爾維托把胃里的所有東西都吐了出來。
到了5點,我們已經饑腸轆轆了,想想海岸線早已消失在視線之外,于是決定在船長面前坦白自己的偷渡客的身份。
船長非常生氣,質問他們有沒有想過后果。事實上,他們真的什么都沒想過。沒辦法啦,船長只能給他們安排工作,晚上還找他們玩橋牌。
晚上,我們玩完橋牌精疲力竭,向一望無際的大海看去,那兒月光點點,夾雜著綠色的倒影。我們兩個靠在欄桿上,思緒都飄得很遠,好像各自乘著飛機沖破云霄直達自己的美夢。
這時我們明白了,在海洋與大地上勇往直前,就是我們真正的天職。我們應該永遠帶著好奇心,洞察眼前發生的一切,探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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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2004年)。
最好笑是“專家”身份幫了大忙,他們更有“蹭”的理由。
他們在智利的特木科接受了《南方報》的專訪,二版用大字登出新聞:“兩名阿根廷麻風病專家駕駛摩托車環游拉丁美洲”。
我們兩人成了美洲麻風病學領域的專家,有著豐富的臨床經驗,并且已經治療過三千多名病人,對這個大陸上最重要的麻風病研究中心非常熟悉,同時對這些中心的醫療衛生狀況也都非常了解。
這樣一來,他們不再是騎著摩托車的流浪漢了,頂著“專家”名號,得到與之相符的待遇了。
離開特木科的路上,一開始和往常一樣順利,但在出了城之后,我們發覺后車胎又被扎破了,只好停下來補胎。我們鉚足勁兒干活,卻發現剛換好的備胎也在漏氣,原來它也被扎破了。看來我們要露宿荒郊野外了,因為在夜里我們是無法修好車胎的。
然而,我們現在可不再是無名之輩了,而是專家啊。我們很快就找到一個鐵路工人,他要求我們去家里做客,在那兒我們活像兩個國王。
多虧了報紙的“推廣”,加上智利人熱情好客,他們享受了免費修車、免費住宿、免費吃喝……“蹭”的次數越多,他們臉皮越厚。
在奧克薩潘帕,他們本來想找朋友的媽媽,誰知去到才知道他媽媽早就不住那里了,幸好朋友的姐夫在。姐夫勉為其難地接待了他們。
歡迎儀式還是很隆重的,還有一頓臨時準備的大餐,但是我們很快也意識到,他之所以這么做,完全是出于秘魯人熱情好客的傳統。
即便如此,由于我們實在是身無分文,又餓得前胸貼后背,除非他下逐客令,要不然我們會厚著臉皮在這個不歡迎我們的朋友家里多吃上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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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 格瓦拉(右)和朋友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合照。
一路上,他們“見機行事”,有很多啼笑皆非的片段。
“大力神Ⅱ”摩托車本來就破舊,一路上問題不斷,修修補補、敲敲打打又勉強上路。
阿爾維托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所以怎么都不想騎摩托車,我只好坐到了前面。我們只騎了幾千米,便不得不停下來修理壞了的變速箱,之后又往前騎了一小段,在一個急轉彎的地方稍微快了一點,剎車的螺絲又掉了。
此時,一頭奶牛的頭從拐彎那兒冒了出來,緊接著就出現了一大群牛。我緊緊攥著手剎,可是它焊得不太牢固,被我捏斷了。
有那么一會兒,除了那模糊的牛的身影從我兩側一閃而過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而可憐的“大力神Ⅱ”加速沖下了陡坡。神奇的是,我們只擦傷了最后一頭牛的腿,但遠處的河流向我們瘋狂地咆哮著。
我趕緊把車把扭向了另一側,眨眼間摩托車登上了兩米高的河堤,我們倆則夾在兩塊大石頭中間,幸好并無大礙。
1952年2月27日,在智利的洛斯安赫萊斯,他們徹底從“摩托車流浪漢”變成“沒有車輪的流浪漢”。3月,他們乘坐卡車、帶著“大力神Ⅱ”的殘骸前往智利的圣地亞哥,找修車行回收了摩托車。
我們開啟了新的冒險旅途。我們過去常常用自己的奇裝異服和“大力神Ⅱ”的樸素外表來吸引閑逛者的注意,“大力神Ⅱ”那吭哧的喘氣聲足以博得主人的同情。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已經成為公路騎士,也就是流傳已久的“流浪貴族”,擁有完美無瑕、令人敬畏的頭銜。
而如今風頭不再,總的來說,我們現在只是兩個背著行囊、風塵仆仆的搭車人,與之前的貴族身份差可比擬的只有我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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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2004年)。
年輕的格瓦拉朝氣蓬勃又天性快樂,他筆下的文字簡約真實,運筆酣暢淋漓。
再來看一個“命懸一線”的片段:他們在秘魯終于找到一輛車,愿意搭他們搭前往奧克薩潘帕,卡車司機開得非常驚險。
剛開始的路程暢通無阻,我們沿途穿過了幾個小鎮。到了傍晚六點左右,卡車需要在一段危險的小路上下坡,路面窄得只能容下一輛卡車。
一般情況下,無論哪一天,都只允許一個方向的車通過,但不知為什么,今天是個例外。兩邊的卡車司機商量著怎么過去,互相喊叫著,緊握著方向盤,車后輪在陡峭的山坡邊緣緩慢移動,這個場面真稱得上驚心動魄。
阿爾維托和我各自蹲伏在卡車的一邊,只要感覺到動靜不對,就隨時準備從車上跳下來,而同行的印第安伙伴卻淡定得很。
我們的恐懼不是沒有來由,因為在山下的海岸旁豎著很多十字架,這說明很多乘客和司機在這條路上喪了命。每一輛翻下山的卡車上都滿載著人,卡車就這么一直墜到有二百米下面的洶涌河水中,根本毫無生還的希望。根據當地人的描述,每一場發生在這里的車禍,所有人都會葬身水中,無一人生還。
幸運的是,這次有驚無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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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2004年)。
少年游,壯志起
他們在旅途中飽覽了拉丁美洲大陸壯美的風光,也見識了令人贊嘆的印第安文化遺產。
他看到了拉丁美洲錯綜復雜的現實世界、民眾的疾苦,他愈發產生對拉丁美洲的認同感,這也促使他后來成為美洲革命的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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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2004年)。
在智利,他們和蒙娜麗莎的酒吧老板成了好朋友,在那兒白吃白喝了幾天。蒙娜麗莎酒吧有個得了哮喘病的老太太,心臟也有問題,處境令人同情。
在這種情況下,醫生會感覺回天乏力,于是便會渴望一個變革:去推翻這個不公正的社會制度。
就在一個月以前,可憐的老太太仍在為生活奔波,靠當服務員過活。雖然她喘得相當厲害,可起碼過得還算體面。而在目前這種狀況下,生活在貧困家庭的人早已找不到出路,還會被周圍人的刻薄言語中傷;他們不再是誰的父親、母親、姐妹或者兄弟,而是變成了為了生活而掙扎的純粹消極分子。
他們成了社會上健康人的痛苦來源,遭人厭惡,因為贍養病人像是對這些人的侮辱。正是在那里,在那最后的時刻,他們最遠也只能看到第二天的曙光,這讓我們領會到一個深刻的悲劇:全世界無產者的一生都被囚禁著。
這些將死者的眼眸中,帶著一種祈求原諒的卑順,以及對那份迷失在虛無中的慰藉的極度渴望。同樣,他們的身體也會消失在無窮無盡的謎團之中。
這種建立在荒謬的等級制度上的秩序,我不知道還會持續多久,但對于統治者來說,是時候少花點兒時間宣揚自己的政績,多花些錢來發展對社會有用的事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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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2004年)。
他們探訪智利著名的丘基卡馬塔銅礦,遇到一對夫婦準備去山上工作。
那里的氣候十分惡劣,生活條件也十分艱苦,因此既不需要工作許可,也沒有人去詢問你的政治立場。在那兒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工人們賣力工作,用自己的健康作為代價,來換取僅能維持生存的面包屑。
智利的醫療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很低,政治局勢相當混亂,礦工收入看上去高,但花費也高,而且沒有什么保障措施。
智利北部,在銅礦、硝石礦、金礦和硫礦工作的工人收入都挺豐厚,但生活成本也相對較高,他們一般都缺少生活必需品,山區氣候也很惡劣。這讓我想起,當我問及要給埋葬在當地墓地里的一萬多名工人的家屬多少撫恤金時,丘基卡馬塔的一位經理只是意味深長地聳了聳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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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2004年)。
他們探訪秘魯的萬博省麻風村,當地人很排斥麻風病人。院長當時來這里,沒有一家旅館讓他住宿,甚至鎮上的朋友也拒絕讓他過夜。
醫院的總體情況很糟糕:三分之二的區域被劃為“病人區”,事實上還沒有街區的一半大,里面住著31名病人,他們好像被判了死刑似的。病人心如死灰地看著時光流逝,直到死亡來臨(至少我是這么想的)。
麻風病人似乎都在“等死”,但這些“等死的人”給了他們很多感動。
利馬的麻風病院的病人給他們準備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告別方式。
他們湊了100.5索爾給我們,還有一封深情的告別信。之后他們中的一些人還親自過來向我們道別,流著眼淚感謝我們陪他們度過了短暫的時光。我們和他們握手,接受了他們的禮物,和他們坐下來聽最后一次足球賽實況。
如果說一定要找出我們愿意獻身于麻風病事業的原因,那就是我們一路走來病人對待我們的真摯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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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2004年)。
圣巴勃羅麻風村有六百名病人,各自住在充滿叢林特色的茅屋里。1952年6月14日,格瓦拉24歲,麻風村在食堂為他舉行生日派對。他慷慨陳詞,自詡是“泛美國家獨立演講”。
我還想說一些與今天的主題無關的內容。雖然我們無足輕重,成為不了某個偉大事業的發言人,但在這次旅行之后,我更加確信,分裂拉美國家完全是癡人說夢。
我們都是梅斯蒂索族的一員,從墨西哥一直到麥哲倫海峽,我們都有著相同的血脈。現在,為了消除我那偏狹的地方主義,我提議,讓我們為秘魯、為拉丁美洲國家聯盟喝上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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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2004年)。
《摩托日記》完成八年后,切?格瓦拉成為了古巴革命政府的中流砥柱。
1960年8月20日,他面向古巴醫科學生的演講中回顧自己的經歷,“我同大家一樣,都是環境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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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的演講。
他提到游歷拉丁美洲對他的影響。
旅行剛開始的時候,我還是一個醫科學生,再后來我已成了一名醫生。
旅途之中,我開始切身體會貧窮、饑餓和疾病,目睹了由于醫療資源的匱乏,兒童的疾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療;還看到在經歷了常年的饑餓和刑罰之后,麻木的父母連失去孩子也覺得無關緊要。這樣的事情都發生在拉美國家的底層窮苦人民之中。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意識到我要去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這些事情與成為一名著名的研究人員或是為醫藥科學做出巨大貢獻一樣重要,那就是去幫助窮苦的底層人民。
他從一位具有革命精神的醫生變成了一名革命者,他大聲疾呼:
我們想在古巴取得怎樣的成果?
我們想要的是什么?
我們到底想不想讓人民幸福?
我們是否愿意為了古巴經濟上的絕對自由而抗爭?
我們是否愿意為了讓古巴成為一個自由國度而抗爭?
我們是否愿意為了不依附任何國際軍事聯盟、不用為了國內外政策的制定而向其他國家的大使館咨詢而抗爭?
我們是否想要再次分配財富,讓富有的人不那么富有,讓貧窮的人不再那么貧窮?
創新是日常生活中取之不盡的快樂源泉,我們是否想要從事創新性的工作?
如果大家的答案是肯定的話,我們就有了一個奮斗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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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2004年)。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都是為了認識世界,認識自己。
《摩托日記》也許是改變格瓦拉一生的經歷,他真真切切地看到拉丁美洲的貧窮落后,經歷了一場喚醒般的精神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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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日記》的最后一篇“頁面上的筆記”就是他的革命初心,他等待著命運的來臨。
當偉大的指導思想將人類分為兩個敵對的陣營時,我將與人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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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日記》行程圖。
(本文文字原創。本文圖片來源于網絡,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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