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底，力排眾議的蔣介石，為了“聯蘇抗日”，遇到哪些波折？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抉擇內容怎樣？性質如何？

1、聯蘇工作的進行

1935年10月2日，面對多田峻聲明的威脅，蔣介石斷定：

“倭寇仍主張逼我屈服，其所最畏者：甲、我抗戰，乙、聯俄”。翌日，他強調：日本的目的除了逼中國承認偽滿和割據華北、控制中國經濟與軍隊外，還有一個企圖就是以強迫中國共同排俄而使中國“守戰皆非，進退維谷”。

這些都說明：蔣介石深知，如果說以中方三原則為前提的共同防蘇對國民政府來說是有失有得的話，不具這一前提的共同防蘇不僅是只失不得，而且還將因拱手交出對日因應上的最后依托而自陷絕境。

在此前后，國民政府的高級干部也在蔣主導下反復舉行秘密會議。他們在決心抗日的同時，認為要贏得與日本的持久戰必須解決軍需補給問題，而在這方面英美離中國太遠，遠水不救近火，中國惟有爭取得到蘇聯援助才能實現抗日。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日本政府拒絕中方三原則并提出廣田三原則后，據須磨彌吉郎從唐有壬那里得到的情報，在10月15日國民政府的高層會議上，“戴季陶的反日論占據了討論的中心，眾言：日本以蘇聯為假想敵，企圖在與之有事時得到中國協作，但對中國來說，毫無必要以蘇聯為目標，中國最關心的滿洲問題，日本在這一點上不作考慮，根本問題就難于解決。”

接著，10月18日晚，蔣介石和孔祥熙共同會見了蘇聯大使。據鮑格莫洛夫翌日給莫斯科的報告，會談中，蔣介石在指出“中蘇受到同一來源的威脅”后，告訴鮑格莫洛夫，關于新疆，“他收到了本國代表的報告，可以肯定，不僅他本人，而且其他政府委員的頭腦中，昔日的懷疑已經消散，他相信蘇聯沒有任何侵占新疆的打算”。

隨之，蔣介石以中國軍隊總司令的身份，希望蘇聯同中國簽訂一個“有實質性的真正促進中蘇親密關系并能保障遠東和平的協定。”而鮑格莫洛夫則根據莫斯科的最新指令，對蔣介石表達了“蘇聯政府根本改善蘇中關系的希望”。同月26日，蔣介石再次確認，就內政來說，“中共中心在俄，如為釜底抽薪計，應于此中心與背景下手”；就國際來看，“倭之所懼者為俄”，所以，“此時外交應于俄特加注意”。

很明顯，在日本軍政雙方都拒絕了中方的9月提案并步步緊逼后，蔣介石已決心反其道而行之，從日本最畏懼之“聯俄”著手打開局面。

2、對日強硬

在展開聯蘇工作的同時，10月13日，蔣介石命令參謀次長熊斌將他所決定的“最后的方針和不變的原則”直接傳達給華北的軍政領導人。

15日，熊斌在北平完成了這個使命。

據徐永昌當時的筆記，熊斌所轉達的內容如下：

中央最近綜合蔣大使蕭武官報告，廣田及其軍部轉述對華新政策：一、要求中國廢止以夷制夷的舊法（不續聘歐美顧問而用日人等等）；二、須尊重滿洲國（不再用偽滿字樣，彼此可以有無互通）；三、聯合剿共（并非派兵協助，惟恐中國剿不下，擬派員視察而隨時襄贊計劃等）。刻下日已實謀其定策之進展，如不能達到，將出以整個壓迫（即令我接受其計劃），即仍實行其分化手段（事實上自來亦未停止），除滿洲國外，再造成蒙古國、華北、華中、華南等國。
蔣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戰而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以避戰，是因為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剿共后，與敵可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只要上下團結，決可求得獨立生存，雖戰敗到極點亦不屈服。
參部制定之國防大綱，分為冀察區、晉綏區、山東區，以隴海線為最后抵抗線。開戰初，以宋、商等守平津，晉綏軍分守雁門及娘子關。倘平津放棄，宋、商退守保定滄州之線，中央軍進至漳河之線收容之，同時晉軍據太行以側擊敵人，其后依情形使成西依太行、東沿黃河之陣線，最東之線則漸以徐州為倚軸而達于海。日內林蔚文當至豫省指導作相當之準備工事云云。

基于這一以我之“戰而不屈”意志打破敵之“不戰而屈”企圖的“應戰”方針，蔣介石隨后還采取了針對日本的兩個對抗措施。

首先，10月18日，他親自修改汪精衛起草的對廣田三原則的答復稿，將其中軟弱曖昧的文字均換成強硬而明確的措詞。

21日，蔣作賓再訪廣田，提交了蔣介石所改定的這樣一份答復書：

如日本照中國所提中日親善希望條件完全實行，則中國對日本表明下記之意思。
關于廣田閣下所提第一點，中國本無以夷制夷之意，中日兩國以前之糾紛皆由未能建立親善關系起。今為實行親善起見，中國與其他各國關系事件決不使中日關系受不良影響，尤不使有消極的排除日本或積極的妨害日本之意思。日本與其他各國關系事件亦須對于中國采取同樣之方針。
關于廣田閣下所提第二點，日本對于中國之不能承認“滿洲”既已諒解，今后中國對于“滿洲”雖不能為政府間之交涉，對于該處現狀，決不用和平以外之方法以引起變端，且對于關內外人民之經濟聯絡設法保持。
關于廣田閣下所提第三點，數年以來中國已盡最大之努力不惜以重大之犧牲從事中共之剿除，赤禍已不足為患。至于中國北邊一帶之境界地方應如何防范，若日本照中國所提中日親善希望條件業已完全實行，則中國在不妨礙中國主權獨立原則下擬與日本協議有效之方法。

7日所談事項要求日本必須實行，蔣大使代表中國政府向廣田外相所提一切之條件除滿洲問題外，一切應回復九一八以前之狀態。如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及本年六月間華北事件中日兩國軍人之商議，盼日本立即撤銷。

值得重視的是，上述答復不僅再次重申須以中方三原則為先決條件，而且在防蘇問題上大步后退，使之近似于有名無實。因此，10月22日，須磨惱羞成怒地對汪精衛指責說，中國對廣田三原則的回答出人意外，顛倒本末，極無誠意。

其后，廣田也責難中方的這一回答“表明其態度已回到當年王正廷革命外交的軌道，是中國的根本錯誤”。

其次，蔣介石采取的另一個對抗措施是拒絕與日本締結上海福岡航空協定。此協定日本很早就反復要求。

10月22日，汪精衛為緩和對日關系，在和須磨的會談中答應了日方。但蔣介石獲悉后立即予以制止。汪精衛認為拒絕通航協定為“太過”，對此，蔣于24日覆電汪強調，“吾人當一本既定方針進行。其所言善者，不必為喜，而其所言惡與力者，亦無足為懼。如其不恢復外交正軌而訂其它航空協定，弟意以為不可行也。”

在中方明顯轉變對蘇對日態度后，10月28日，廣田在和蔣作賓的會談中，除再次拒絕中方三原則外，竭力指責蔣10月21日的答復“對中日關系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刺激”。而蔣作賓也以“將來有必要時可進行協商，而今日則無此必要”之語，對所謂共同防共問題作出了比10月21日的答復更明確的否定。

廣田因此不得不嘆息，“在防止赤化問題上中日兩國的認識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接著，他批判說，“根據報紙的論調改變想法，就無法解決問題。被報紙牽著走而作出錯誤判斷，搞討好人心的外交，有害無益。”

對此，蔣作賓回擊說，“我對大臣之言深有同感，但令人遺憾的是，不僅是報紙的報導，而且與報導相同的事件亦正作為事實在浮上表面。”

其后，隨著11月1日汪精衛被刺，國民政府內部親日派的勢力加速走向衰落。11月上旬，國民政府不顧日本反對，毅然開始實行幣制改革。同月中旬，國民黨召開五大，蔣介石發表了著名的“最后關頭”演說，表明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強硬態度。以此為契機，國民政府的對日對蘇政策開始從“以中立謀日蘇相互牽制”，轉向“對蘇不惜聯合”和“對日不懼應戰”。

11月25日，日本唆使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國民政府立即將殷定為漢奸而公開通緝。而在此前后，曾養甫、鄧文儀和陳立夫等人已銜蔣介石密令，為共同抗日而加緊展開多方面的對蘇及對中共工作。

3、陳立夫訪蘇之旅的泄密

陳立夫，自1930年代初即負責國民黨的組織工作，被稱為CC系的掌門人之一，在1935年12月7日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他還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

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他披露了自己剛剛出任常務委員，即于同年底受蔣介石之命，為籌劃聯蘇抗日而踏上秘密訪蘇之旅，又因計劃泄密而中途折回的經過。

1935年底啟程的陳立夫及同伴張沖的訪蘇之行，是由蔣介石直接掌控，在“絕對保密”狀態中進行的。

據陳立夫自述：

兩人均用化名的護照，在前往德國的郵船上，唯一知道真相的只有新任駐德大使程天放一人。為避免暴露，陳連程天放也不來往，只是利用船上電話聯絡。“船經香港、曼谷、比寧、新加坡、錫蘭、蘇伊士運河、埃及、意大利而到法國馬賽，中間要經過八個檢查站，每次旅客都要到甲板上排列點名，我則喬裝戴墨鏡，但我的白發難以掩飾，此外，我則蟄居艙房，托詞有病而不出門，飲食用品，一律送到房中。”“在旅程中，每到一處，等別的旅客都上了岸去游覽了，我們倆才上去游覽一下，匆匆游完盡早趕回”。到馬賽下船后，陳等“悄然乘夜火車去柏林”，其后，輾轉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匈牙利、捷克等地，“都住最高貴的旅社，那是為了要避人耳目，因為這類豪華旅社，中國人是不會去住的”，因此，“始終未暴露身份”。

程天放在1968年發表的回憶錄中，對這段過程作了大致相似的描述。

他寫道：

因為立夫兄名氣很大，一舉一動受人注意，假如讓日本軍閥知道這事，那末他們必定更加緊侵略，所以就不用真名，而化名李融清，并且給他一個中校的頭銜。委員長的手令是派李融清中校隨程大使出國公干。而立夫兄則向中央請病假三個月休養，一切領護照、辦簽證、定艙位等事，都是我替他辦理，立夫兄自己根本不露面。他還帶了張沖君做秘書，也化名江淮南。一到船上，他們兩人同住一頭等艙，推說有病把自己關起來，從不到甲板散步，連三餐都是侍者送到房間去吃。
頭二等艙的中國人，在乘客名冊中看見兩人的化名，而從來沒有見過面，有人疑心他們是共產黨，也有人疑心他們是日本間諜。曾經有好幾次，有些學生想沖進他們房間去看個究竟，都被我勸阻了。沿途船靠碼頭，防疫人員登輪，照例乘客要在甲板上齊集，聽候檢查，也由我使用方法讓他們躲過，以免和旁人見面，拆穿西洋鏡而將消息泄露出去。這件事做得很機密，在國內除了立夫兄眷屬和一兩個密友外，都不知道他出國，在船上24天，也始終沒有被人發覺。

以上兩段由不同的親歷者發表于不同時期的文字，反映了同一個事實：陳立夫的訪蘇之行是保密到家的。然而，最后的結果卻同保密者的愿望相反：正當陳立夫在匈牙利等待訪蘇時機到來的時刻，中國駐土耳其大使賀耀組通知他說，“現在情勢不佳，風聞日本已推測蔣委員長派陳立夫銜命命到蘇俄去，蘇俄獲悉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軸心國家對蘇聯發動戰爭”，故蔣令賀轉告陳不必去蘇俄了。于是赴俄之行便因此打消。

陳立夫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發生記憶錯誤。1936年3月19日，即陳在匈牙利等待入蘇時機的緊要關頭，上海的日系報紙《每日新聞》與《日日新聞》的晚刊，以獨家新聞報導了國民政府要人赴蘇密訪及已締結中蘇密約的消息，日本同盟社亦發了電訊。

日方是如何獲得這個絕對秘密，并使之曝光的呢？

4、日本關于中蘇關系的情報

1935年10月后，日本對國民政府在對日對蘇政策上的變化有很多情報及觀察。

試舉數例：

10月15日，日本駐華大使館若杉要參事官致電廣田外相，以蔣介石拒絕借助日本解決新疆問題為例，指出“中國最恐懼者，系日本借合作防赤為名，而實現其在領土上和軍事上對華北與內蒙的野心。”

10月17日，關東軍參謀部提出了一份題為《關于蘇聯赤化新疆的情況》的調查報告。

在詳細論述了新疆事實上已成為蘇聯的勢力范圍后，該調查報告指出：

第三國際在最近的第七次大會上，決議推動各種反帝團體的合作與團結，并把赤化重點指向中國。盡管如此，蔣介石因為剿共的困難和日本華北工作的威脅，不僅不對第三國際提出抗議，反而再次轉向親蘇容共政策，以圖一面牽制日本及列強，一面政治解決紅軍問題。蔣介石還正謀求把四川省建設成今后的抗日根據地。有情報說，作為中蘇合作的一個條件，國民政府將默認由中國共產黨占據西北數省，為此雙方已簽訂了西北協定。此外，在關于新疆獨立及蘇維埃化的消息到處盛傳的今日，中國駐蘇大使館武官的新疆之旅，證明中蘇在新疆的接近。對此必須注意。

11月4日，日本駐蘇領事官小柳雪生發出了一份題為《鄧少將一派的親蘇反日工作》的報告，其中敘述了關于上述駐蘇武官鄧文儀的情報：

鄧武官1926、1927年在莫斯科共產主義大學留學時期，該校約有300名中國留學生，他們現在已在南京占據要津。鄧正通過操縱這批人并和歐美派互通聲氣，而拼命推動蔣介石轉向親蘇反日政策。中國駐蘇大使館目前基本上由鄧派控制。他們各持特殊密碼，秘密聯絡，為和蘇方的合作工作而煞費苦心。

11月7日，須磨彌吉郎向東京報告了剛從唐有壬那里聽到的如此“怨言”：中國內部親日派的凋零近在眼前，而其責任全在日本一味強硬之態度。所謂“多田聲明”以來，日本的對華意見完全背離中方的期待，以致連被抗日派罵為漢奸的親日分子都遭到日方驅逐。目睹日本如此蠻橫，蔣介石已決心奮起抵抗。

11月16日，有吉明大使致電廣田弘毅，報告由從已經回國的鄧文儀處探聽到的消息：南京抗日空氣之所以高漲，主要有兩大原因：

其一，鄧在蘇時，蘇方屢次勸告，中國應該改變對日政策，不要對日本的要求唯唯諾諾。果能如此，蘇聯愿提供比意大利更便宜的飛機；同時，英美亦正暗中鼓勵中國轉變對日政策，它們強調“中國須先實現統一，加強南京政府和阻擋住日本的侵略，外國才能實施對華財政支援”。
其二，紅軍現在已非對華中地區的直接威脅，而徹底剿滅亦費時間，故蔣介石要以新的旗幟來促進統一和消除反蔣空氣。

11月17日，須磨彌吉郎結合正在舉行中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向東京報告了“中國對蘇關系的新進展”：“特別是鄧武官視察新疆歸來后，南京方面似已減少了從來對盛世才的成見，而國民黨五大期間，關于剿共的報導已在所有報紙上消聲匿跡。”“總之，自關于航空聯絡的談判決裂以來，南京對解決同日本的懸案，態度日趨冷淡。以蔣介石為首，國民黨的大多數中央委員中彌漫著這樣一種濃厚的空氣：在華北問題上，將視日方動向而抵抗到底。”

到1935年末，日本通過中國駐蘇使領館中的內線，已弄清了鄧文儀新疆之行的基本情況。

在一份題為《新疆省實況與中蘇關系》的報告中，對此作了以下概述：

（1）鄧文儀新疆之行的背景有二，一是蔣介石對紅軍的討伐事不如意，二是關于新疆的“蘇維埃化”及在背后支援中共的傳聞。南京的目的，是通過鄧查清新疆的基本狀況，特別是在現地深入研究蘇聯和盛世才的關系。如新疆果真已蘇維埃化，盛世才已變成蘇聯之傀儡，則任命鄧取代盛任新疆邊防督辦，以重謀新疆對策。
（2）蘇聯和盛世才害怕暴露新疆內情，故在鄧抵迪化后，盛宴招待，施以甜言蜜語。省政府和蘇方要人陪同他視察伊犁、哈密等地。鄧在同盛及蘇方要人的屢次會見中，完全墮入對方圈套。恰在此時，日本開始在華北發起積極行動，鄧看到歐美派和藍衣社成員在中央的崛起，更以中蘇結成親密關系為有利。
（3）通過視察，鄧認為中國要保全新疆，目前只有先同蘇聯握手。故他同中央的歐美派和藍衣社要人互通聲氣，鼓動親蘇。鄧文儀是藍衣社首領之一，以排日而聞名，又是蔣介石的親信。今后對他必須十分注意。
（4）南京政府依然在搞二重政策，即：一邊對日表明為防止赤化與經濟提攜而謀中日協作，一邊聯合莫斯科而圖阻止日本侵略。

綜上所述，在陳立夫奉命訪蘇之際，對日本來說，國民政府向“聯蘇抗日”的傾斜，并非秘密。

但日本的諜報主要集中于鄧文儀的活動，而且相當正確，故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鄧文儀虛假報告的背景。至于陳立夫訪蘇問題，日本不僅毫無提及，1936年3月17日，新任駐華大使有田八郎還致電外務省報告中蘇關系惡化，內稱：

“鮑格莫洛夫執拗地要求蔣介石同意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通商條約，引起蔣介石的厭煩，二者關系不好，最近幾乎斷絕接觸。另據地方協會情報，顏惠慶大使認為，既然蔣介石對蘇態度如此，中蘇關系無望改善，自己繼續擔任駐蘇大使也無意義，故生引退之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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