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中國經濟主要靠什么在支撐？

現在的中國經濟主要靠什么在支撐？目前我們處于什么樣的經濟周期中？多久會結束目前這種狀態呢？

目前爆發的經濟問題很多都是歷史已久的問題，為什么這么說？

當我們談起改革開放，總喜歡說那一段市場化與開放換來的奇跡，中國人勤勞、敢闖、敢干，于是財富滾滾而來。但如果追問一句，國家在七八十年代真正的資本從哪兒來？答案很殘酷，那時候沒有龐大的外資，沒有成熟的金融市場，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也非常低。

中國要搞工業化和現代化，需要一筆巨大的資金池，可錢不可能憑空出現，最終只能從農民身上來，這就是所謂的農業剪刀差。這并不是一個抽象的經濟學詞匯，而是那個年代農民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現實。

所謂剪刀差，就是農產品價格被壓低，而工業品價格被抬高。農民辛苦種田賣糧，只能賣出極低的價格，而買回化肥、自行車、電器，卻要花大價錢。低賣高買之間的差額，就是國家的資本積累。

80年代初期，國家對糧食的收購價大約為0.13元1斤，而一斤化肥要0.25元，一輛鳳凰牌自行車150元，一臺黑白電視機大概是400元。當時農民人均年收入一百多元，一個農民要攢三年才買得起一臺電視機。

這并不是因為他們不努力，而是因為價格制度把他們牢牢束縛在賣得便宜、買得昂貴的格局里。

財政部的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全國財政收入為1132億元，僅占GDP的31%。而1984年財政收入雖然增長到兩千多億元，但投資需求遠遠大于這個數字。國家要修建工廠、鋪設鐵路、擴建港口、發展特區，資金缺口極大，財政收入上的缺口正是通過農業剪刀差來彌補的。

1978年到1984年間，國家財政基本建設投資每年增幅超過15%，主要資金來源就是農民在價格體系里被動讓渡出來的利益。

對農民而言，這意味著他們的消費能力被制度性壓制。一個農民辛苦一年，手里能拿到的錢，除了交公糧之外，幾乎買不起一件像樣的工業品，婚嫁時一輛自行車就是奢侈品，像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這些城市家庭逐漸普及的商品，在農村更是遙不可及。

農民并非沒有勞動，而是勞動成果在制度性價格差中流失了，而國家正是靠這種差額，推動了80年代工業化的快速起步。

到1985年，中國鋼產量突破4600萬噸，是1978年的兩倍有余；化肥產量接近2000萬噸，幾乎翻了一番；鄉村企業迅速興起，吸納了千萬農村剩余勞動力。另外，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冰箱、彩電、洗衣機成為新三大件。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一切其實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沒有這種方式，國家也許根本無法積累起工業化的啟動資金，蘇聯在斯大林時期也用了類似的方法。

90年代以后，隨著統購統銷的逐步取消，農產品價格開始市場化，農業剪刀差這個“抽水機”失效了。國家再也不能靠壓低收購價來積累資金，但工業化和城市化卻需要更大的資金池，資金缺口擺在眼前，怎么辦？

新的辦法很快出現，那就是土地財政。

土地財政的邏輯比農業剪刀差更加直白：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以較低的補償價征收農民的集體土地，農民能拿到的征地補償款只有幾萬到幾十萬，而這塊地一旦被收為國有土地，通過招拍掛賣給開發商時，每畝價格往往能達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中間數倍、數十倍的差額，就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財政收入。

2002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2900億元，到了2003年就已經超過了5000億元，十幾年前，土地收入就已經幾乎等于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

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土地財政驅動下的城鎮化是同一邏輯：土地財政推高土地價值，農民進城提供低成本勞動力，兩股力量匯合，把中國推上了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快車道。

土地財政延續了農業剪刀差的邏輯，依然是從農民身上抽取收益，但這個財政代價極其沉重。

農民進城卻沒有市民化，土地制度讓他們無法享受城市的教育、醫療和社保，城市的繁榮背后，是幾億農民工住在簡陋的居所里為城市打工，卻不屬于城市。土地財政不僅榨取了農民的土地，還制造了一個龐大的低端勞動力群體，他們是城市的建設者，卻長期被排除在體制之外。

土地財政的影響也波及城市居民，開發商拿到高價土地，不可能自己承擔成本，最后只能把房價轉嫁到居民身上。居民收入2000年到2010年增長了八倍，2010年到2020年增長超過十倍，而房價卻翻了十幾倍。普通家庭不但要掏空幾代人的積蓄，還要背負二三十年的房貸。

高房價不僅榨干了城市居民的錢包，還扼殺了消費能力，社會財富被過度集中在不動產里，金融體系則與房地產深度捆綁。這意味著，土地財政與農業剪刀差相比，影響范圍更大。

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改革開放以來的原始資本積累邏輯是兩步走：80年代，靠農業剪刀差把農民的勞動剩余抽走，轉化為工業化的資金；新世紀以后，靠土地財政把農民的土地和城市居民的錢包掏空，轉化為城市化和地方財政的資金。

前者制造了城鄉差距，后者制造了高房價和債務風險。

在農業剪刀差的年代，農民低價賣糧、高價買工業品的默默付出，把國家送上了工業化的軌道，這是第一重犧牲；幾億農民的消費被長期壓抑，生活改善被延遲，他們的汗水流進了城市建設，卻沒有留回自己的家園。

后來到了土地財政時代，農民的土地被低價征收，轉手高價出讓，農民又成了利益受損者；而城市居民為高房價付出了畢生的代價，成為高房價的承受者，這是第二重犧牲。

與此同時，失去土地的農民只能進城打工，成為廉價的農民工，他們干最苦、最累、最危險的活，卻拿著微薄的工資，這是第三重犧牲。

三層犧牲構成了一條清晰的線索：從農業剪刀差到土地財政，再到農民工的廉價勞動，最終土地收入的大部分又回到了土地和房產上，居民被剝奪了消費自由。

這種模式在高速增長的十年里完全成立，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讓社會矛盾有一定的容忍度，但當增長的引擎放慢，被壓抑的矛盾開始凸顯。不合理的分配結構、不合理的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價格體系，自然會引發一系列的經濟問題。

為什么這些年消費不振、內需不足、增長乏力？因為農業剪刀差和土地財政把居民尤其是農民和普通城市居民的財富和消費能力都給抽干了。

本質上，80年代以來的增長，并不是單純個人努力的結果，而是整個社會為工業化與城市化做出的集體犧牲，這就是問題的根源。

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期依靠特定階段的制度性資本積累和轉移支付，實現了快速崛起。但這種依靠犧牲部分群體利益換取發展的路徑，也注定了全社會的深層矛盾。

我們當下的經濟挑戰，不全是由于外部環境的變化和政策的失誤，更多是長久以來靠犧牲群體的方式積累資本的路徑，所累積的必然結果。能不能做到資本積累與社會公正并存，才是破局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