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聲稱自己位于定淮門內(nèi)的舊宅井中，涌出了甘甜的醴泉，乃天降祥瑞，恭請圣駕臨幸。
當時，朱元璋登基已十三年，對于執(zhí)掌中書省多年的淮西同鄉(xiāng)，早已不是初時的信任，但他還是應允了胡惟庸的請求，擺駕出宮，前往丞相府。
然而，車駕剛出西華門，路邊突然沖出來一個宦官，死死拉住御馬的韁繩，氣喘吁吁，情急之下竟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左右侍衛(wèi)見他沖撞圣駕，一擁而上，亂棍齊下。轉(zhuǎn)瞬間，官宦云奇被打得臂骨折斷，奄奄一息，可他的手，依舊死死指著胡惟庸府邸的方向，不肯放下。
被打斷了行程的朱元璋，心中驟然生疑。他當即折返皇宮，登上西華門的城樓，朝著胡惟庸的府邸望去。
可眼前的景象，卻讓他遍體生寒。
只見丞相府的院墻內(nèi)，廊廡間，藏滿了披甲執(zhí)刃的士兵，只待他踏入府門，便要舉事。
就在這天，胡惟庸被拿下入獄，短短數(shù)日后，就被處死。
而這場看似突發(fā)的謀逆案，在之后的十余年里，卻將大明朝的勛貴、文武盡數(shù)卷入其中，最終株連三萬余人，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隨著胡惟庸的人頭落地，自秦朝設立，延續(xù)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被朱元璋廢除。
胡惟庸，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丞相的代名詞。
那么，胡惟庸到底是真的舉兵謀逆，還是朱元璋為了終結相權而精心布下的一顆棋子？
元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克和州，定遠人胡惟庸來到了朱元璋的軍帳前。
當時，朱元璋帳下雖有徐達、常遇春，卻也急需能處理庶務的文官。
胡惟庸的到來，恰好填補了空缺。
在明初功臣如云的朝堂上，胡惟庸并不起眼。
他沒有徐達、常遇春的赫赫戰(zhàn)功，也不如李善長統(tǒng)籌全局，更沒有劉基能斷大事的謀略。
從投奔朱元璋開始，他的仕途走得穩(wěn)扎穩(wěn)打。
從元帥府奏差，到寧國縣主簿，再到寧國知縣、吉安通判、湖廣僉事，十余年時，胡惟庸大多在地方任職，處理的都是錢糧、刑獄、民政。
然而，他心思縝密，行事果決，面對繁雜的地方事務，總能梳理得井井有條，處理得干凈利落。
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在朱元璋的隊伍里，淮西同鄉(xiāng)的身份是敲門磚。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稱帝，建立大明王朝。胡惟庸被調(diào)入中樞，擔任太常寺少卿，不久后又升任太常寺卿。
雖然，胡惟庸主要負責的是朝廷的祭祀禮儀，卻有了更多接觸李善長與朱元璋的機會。
兩年后，胡惟庸就被任命為中書省參知政事，成為了丞相的副手。
大明開國之初，朱元璋任命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徐達常年在外領兵征戰(zhàn)，極少過問中書省的事務，中書省的大權，幾乎完全掌握在李善長手中。
李善長執(zhí)掌中書省多年，在朝中根基深厚，淮西籍的文武官員大多依附于他，這讓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漸漸生出了忌憚。
朱元璋曾就丞相的人選，私下詢問過誠意伯劉基的意見。
當時，朱元璋流露出更換李善長的想法，劉基直言勸阻，認為李善長是開國勛舊，能夠調(diào)和諸將之間的矛盾，不可輕易更換。
于是，朱元璋又接連提出了三個人選，第一個便是楊憲，劉基評價楊憲有丞相的才能，卻沒有丞相的氣量，心胸狹隘，容不下不同意見。第二個是汪廣洋，劉基認為他的心胸狹隘比楊憲更甚。
第三個便是胡惟庸，劉基給出的評價是，用人如同駕車，胡惟庸這樣的人，恐怕會把車給弄翻。
劉基的評價，可謂一語成讖，可朱元璋還是選擇了胡惟庸。
其中緣由，并非朱元璋沒有看清胡惟庸的性格，而是在當時，胡惟庸是最符合他需求的人選。
李善長權勢過重，必須從丞相的位置上換下來，楊憲鋒芒畢露，與淮西勢同水火，難以駕馭，汪廣洋性格懦弱，庸碌無為，難當大任。
唯有胡惟庸，能得到李善長的支持，也更容易被朱元璋掌控。
李善長辭官后，汪廣洋被提拔為右丞相，胡惟庸則擔任左丞，主持中書省的日常事務。
汪廣洋本就性格溫和，不愿爭權，面對精明強干、野心勃勃的胡惟庸，更是處處退讓，幾乎從不對胡惟庸的行為提出任何異議，中書省的大權，漸漸完全落入了胡惟庸手中。
不久后，在李善長的舉薦下，胡惟庸正式升任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當時，他深得朱元璋寵信，朱元璋對他上奏的事務，大多予以批準，朝中大小政務，幾乎都要先經(jīng)過胡惟庸的手，才能送到朱元璋面前。
然而，身處頂峰的胡惟庸，漸漸開始放縱自己的權欲。
按照大明的制度，官員的生殺廢黜，大小政務的處置，都必須上奏皇帝，由皇帝親自裁決。
可胡惟庸執(zhí)掌中書省后，很多事情不再上奏請示，便自行決定執(zhí)行。內(nèi)外各個衙門送上的密封奏事，他都要先拆開來查看，凡是對自己不利的內(nèi)容，便直接藏匿起來，不讓朱元璋看到。
可朱元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對此保持了沉默。
而朱元璋的沉默，卻也讓胡惟庸更加肆無忌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