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的味道》是貢華南教授對中國哲學的源初經驗和思想方式的持續追問的成果。這一具有原創性、前沿性和個性化的標識性成果,在中國哲學領域引發廣泛關注與積極回響。為進一步回應相關理論關切、深化思想對話,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和上海周易研究會聯合主辦的“中國哲學的味道”研討會,于2026年3月28日在上海舉行,與會二十四位專家學者圍繞“味覺哲學”展開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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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所長、上海周易研究會會長張志宏研究員主持。會議伊始,張志宏研究員介紹了上海社會科學院的機構設置和發展情況,并對貢華南教授“味覺哲學”研究的前瞻性和原創性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該研究既回應了如何從中國思想自身的話語體系中提煉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論,也標志著中國哲學尋求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重要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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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后,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貢華南教授作主旨發言。貢華南教授就其“味覺哲學”研究的緣起和理論關懷作了簡要介紹。首先,他對用“感性”“理性”“主體”“客體”等西方哲學術語詮解中國哲學時深感不安,迫使他不斷追問中國哲學源初的經驗方式與思想方式,進而關注到味覺和味道。其次,他深切意識到人心問題的復雜性,味覺與心的關系則是其理論的中心關切。人“心”看似相同,但進入不同文明語境,其思考方式就呈現出顯著的差異。他進一步以明代畫家王履“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為例說明,作為思想方式,心一旦展開活動,現實中的個體就會在文化中被具體地塑造。秦漢時期“心開竅于舌”“舌為心之候”等說法表明,心以舌為其外在表現,同時也以舌的活動方式塑造自身。最后,他表示自己仍有諸多疑惑尚待解答,衷心希望與各位學者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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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上半場由華東師范大學施炎平教授、同濟大學劉強教授、同濟大學陳徽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李磊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查明昊編審、上海中醫藥大學薛輝教授、浙江工商大學王緒琴教授、上海師范大學蔡志棟副教授、上海大學袁曉晶副教授、上海大學張靖杰副教授依次發言。
施炎平教授首先認為,近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對西方哲學的概念、范疇、形式、架構的依附,致使中國哲學研究喪失獨立性,而“貢氏三書”在這一方面具有突破性。他向貢華南教授表達了敬佩之情,認為沒有對文獻和概念的反復梳理和深入思考,這三部著作難以完成。隨后,他發表了三點感想。第一,“貢氏三書”在中國現代哲學史研究進程中的地位,及其對前人的突破與貢獻不容低估,應給予充分的、合理的肯定。第二,三書中第一本書是中國特色探索的理論準備和思想準備,第二本是歷史和邏輯的準備,第三本是感覺邏輯。其中,感覺邏輯的論證很有新意和獨到性,他認為“感覺”更能體現中國思維方式的特點,“味-感-象”概念范疇和“視-聽-味”感官邏輯的分析也始終圍繞著中國哲學的認識和方法問題。施教授以“觀而感之”“感而通之”“通而覺之”“覺而體之”高度概括了感覺內在展開的過程。第三,三書描繪了中國哲學味道的圖景,提出中國哲學的豐富內涵。同時,他還提醒貢華南教授,不僅要看到中國哲學的知識,還要關注到中國哲學的智慧和意會。學界一直努力重寫中國哲學史和創建自主知識體系,貢華南教授已經做出來,我們可以討論,但不能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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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強教授表示自己從事文學研究,以他有限的了解,目前哲學界做哲學史的學者較多,而能貫通中西古今的學者較少。在他心目中,貢華南教授是一位用中國語言講中國哲學的哲學家。他認為味覺三書的鮮明特點在于:其一,哲學的原創性。與多數學者“接著說”“照著說”不同,貢華南教授秉持“自己說”,展現其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方面的自覺。三書的出版有望豐富人文學界的知識增量,同時可能改寫部分的中國哲學史。其二,視野的開闊性。貢華南教授對于中西方哲學的涉獵非常廣泛,駕輕就熟。他沒有受到文化殖民的依附心態,而是展現出理論自洽和高度自信,是一位真正的思考者。其三,思辨的匯通性。貢華南教授打開視覺、聽覺和味覺的思路,建構中西對話邏輯,論述不執著于一家一派,超越門戶之見。其四,擅長駕馭語言。行文沒有現代學術八股的文字痕跡,善于持論。最后,劉強教授總結道,味覺三書賦感性以理性,賦直覺以邏輯,賦玄學以科學,賦哲思以詩意,打響了中國哲學獨立話語建構響亮的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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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徽教授認為味覺思想根植、接續中國哲學悠久深厚的感通思想傳統。西方科學精神傳入中國之前,中國哲學沒有天人、物我之分,感應、感通是中國人主流的生活態度。隨著西方科技和哲學的系統性輸入,以及現代生產生活方式的建立,感應、感通的觀念受到沖擊,乃至被遺忘。貢華南教授充分梳理感通思想傳統,深入考察相關論述,既是一種重要的思想創見,也是感應思想傳統在當今世界際遇下的一種新呈現和回應。但陳教授也提出,書中“耳目之爭耳勝出”的說法以及對味道過于推崇有割裂感覺的嫌疑。他指出感覺是天然一體的,各種感覺不僅是我們參與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也共同促進我們關于世界的認識和理解。各種感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具有相互激發的關系。而關于耳目之爭,陳教授以《老子》“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以及《莊子》“虛室生白”“朝徹,而后能見獨”等材料舉例說明,道家并沒有明顯強調耳目之爭,反而強調觀、看的真理性。最后,陳教授認為我們應當采取中庸的方式,一方面要警惕靜觀式的、圖像式的西方二元分立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要強調以味覺思想為標志的天人一體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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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教授就如何將味覺思想運用到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分享了兩點思考。第一,如何理解中國的真理的問題。他指出,中國歷史中的真理觀往往衍生為權力觀,即何種權力最有效。耳目之爭實際上反映為兩套權力系統,滋味是第三種真理與權力的關系。滋味本身與王道相連,與味道相關的鼎和簋成為中國禮制的最高標準,在權力上超越耳目。滋味的真理性表現為政治成熟度,并且是由味來感受政治是否成熟。在此基礎上,滋味進一步轉化為超越日常經驗的審美感受,并通過禮儀培養人際關系的共識,奠定王道的基礎。滋味與王道的關系還將延伸出兩個更為重要的領域,一是與自然的關系,二是與神的溝通方式。第二,貢華南教授的探討體現歷史主義和誦讀體會相結合的方法。他認為嵇康《聲無哀樂論》沒有人能講清楚,但貢華南教授將這個問題推向深入,并不斷開創出新的議題。最后,李教授表示貢華南教授的研究讓人有“心有戚戚焉”之感,他不是以反思的方法進入中國傳統哲學,而是通過涵泳體會進入事物當中,再給我們展現其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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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昊編審首先肯定了貢華南教授是學問家和思想家的結合。味覺三書不拘泥于傳統思想材料,在充分解構既有材料的基礎上,實現更深層次的思想歸納,是對華東師大哲學乃至上海哲學的繼承。隨后,他還表達了兩點期許:第一,希望學術研究能與現代生活相結合,期待貢華南教授今后的研究對于城市生活中工作與生活割裂的生存境況給予更多回應。第二,在以味覺哲學標識中國與兩希文明差異性的基礎上,構建味覺指導下的中國哲學史,并不斷深入推進味覺哲學研究所遺留的形上與形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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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輝教授表示自己閱讀味覺三書后深受震撼,并從中醫學角度獲得了諸多啟發。她指出,當前中醫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科學范式的影響,忽視了中國古人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以“五味”為例,西醫側重分析物質的成分與元素,而中醫則更關注其對人體的作用。在臨床實踐中,針灸作為一種“延伸的味覺”,同樣強調醫生與病患之間的相互感應與互動。因此,中醫呈現出一種主客交融的、整體性的感知方式。她認為,《味覺三書》不僅對中國哲學具有重要意義,也對中醫學及其他學科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與文化自信有極其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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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緒琴教授圍繞“聽覺哲學與中國哲學范式的拓展”展開討論。他首先指出,近代以來以馮友蘭為代表的學者借助“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等西方哲學范式重構中國哲學,使其進入世界化敘事體系,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國哲學自身以感受、感通為核心的表達方式。在此背景下,“味覺哲學”的提出具有重要意義,它以味覺的無距離性與具身性為基礎,凸顯主客交融、心物合一的認知和體驗方式,更能體現中國哲學注重體味與直覺的基本氣質。王教授進一步指出,味覺哲學還面臨著諸多理論拓展與挑戰,在味覺優先是否會簡化思想復雜性、味覺如何克服個體達到公共性、如何協調感覺與理性的邏輯以及如何確立味覺哲學敘事范式等問題上尚需持續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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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棟副教授主要從五個層面對味覺三書進行評價。其一,他肯定了貢華南教授“說自己的話”,擺脫了官話說學術話的傾向,體現出鮮明的哲學特色。其二,他將其視為新生代中哲學體系的倡導者,指出哲學體系建構本身即具有重要意義。其三,他認為,味覺哲學是“中層哲學”的力證,在材料運用上突破了傳統哲學研究的邊界。其四,味覺哲學也是“動作哲學”的力證,他指出“味”兼具名詞與動詞屬性,味覺哲學強調實踐性。其五,在人工智能時代,味覺哲學可以成為對抗人工智能的載體,味覺從體驗的高度證成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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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曉晶副教授贊揚貢華南教授具有哲學家的氣質,其思想具有鮮明的原創性和獨到性,使哲學重新呈現出應有的思想活力。與此同時,其寫作在扎實的文獻基礎之上,擺脫了“掉書袋”式的表達,兼具較強的可讀性和思想性。在理論層面,她指出,味覺哲學不僅深化了“意味”“體味”等傳統哲學中的方法或思維結構,也為在不確定的世界中提供了“可能的普遍性”的方式,即打破名理化的結構。此外,在當代技術語境中,味覺哲學通過強調直覺、主客間距離的消弭等,為重新反思物我關系提供重要啟示。味覺哲學不僅是對傳統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顛覆和創新,還對當下的哲學研究具有方法論層面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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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靖杰副教授首先指出貢華南教授的研究不僅具有鮮明的原創性,還體現出從個體的切身體驗出發,上升到人類普遍的境遇,乃至思想困境的反思。其次,他認為味覺哲學呈現高度的體系化:橫向上展開“味”概念的分環勾連,縱向上梳理自先秦到宋明乃至當代的思想演進,是“史思結合”的典范。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分享了對味覺哲學的思考和問題。其一,從“聲名”到“味名”的轉向,是否意味著“聲”與“意”的關系被解構,而“聲”與“義”的關聯仍在訓詁傳統中延續。其二,是否“形名”在感覺邏輯或名言方式上讓渡給了“味名”,亦即“形聲”字讓渡給了“會意”字。其三,在政治哲學層面,形名對應名法之治,聲名對應名教之治,“味名”對應何種政治思想。名法之治-形名-視覺政治、名教之治-聲名-聽覺政治、無為之治-味名-味覺政治之間的對應關系是否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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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下半場由上藥黨校王豪斌主任、上海中醫藥大學龔鵬教授、上海交通大學王金鳳副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孫逸超副教授、上海理工大學孫永為副教授、上海理工大學張榕坤副教授、上海應用技術大學周赟副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鮑文欣助理研究員、上海戲劇學院肖永奎副教授、同濟大學張禹博士后、上海財經大學王寶妮博士后和華東師范大學丁宇博士依次發言。
王豪斌主任以與“朋友”的對話展開對味覺哲學的探討。首先,他指出與西方哲學注重視覺旁觀或聽覺服從不同,中國哲學的本質是味覺。味覺作為一種感知形式,成為理解人與世界關系的鑰匙。他嘗試將味覺哲學與齊澤克的快感文化進行比較,認為二者預設的前提均涉及會受傷、會沉醉、被觸動的身體存在,而人工智能因不具有這種體驗,始終以味覺與快感的“他者”身份存在。其次,他進一步探討人禽之辨,認為動物沉浸在感覺之中,但人能夠在感知中保持反思意識,從而生成主體性。最后,他關注到在現代社會中,感知被算法壓縮、外包或污名化,人容易陷入焦慮與內耗,而味覺哲學則凸顯了人之為人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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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教授從中醫學的角度對味覺哲學進行了幾點評析。其一,他指出中國哲學長期以來受西方視覺中心主義影響較深,味覺作為感知方式并未得到充分重視。中醫學同樣存在類似狀況,在傳統診療體系中,味覺的運用常處于邊緣地位,僅偶爾在辨病中體現其功能。其二,他提出未來可以進一步思考如何將味覺哲學與中醫學臨床實踐相結合,探索多感官協同的診療方式。其三,他認為中醫藥體系里的“味”是味道哲學最鮮活的實踐根基。味覺哲學更多地投射到中醫學領域,不僅有助于提升中醫學的理論高度,也有助于味覺在中醫學中落地開花。最后,他總結指出,味覺三書完成了開創性的一步,即把“味”從邊緣拉到醫學和中國哲學的中心,重構中國思想的感覺邏輯,而中藥為味道哲學的實踐根基提供了鮮活的佐證,也提出更接地氣的實踐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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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鳳副教授首先回顧了自2008年接觸味覺哲學以來的持續關注,并提到在教學中將相關內容引入課堂,引發學生的廣泛興趣與討論,顯示出味覺哲學的吸引力。她認為貢華南教授一直以來的研究都是在反思現代性、重建身體,書中以中國哲學為主體講感官邏輯在某種意義上補充了邏輯版圖。對于施炎平教授的說法,她表示非常贊同,哲學研究的意義不在于完成而在于提出問題,并留下思考的余地。在此基礎上,她認為味覺哲學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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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逸超副教授從“感”與“象”、“體”與“理”、“天理”與“理會”等概念范疇進入味覺哲學的討論。首先,他指出書中的“感”不同于現代哲學中的“感性”,而是一種經驗方式和思想方式。“象”是“感”的對象,它與經驗到的物、形式和概念相區分。進入“象”有不同的語境,而貢華南教授強調象是對物及其生命變化的整體性的模擬,包含著物的變化、生成和完成等動態信息。因此,象并不可描述,而需通過感去體驗,這也是中國哲學非常突出的特點。其次,他認為“體”與“理”構成味覺哲學中另一組關鍵詞。在他看來,味覺哲學不是講吃飯的問題,而是要進入道,通過“體”進入“道”。再次,他特別關注“天理”與“理會”這對概念,指出天理本身是內在化的概念,宋儒在禪宗刺激下產生“天理人欲之辨”,而禪宗的刺激恰恰是體驗性的問題,而非哲學討論。最后,他提出,相較于其他感官,“味”在中國哲學中具有統攝性的地位,與“品味”“體會”等表達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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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永為副教授結合日常生活經驗,分享了對味覺哲學的理解。一方面,在當代視覺媒介與數字技術占主導的背景下,人的感知方式趨于單一,味覺經驗相對被忽視。以現代飲食為例,標準化生產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削弱了食物的差異性與豐富性。因此,重提味覺有助于重新返回到真實而具體的經驗世界。另一方面,味覺哲學對于重塑中華文化主體性具有創新性貢獻。在他看來,“味”兼具物質和精神雙重內涵,既涵蓋飲食層面的感官經驗,也可延伸到身心狀態、情感體驗和道德修養等更深的層次。以味覺切入,有助于重新理解日常生活,并為理解世界和認識世界提供新的視角和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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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榕坤副教授圍繞“玩心神明”這一命題展開討論。她指出,“玩心神明”意味著我們的心意專屬“神明”而與之交往,由此“神明”得以進入我們的內心,增長我們的智慧。宋儒進一步把“神明”具體落實為“天理”,并加以把玩,而“理”之所以可以“玩”則在于其令人愉悅。《莊子》中“逍遙游”“游心于淡”“乘物以游心”等表述都表明,人在與萬物相接觸的過程中,既表現出愉悅的游玩姿態,又在享受游玩的過程中體證天道。與此同時,她提出疑問:一方面,“道”具有尊貴與莊嚴的終極意義;另一方面,通過“玩”與“游”的方式,人又不斷消解與“道”之間的距離,使二者趨于合一。這二者間的張力應如何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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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赟副教授分享了他閱讀味覺三書的幾點體會。其一,他認為巫術思維與味覺之間存在關聯。以巫咸國為例,該國盛產鹽,而鹽的口味與人緊密相關,巫由此產生。因而,只要人們保持味覺思維,巫術思維便會始終根深蒂固,使“去魅化”和開民智的過程顯得尤為艱難。其二,味覺與視覺、聽覺的本質性差異在于:視覺和聽覺僅接觸對象的表面,而味覺則通過食物進入身體,使個體整體感知被喚醒。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肯定貢華南教授對“咸”與“感”“喊”“箴”等字的分析,使得味覺得以上升到形而上維度。其三,他強調直覺雖是古老命題,但現代談論直覺已與古人不同,在經歷科學主義時代的遮蔽之后再重新回到直覺,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其四,他提出,與宏觀標識性概念相比,應當首先爭取和確立自己的“標識性概念”,而味覺哲學就是具有個人標識性的自主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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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文欣助理研究員首先借用馮友蘭關于“后經學時代”和“新子學時代”的界定,對貢華南教授的研究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其既承續了金馮學脈,在廣義認識論上有重要發展,又能卓然自成一家,儼然有“新子學”氣象。其次,在概念層面,他指出“意味”在漢語中長期處于含混的狀態,但經過金岳霖先生和貢華南教授系統闡發之后,已具備成為穩定的、正規的漢語學術術語的條件。同時,他將“意義”與“意味”分別對應于西方語言哲學中的denotation與connotation,認為這對概念突破了既有譯法(如“內涵/外延”“直指/涵指”)的局限。再次,在方法論層面,他結合觀念史研究指出,應將歷史語義學由單一的“意義史”拓展為“意義史”與“意味史”的雙重結構,以提升觀念史研究的自覺。最后,針對味覺“過于私人化”的質疑,他提出可借鑒“正覺”概念進一步引申出“正味”,以回應其普遍性與客觀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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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永奎副教授指出,貢華南教授之作思想宏闊、致思精深,味覺三書是兼具學術性和原創性的哲學著作。在理論層面,他充分肯定了“味”對于中國哲學的重要性,并結合“神農嘗百草”以及嬰幼兒通過“嘗”而非“視”來認識世界的經驗,強調味覺在原初感知方式中的基礎性地位,認為由“味”出發重構思想傳統具有突出的創造性。進而,他從西方藝術史出發,指出西方藝術雖以“看”為起點,但“看”的范式和畫法都在歷史演進中被不斷突破,逐步走向多感官的綜合體驗。同時,他進一步提出問題:中國哲學是否也呈現出類似的路徑,即以“味”為起點,逐漸涵蓋聽、嗅等感覺,最終走向綜合性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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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禹博士后首先表示,貢華南教授以“溫”概括儒家尤為精準,并指出“溫故而知新”不應僅僅被理解為知識層面的復習,而應從“感物之溫”到“感人之溫”,最終升格為“仁”的體現方式,從而將“溫故”納入“尊德性”的形上路徑,使“溫”成為儒家哲學的重要氣象與德性風格。繼而,他通過援引《周易》提出質疑,認為象與象之間的邏輯關聯,不能僅停留于卦序關系,而應追溯至八卦取象的生成機制,即從“仰觀于天,俯察于地”的取象原則出發,結合卦德、卦性、物象與意象的多重維度加以理解。因此,《周易》的推演本質上是一種基于類同的邏輯推理與歸類機制,而非直接源于感知或味覺經驗,“感通天下”亦應理解為類推意義上的貫通。最后,他結合老子“五色”“五味”“五音”等說法,指出“為腹不為目”意味著對視覺乃至一切感官欲求加以節制,而非僅僅抑制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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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寶妮博士后認為味覺三書從方法的建構,到歷史脈絡的追溯,再到研究外延的拓展,建立起系統性的味覺研究體系,為古典文獻的哲學研究開拓新的視域。隨后,她以《左傳》為切入點,回應貢華南教授“味覺中心”的理論建構,旨在論證味覺觀念在春秋時期已具備相當程度的理論自覺。她指出,《左傳·昭公二十年》以烹調為喻,顯示出一種味覺化的政治機制,即理想的君臣關系就是調和百味,在具體決策上勾兌不同意見,最終在差異、對立中達成統一與平衡。同時,“聲亦如味”的講法又將“和羹”理念從飲食的味覺領域擴展至音樂的聽覺領域,構建出“味-聲”同構、以“和”為統攝的感覺邏輯體系。政治、倫理、藝術的最高標準,被一種基于味覺經驗的“調和”理念所定義。進而,她指出,《左傳·昭公九年》所載“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位,言以出令”,揭示了“味”如何構成人格與政治的生理-倫理起點,成為建構主體精神與政治行為的物質性基礎,并與春秋“民為神主”“恤民為德”的民本思想內在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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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宇博士坦言,貢華南教授及其味覺思想對其學術成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回憶2017年參加華東師大哲學系保研夏令營時,首次聆聽貢華南教授講授“味覺思想與中國哲學方法論”,這一講座讓他意識到哲學原來可以如此有趣,從而堅定選擇華東師大繼續深造。他指出,貢華南教授的學問兼顧哲學直覺與生活情趣。在巴黎留學期間,他通過觀察盧浮宮藝術,印證了貢華南教授關于不同文明審美取向的論斷:古希臘強調視覺,希伯來側重聽覺。而中國哲學中存在一條偏向“和”“樂”“潤”的審美化秩序線索,這些審美化線索則以味覺為核心,并尤為擅長解釋“和”“通”“潤”“化”以及審美化成德的過程,呈現為一種天然的、彌散的、可體會的秩序。同時,他也指出,中國思想不僅包含柔性的邏輯,還包含大量硬的材料,如理的區分性、法的強制性、名分的界限、判斷的公正以及政治秩序中的禁令等,這些內容天然地不屬于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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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尾聲,施炎平教授進行了補充點評。施炎平教授指出,要以更高層次的思維和智慧來理解“貢氏三書”的學術價值。他認為,討論味感象及視聽味的邏輯關系僅是工具或途徑,而“貢氏三書”真正凸顯的是中國哲學的知識、智慧和意會的整體性,這是其核心價值與特色所在。施教授進一步強調,“貢氏三書”具有兩方面的轉折意義:第一,將中國哲學史研究轉變為中國哲學研究,即從歷史學家的研究轉向真正的哲學家的研究。第二,由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轉向21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由于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過于依附西方哲學,21世紀的中國哲學研究則要注重自主話語體系建設。最后,施教授還表示,對感官邏輯的質疑是深受西方二分思維影響的結果,而在中國哲學中感覺是“感”與“覺”的綜合。味覺哲學想要突破固化思維并不容易,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學術價值和地位將愈發凸顯。
隨后,貢華南教授對諸位專家的意見作了簡要的回應。其一,“耳目之爭”“耳舌之辨”標志著味覺思想的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歷史展開的過程,在不同的階段,視覺和聽覺均會凸顯其作用。西方的視覺中心主義也經歷演變過程,但始終致力于突破既有的“看”的方式,從自然的感官到文藝復興時期的透視理論,再到借助于顯微鏡、望遠鏡、X光等技術手段,不斷推進“看”的深入。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自先秦至20世紀,對“視”法的探討一直被抑制,如士紳“眼目低垂”的形象,眼光受到禮的規定。“仰觀俯察”、以道觀之等觀法,體現的并非純粹的觀看,而是一體而觀,即“味覺化的看”。其二,不同感官中心對應著不同的國家治理:對視覺的重視與對刑名、名法的重視一脈相承,刑名關聯著法家的政治治理;聽覺在宗教信仰中最為典型,尤其是希伯來政教合一的傳統;而中國味覺中心對應家國一體這種溫情的治政方式。其三,他指出其研究核心的關切是心的問題。任何經驗的生成都以“心”為主導,不同文明中“心”的差異,決定了各自的感知方式、經驗形態乃至思想與存在方式的不同。在中國思想演進歷程中,“耳目為心之樞機”曾凸顯耳目對心的塑造,“耳目之爭”“耳舌之辨”則標志著放棄以耳目作為心靈活動的本源依據,而回到了“舌”。最后,貢華南教授坦言,相關研究在材料與論證方面仍有不足之處,難以臻于盡善盡美,同時對與會學者的忠告和啟發致以誠摯謝意。
最后,張志宏研究員總結指出,“中國哲學的味道”三卷本的可貴之處在于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哲學與生活的關系。在當今社會圖像化、虛擬化日益加劇的時代背景下,視覺已經膨脹為具有統治力的感受方式,世界被簡化為屏幕中的影像,生存也隨之被抽空滋味。貢華南教授的味覺哲學提醒我們,真正的哲學不只是概念游戲,而是一種有滋有味的在世方式。
攝影:劉飛躍(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
來源:鐘翠琴(同濟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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