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策收緊，中企如何在日本市場找到機會？| 第三屆出海全球峰會

2026年6月，第三屆出海全球峰會即將舉辦。峰會以“生而全球·為增長而出海”為核心主題，匯聚1500+尋求增長突破的企業決策者與實戰派，從“多極化”格局下的宏觀洞察，到供應鏈重組、AI技術賦能、本地化深耕等落地策略，系統拆解企業全球化進程中的增長引擎與核心動能。

為讓更多關注出海的伙伴提前洞悉全球機遇與挑戰，我們特別推出“為增長而出海·系列直播”，聚焦關鍵區域與核心議題，帶來前置性深度解讀。

本期直播我們鎖定日本市場，以《新型中日關系下的變與不變》為主題，邀請到華商出海產業聯盟理事長、國別研究專家卓立，與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前日本駐中國大使館經濟參贊津上俊哉展開跨國對談，從民意認知、經貿走向到投資實操，解析雙邊關系的核心變量與合作機遇。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中日關系近十年低谷期的背后原因

卓立：津上先生，當前中日關系處于相對僵持的狀態，您能否介紹一下，日本國內對中日關系的整體看法是什么樣的？您個人及日本民眾，對當前中日關系是持悲觀態度，認為會持續惡化、長期僵持，還是認為未來會迎來緩和？

津上俊哉：當前日中關系不可否認正處于過去十年以來的最低谷。關于日本政客的相關發言，我今天不便過多談論。

但希望中國朋友們了解兩個事實：第一，許多日本人正感覺，戰后七八十年來的和平時代即將結束，內心充滿不安，這種不安主要源于2022年爆發的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帶來了極大沖擊，這種動用坦克、導彈的大規模戰爭的爆發，顛覆了人們以往的常識。受此影響，近年來日本的防衛預算也從占GDP的1%逐步提升至2%，美國總統特朗普還曾要求日本將防衛預算提升至3%。

因此，當中國政府批評日本正在回歸軍國主義時，許多日本人會感到難以接受。其實這個問題非常敏感，中國對此敏感，日本同樣如此——中國會關注“日本想要做什么”，日本也會警惕“中國想要做什么”，雙方都處于一種緊張的狀態。

另外一個讓日本民眾感到不安的原因，是中國的規模和實力已經遠超以往。中國的GDP將近是日本的5倍，很多日本人不得不承認，中國已經走在了日本的前面，而且差距還在不斷拉大。

卓立：所以，早些年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更多集中在經濟領域，而現在，日本民眾在軍事領域，也會產生類似的威脅感？

津上俊哉：是的。還有一點，過去十年，常駐在日本的外國人數量翻了一倍，達到了400萬人，占日本總人口的3%。無論是常駐日本的外國人，還是前來旅游的游客，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中國人。

這種變化，雖然為日本的旅游業、房地產業帶來了巨大的利益，我們對此表示感謝，但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差異，日常生活中的摩擦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

由于日本境內已經出現了許多華人社區，所以最近搬到日本的中國人中，有不少人不再像過去那樣積極學習日語。如果僅僅只與中國人交往，只使用中文交流，那么與日本社會產生摩擦的概率就會不可避免地增加。

中日關系仍有樂觀面

卓立：剛才您分析的這些原因，聽起來似乎讓人感到有些無解，這是不是意味著，中日關系在短期內很難破冰？

津上俊哉：剛才我談到的，都是比較悲觀的方面，但事實上也有樂觀的一面。

目前日本國內確實出現了一些右翼排外主義的言行，但這些言行幾乎都發生在網絡上，因為實行匿名制，所以會出現一些非常不負責任、極端的言論，更多是情緒的宣泄。

但到目前為止，大多數日本民眾對中國人的態度依然是友好、親切的。雖然最近中國團體赴日旅游的人數大幅減少，但個人赴日旅游的中國游客依然不少。日本地方政府對中國游客數量的減少感到非常遺憾，因為這也影響了當地的經濟收入。

雖然在網絡上，能聽到“外國人滾出去”這樣的聲音，但在地方政府的行政一線，如何找到外國勞動力、如何讓他們留下來，已經成為當地政府的重要課題。因此，雖然日本國內的排外主義言論被媒體報道得不少，但如果說整個日本社會都在朝著排外主義的方向發展，這種說法是過于夸張的。

卓立：中國媒體顯示，日本內閣府2025年底公布的數據顯示，83%的日本民眾對中國沒有好感，這個數據的可信度高嗎？

津上俊哉：這個調查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進行了。在80年代，日本民眾對中國有好感的比例超過了80%；而現在，對中國沒有好感的比例超過了80%。

但需要說明的是，“沒有好感”并不意味著“敵視中國”或“非常不喜歡中國”，其中大約百分之五六十的人，只是單純的“沒有好感”，并沒有極端的負面情緒。

大多數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態度，并沒有那么極端。

但如果親自來到日本，在日本旅游、生活，會發現周邊日本民眾的印象，個人游的很多中國游客們在日本不愉快經歷的情況，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與“83%的日本民眾對中國沒有好感”這一調查結果，是不一樣的。

中日經貿關系的未來走向如何？

卓立：截至今年2月份，中日貿易數據依然保持增長，但按照目前的態勢發展下去，加上雙方的一些禁止條款，您認為二季度、三季度的貿易數據，會不會出現大幅下滑？

津上俊哉：日本企業或日本民眾，對與中國經濟合作的看法，取決于他們對中國的了解程度和合作經驗，不同經驗的企業和個人，看法差異很大。缺乏中國合作經驗的日本企業和個人，對與中國經濟合作、與中國企業合作的警惕感，確實有所增長。

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近年來因洗錢、網絡詐騙等犯罪行為被逮捕的中國人數量不少。第二個原因是部分中國企業前往日本投資時，未取得日本法律法規要求的許可，就擅自開展開發項目，最終被迫終止項目的案例在近年來陸續出現。

但究其根本是這些中國企業對日本的制度和法律法規了解不夠，甚至可以說是無知。而且很多情況下問題出在日本當地的中介機構身上。

卓立：這其實是中國企業出海過程中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在當前中日關系并不友好的背景下，這種因無知而產生的違規行為，會讓中國企業在日本的發展更加艱難。那么當前中東危機帶來的能源緊張，對日本企業經營有沒有影響？

津上俊哉：現在我最擔憂的問題，就是日本能否獲得足夠的能源。不僅僅是能源，日本很多其他物資也依賴中東進口，這會影響到日本的工業生產、農業生產等多個領域。

目前日本的石油儲備，大約可以維持254天，現在已經開始動用這些儲備了。但如果中東危機持續一年仍未結束，日本將面臨非常嚴峻的問題。但我覺得，整個日本社會對這件事的危機感還不夠，甚至日本政府的危機感也比中國政府的危機感要小。

卓立：如果能源危機暫時無法解除，這會讓中日關系更加緊張，還是會促使雙方產生一定程度的合作？

津上俊哉：這很難說。如果危機持續半年，我估計東南亞國家會陷入真正的危機，甚至可能出現有人餓死的情況，整個東南亞的經濟社會陷入混亂。而中國和日本，雖然有一定的物資儲備，但物價已經受到影響，出口也受到了嚴重沖擊。

這種情況下，盡管目前中日關系處于低谷，但面對這樣的危機，我還是希望中日能將“共同渡過難關”放在首位，共同探討真正的解決辦法。無論如何，中東危機的嚴重程度，已經到了需要全球各國加強合作才能應對的地步。

卓立：中國日本商會近日在北京發布第八次會員企業景氣·營商環境認識問卷調查結果，有59%的在華日企，計劃在2026年增加或保持在華投資，這也是2024年以來的最高數據。但這些在華日企的投資計劃上報到日本總部后，往往會被駁回。這是否和您剛才說的，與對中國的合作經驗高低，有很大的關系？

津上俊哉：對，即便是同一家公司，內部也存在這樣的差異。在華日企的員工，與中國的業務往來最頻繁、合作經驗最豐富，所以他們會給出比較樂觀的回答，而他們與日本總部人員的態度，也因此存在明顯差異。

最近有很多關于外資企業撤出中國的報道，但媒體不報道的另外個事實是，新進入中國的企業也不在少數。

整體來看，在華日企總數僅減少了10%。撤出中國的日本企業中，制造業企業占比較多；而新進入中國的企業中，服務業企業占比較多。不過，新進入中國的企業中，也有一些與半導體相關的大型企業，新增了在華投資——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產生的自然結果。

卓立：從公開報道來看，日本政府似乎想要擺脫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降低供應鏈風險，有一定的“去中國化”傾向，那么日本能真正實現與中國在供應鏈上的“脫鉤”嗎？

津上俊哉：很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稀土。但最近，中國政府開始對軍民兩用物資的出口進行管控，這可能會導致日本一些涉及國防領域、可能用于武器生產的企業，難以從中國獲得稀土，日本就只能尋找其他國家的稀土資源作為替代。

西方國家目前正在推動“友岸外包”，也就是聯合中國以外的“友好國家”，共同開發稀土等對中國依賴度較高的物資的新產業鏈。這種做法，雖然并不是最理想的選擇，但也是一種無奈之舉，需要一定的時間來推進。

卓立：聽說高市內閣正在籌備建立對日外國投資委員會，將加強對技術和數據流向中國的審查，尤其是在半導體、AI、關鍵礦產領域，投資審查將會趨嚴。這個情況也是真實發生的嗎？

津上俊哉：關于中國企業赴日投資，我最近發現了三個新的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依據日本外匯管理法進行，對中國企業前往日本投資的投資審查。

出于保障經濟安全的考慮，外國個人或企業赴日投資，需要依據日本外匯管理法接受相關審查，如你說，最近它的審查力度會有所趨嚴。尤其其中與外國政府有關聯的個人或法人的投資審查力度較大，日本政府計劃進一步加強。

多數中企赴日投資會接受更嚴格審查，涉及日本外匯管理法指定的“關注行業”時，審查會進一步加大，可能被拒或受限。

◎第二個變化，是《重要土地利用管制法》對房地產交易的限制。

所謂“重要土地”，是指在國家安全重要設施（比如自衛隊、美軍基地、海上保安廳基地等）周邊一公里范圍內的土地，以及日本邊境附近的土地、建筑。

外國人想要取得這些土地或建筑，大多需要提前申報。核電站等與國家安全相關的敏感設施，也屬于“重要土地”的范疇，建議大家盡量保持距離。

◎第三個變化，是經營管理簽證最低投資額的提高。

以前500萬日元（約20多萬人民幣）的門檻太低，導致很多根本沒有企業經營經驗的中國民眾，也通過這種方式前往日本，這也是導致日本社會與華人產生摩擦的原因之一。因此，日本政府才將最低投資額提高到了3000萬日元（約150萬人民幣）。

出海機遇與峰會寄語

卓立：津上先生，您是我們第二屆出海全球峰會的嘉賓，想請您為本次峰會送上一段寄語。

津上俊哉：前不久，中國制定的“十五五”規劃中提到，世界局勢錯綜復雜，動蕩加劇，地緣沖突頻發，安全問題凸顯，我完全贊同這一判斷。

尤其是今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委內瑞拉、伊朗發動攻擊，世界秩序崩潰的速度將會進一步加快。以前主導國際秩序的美國，現在反而在帶頭破壞國際秩序。即使伊朗戰爭停火、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解除，中東地區長期動蕩的局面，恐怕也難以避免，能源危機也很難在短期內得到緩解。

但事情都有兩面性，既有負面的影響，也有正面的機遇。在這種情況下，以電力為核心、實現能源自給的投資，在全球各地的機會將會增加，而不是減少。這將為原本被認為產能過剩的中國電動汽車、太陽能發電、鋰電池、風力發電等行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因此，從事這些行業以及為這些行業提供零部件、材料等的相關企業，都會迎來新的機遇——這就是危機背后蘊藏的機遇。

所以，我想對各位說，大家需要關注當前全球動蕩的趨勢，必要時，暫停投資計劃也是合理的，但沒有必要放棄希望，未來一定會有新的機遇出現。這就是我對大家的鼓勵，也是對本次出海全球峰會的寄語。

卓立：非常感謝津上先生的精彩寄語，也非常感謝您的鼓勵。越是在不確定的時代，我們越需要聚在一起，探討可能的確定性，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機遇。

中日關系的“變” 與 “不變”，本質是全球化格局下利益與認知的動態平衡——既有地緣局勢、安全認知帶來的短期博弈，更有經貿互補、民間交流奠定的長期根基。

全球化時代，我們既要讀懂目標市場的真實需求，更要鏈接全球優質資源，才能實現真正的共增長。2026年6月，“生而全球·為增長而出海”第三屆出海全球峰會，將為關注全球化的同行者搭建這樣一個務實交流的平臺：

◎ 多維度思想碰撞：海外知名學者、國家級智庫專家與跨國企業掌舵人同臺，從宏觀政經格局到區域市場動態，拆解多極化世界里的出海邏輯。

◎針對性問題破解：五大主題分論壇聚焦出海生態搭建、AI 賦能、海外品牌營銷等核心議題，匯集實戰經驗，直面出海過程中的具體痛點。

◎全鏈條資源對接：政企學研多方力量聯動，覆蓋合規、營銷、資本等出海關鍵環節，為企業搭建高效資源網絡。

◎真實案例復盤：出海標桿企業分享從區域突破到全球布局的實踐歷程，提煉可借鑒的路徑與避坑指南。

我們誠邀你加入這場盛會，與1500+企業決策者一起，遇見同行者、碰撞新想法、對接真資源，讓企業的全球化之路走得更穩、更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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