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財經作家舒泰峰：《新戰略機遇》一書中“大國復利”概念很重要

編者按：3月30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重陽投資合伙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舒泰峰在會上表示，實現國家層面的復利，與實現財富的復利道理相通。如果能有效克服相關挑戰，確保政策的連續性并始終以安全為前提，那么從長期來看，國家發展必將收獲顯著的復利效應。現將其發言實錄發布如下：（全文約3700字，預計閱讀時間10分鐘）

舒泰峰：首先祝賀王文院長大作順利出版。我和王文院長是大學同學，他有這個成就，我作為同學與有榮焉。

王院長的新書我已拜讀了，其中“大國復利”的概念讓我十分認同——這不僅與我在重陽投資的本職工作高度相關，而且與投資的核心邏輯直接關聯：我們做投資，本質就是為客戶和投資人獲取復利。我自己出版過的兩本書恰好都圍繞復利展開研究，今天我剛好結合這一概念做些分享。

展望2035年，我們戰略機遇期的一個重要內涵，從復利角度來看，很可能是王院長新書所說的大國復利積累進入爆發期的關鍵階段。

我來簡單普及一下財富復利的概念。投資的核心目標之一便是獲取復利收益。舉個例子：在座的年輕人大多二十多歲，假設現在有33萬元本金用于投資，若能保持10%的年化收益率并持續投資40年，到60歲左右退休時，這筆本金將增值至1500多萬元；如果能堅持投資60年，到80歲時，33萬元本金在10%年化收益率的持續作用下，最終會達到1億元——也就是常說的“一個小目標”。

如果我們懂得復利的原理，每個人都能做好財務規劃，養老問題也能迎刃而解。現實中最經典的復利奇跡當屬巴菲特——憑借60多年年化20%的復利增長，他最終積累了富可敵國的財富。

復利的魅力這么大，為什么現實中很少有人獲得？關鍵要分析和研究復利難以獲得的原因。我曾做過研究，復利的實現存在四大障礙：

其一便是極易中斷。復利的核心前提在于連續性，但現實中，當我們把一筆錢用于投資后，很可能會因家人生病、孩子上學等各種原因中途取出，一旦中斷，復利積累也會隨之終止。

二是復利積累的早期階段具有很強的迷惑性，效果并不明顯，這就像學習一樣：剛開始學一兩個月時，往往感覺不到明顯進步。復利的效應需要長期積累才能顯現，但正是因為前期的效果不突出，我們很容易在這個階段選擇放棄。

三是我們的大腦對“尾世界”缺乏直觀理解。在財富積累過程中，少數幾個交易日往往決定了投資的絕大部分結果——若錯過那些漲幅顯著的交易日，整體收益便會大幅攤薄，足見這些關鍵交易日的重要性，這正是“尾部效應”的體現。以巴菲特為例，他96%的財富其實是在65歲之后積累的，此前漫長的歲月都是鋪墊期，直至尾部階段才迎來財富曲線的陡峭增長。

四是我們非常不善于忍受波動。市場每天都在波動，但人性本能上厭惡這種波動，總想著逃避——一看到美伊沖突這類事件，就趕緊清掉持倉，這正是我們難以忍受波動的表現。

結合復利的這四個“攔路虎”，我發現王院長書中提到的“復利公式”十分精妙。他提出，國家的發展也是一種復利結果——以穩定為“本金”，以連續性與時間為“利率”，以多體系協同發展為“放大器”，由此構建的“國家復利公式”非常精彩。

結合我們想要實現財富復利的幾個條件進行對比，會發現實現國家層面的復利，道理其實是相通的。首先，各方面發展政策必須保持連續性，不能輕易變動，我們要一以貫之推動落實，這體現了時間維度上的長期主義，也是王院長在書中強調的連續性的前提。其次，安全保障同樣至關重要——正如投資中要避免凈值大幅波動和回撤，國家發展也需防范重大困難或損害。事實上，任何國家的發展都非一蹴而就，都會面臨諸多障礙，我們亦不例外，因此要盡量避免那些可能造成重大損失的錯誤。

如果我們能在這四個維度上落實到位，有效克服相關挑戰，確保政策的連續性并始終以安全為前提，那么從長期來看，國家發展必將收獲顯著的復利效應。而且，由于復利的長尾效應，未來其成果有時會遠超我們的預期。因此，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在新的戰略機遇期穩住陣腳，一定能取得超乎想象的成就。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幾點內容。

王驍：舒泰峰先生，金融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所以，有人提出了金融強國首先需要強大的思想。您作為一個資深投資人，在當前這種很復雜的全球環境下和金融敘事之下，中國應該如何建立起一套能夠解釋自身發展邏輯和獨立的金融話語體系？

舒泰峰：金融話語體系的范疇十分廣泛，王院長在書中專門用一章系統闡述了金融領域的相關內容。對于“五篇金融大文章”所涵蓋的具體方面，王院長均有詳細論述。剛才王驍提到中國獨特的話語體系，這一點引發了我的思考。此前我曾撰寫《財富善戰者說》一書，其中有一個愿望——我希望用中國語言來詮釋西方價值投資的概念。在書中，我引入了《孫子兵法》中“先勝而后求戰”的核心思想，將價值投資定義為“先勝投資法”。

我先為大家闡釋一下“先勝投資法”這一概念的由來。它源自《孫子兵法》中的經典論述：“勝兵先勝而后求戰，敗兵先戰而后求勝。”善于用兵的將領總是先做好萬全準備，確保自身立于不敗之地，再耐心等待敵人出現可乘之機；一旦敵人露出破綻，便果斷出擊，從而以最小的代價贏得戰爭勝利。反之，如果抱著僥幸心理貿然開戰，寄望于運氣取勝，這種戰法顯然是錯誤的。

價值投資也是一種“先勝投資法”，核心在于做好萬全準備。我們會對企業的估值與基本面進行詳實且精準的研究，待價格下跌時果斷買入，這樣才能實現盈利。正如金老師所言，經濟學家投身投資領域鮮少成功，凱恩斯是個例外——他正是在摒棄宏觀預測、轉向基本面投資后，才取得了成功。這一點很有意思。后來凱恩斯之所以成功，其實是因為他和巴菲特的方法一樣，真正深入研究了企業的基本面，而非天天預測市場走向和宏觀變化。畢竟這個世界上沒有神明，我們也無法預測特朗普會突然對伊朗采取行動——要是我能預測到，之前就把倉位全部清掉了，但你做不到，世界上沒人能做到。當這類事件發生時，你只能選擇堅守，等待事件的影響逐漸消退。

結合這一概念，當我們談到金融強國時，是否也可以稱之為“先勝金融”？金融領域同樣應當具備這樣的理念。具體該如何踐行呢？主要分為兩部分，其一便是讓自身立于不敗之地，王院長的書中對此也有諸多闡述。金融的本質并非助力人們一夜暴富，其核心在于風險管理。財富領域有一個悖論：特別具備創業家精神的人在金融投資領域常常遭遇失敗。回顧中國企業發展歷程，不少成功的企業家最終折戟于金融和投資領域，這究竟是為什么？因為這些企業家也難以擺脫人性固有的誤區與缺陷。更關鍵的是，成功企業家身上那種極度樂觀、自信且敢于承擔風險的特質，在創業階段是寶貴的優勢，但與金融投資的核心要求卻恰好相反——金融投資者往往更為謹慎，他們始終將風險控制置于首位。

大國金融亦是如此，首先要確保自身立于不敗之地，將風險排除在外。過去幾年，我們所做的核心工作便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比如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降低房地產行業過高的杠桿率。這一方向無疑是正確的——唯有守住安全底線，才能進一步推進金融強國建設，就如同《孫子兵法》中“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戰略思想，要讓我國金融系統更加成熟完善，關鍵在于兩點：一是改革，二是開放。改革方面，我們有諸多工作可做，例如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提升上市公司質量、建立退市機制等；而開放方面，正如王院長在書中提到的“制度性開放”，當我們修煉好內功后，就應更加積極地推進開放進程。

包括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推進人民幣穩健的可支付體系等，這些都是面向廣闊未來、把握新戰略機遇期的舉措，而守住安全底線是實施這些舉措的前提。因此，構建中國式話語體系時，結合傳統文化概念是很好的思路，姑且可以將其命名為“先勝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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