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可能阻止"伊斯蘭化"，伊朗首任總統，如何被霍梅尼推翻流亡？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80年5月，在伊朗議會選舉巨大勝利的鼓舞下，伊斯蘭共和黨迫不及待地重新開始了“伊斯蘭化”計劃，以重塑伊朗國家和社會。

1、對教育的改造

教育體系的伊斯蘭化是建立原教旨主義者所得議的意識形態國家的必要前提，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教士集團著手對國民教育體系進行非世俗化改造，力圖恢復宗教全面控制教育的傳統模式。它采取了“文化革命”的形式，計劃在大學和高中清除所有西方文化影響的殘余，強化伊斯蘭教育。

從伊斯蘭革命一開始，原教旨主義者就一直抱怨人民圣戰者和左派在工廠和大學煽動不滿、支持庫爾德人反叛、抨擊憲法有關法基赫統治的規定。

然而，在王權垮臺后的第一年，左派和人民圣戰者并未對原教旨主義者構成嚴重威脅，實際上，他們倒是做了詆毀、削弱溫和派的有利工作，原教旨主義者盡得漁翁之利。到1980年中期，形勢變了。隨著“追隨伊瑪目路線的學生”成為反帝國主義的代言人，隨著溫和派的力量被嚴重削弱，左派和人民圣戰者日益為伊斯蘭共和黨所不容。

原教旨主義者現在已經控制了所有輔助機構和幾乎整個國家機器，他們便發動了文化革命，向左派和人民圣戰者發起攻擊。

如同攻擊末代國王政權一樣，大學也是反對伊斯蘭共和國的溫床。在1979年和1980年上半年期間，左派和人民圣戰者已經將主要大學變成了他們的活動總部和意識形態爭論的公開論壇。因此，在教育機構伊斯蘭化的旗號下，原教旨主義者從大學人手開始了根除左派和人民圣戰者的運動。當年巴列維國王對大學和知識分子采取了一種抑制與安撫相結合的政策，而原教旨主義者遵循的則是清除和占領的原則。

霍梅尼親自發動了這場清除大學里所有“危險分子”的運動。

1980年3月21日是波斯新年，在新年致詞中，霍梅尼認為，如果大學只是培養共產主義者和無神論者，如果它們成為散布頹廢的西方思想與文化的中心，大學就必須無限期關閉。

他宣稱：“我們所有的落后過去是、不幸現在仍然是由于大學知識分子對伊朗伊斯蘭社會缺乏準確的理解。對這個社會造成最致命打擊的正是這樣一群大學培養的知識分子，他們總是自鳴得意，說著那種只有所謂知識分子才能理解的話語；如果說大眾不能理解他們的話語是什么意思，那是大眾太糟糕了！因為在這些知識分子眼里根本就沒有人民，只有他們自己”。

他接著指出，大學里充斥著西化的教授和學生，他們使用的課本傳授殖民文化，加強了專制。

他聲稱：“伊朗所有大學都應服從于高尚的革命，所有與西方有聯系的教授都應肅清，大學應成為學習伊斯蘭科學的中心”。

在講話中，霍梅尼痛斥馬克思主義和伊斯蘭信仰調和論者(指人民圣戰者，正是在這一階段他將人民圣戰者稱為偽穆斯林或“偽信者”)，警告“和東方或西方有聯系的”知識分子將被排除在伊斯蘭秩序之外。

這實際上是對巴尼薩德爾及其支持者的警告。

1980年4月26日，霍梅尼又發表講話：“當我們談起改革大學時，我們的意思是指我們的大學目前處于依賴他人的從屬地位。它們是帝國主義的大學，它們所教育和訓練的人迷戀西方。”

他強調：“50年后，我們沒有能滿足人民需要的醫生。我們要求從根本上改革大學制度，以便大學為國家服務，為祖國的需要服務，而不是為外國人服務。”

2、整肅與清洗

在霍梅尼對大學直接攻擊的鼓舞下，伊斯蘭革命委員會于1980年4月向左派和人民圣戰者發出最后通牒，威脅他們要么撤出大學校園，要么準備付出沉重代價。

巴尼薩德爾也試圖利用文化革命的機會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擴展自己的民眾威望。4月22日，在真主黨洗劫設拉子和其他省會城市大學左派學生機構后的第三天，為慶祝“大學凈化”，巴尼薩德爾帶領一班人進入德黑蘭大學，宣布文化革命開始。

巴尼薩德爾將自己的這一行為開釋為剝奪原教旨主義者對正在開展的文化革命的領導地位，這是在自欺欺人，因為不是他而是原教旨主義者領導、控制著文化革命：1980年5月，霍梅尼下令成立7人組成的文化革命委員會，負責大學的伊斯蘭化，絕大多數成員來自伊斯蘭共和黨。

在這步棋上，巴尼薩德爾完全打錯了算盤，所謂奪取運動領導權之舉無異于水中撈月，正如巴克哈什所指出的，“通過攻擊大學來證實自己的身份，巴尼薩德爾既激怒了左派，又未能贏得教士集團的信任。”

文化革命委員會在大學建立了數百個自治委員會，全面監視校園，清除一切非伊斯蘭分子。大學被無限期關閉，只有醫學院系在10月重新開放。從許多方面來看，文化革命的發起標志著原教旨主義者對左派和人民圣戰者展開進攻的新階段的開始。

與此同時，4月，占主導地位的教士集團也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司法系統的非世俗化。5月的最后幾天，霍梅尼告誡議會要實施伊斯蘭正義，“這一點在我們國家已經被巴列維王朝的壓迫者和篡位者剝奪了。”1981年初，已經中止幾個世紀的伊斯蘭刑法被提交議會。

1980年7月是萊麥丹月，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正式開始了伊斯蘭新秩序。其標志是7月5日（一說6月28日）政府下令，凡在政府和公共辦公室中工作的婦女一律要戴面紗和穿黑色長袍。即使是游泳，也要穿襯衫，而不得穿泳衣。一大批女性國家雇員由于未能“穿著得體”而被解雇。（一年后，議會通過伊斯蘭著裝法，違犯者可處長達一年的監禁。)這一時期，激進教士的清教徒狂熱達到一個新高度。7月5日，兩對男女由于非法性行為而被石擊致死。

1980年5月，政府下令摧毀了德黑蘭的紅燈區，約1000名性工作者另謀生路。同時政府嚴厲打擊販毒、吸毒行為。巴列維統治時期，吸毒者約有50萬到80萬人，為了消除吸食軟硬毒品的現象，當局采取了嚴厲的措施。1980年5-7月，處決了約200名販毒者。

與此同時，原教旨主義者在各部門展開大規模清洗。到7月初，有超過1000名公務員被開除，有大約150個整肅委員會在工作。7月，整肅工作在全國各地持續了整整一個月，僅在7月底的最后兩天，就有約450名公務員被開除。教育部門和軍隊系統由于其意識形態和軍事上的戰略重要性，清洗尤其廣泛，大約2萬名教師和8000名軍官被解職。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侵入伊朗，持續8年之久的兩伊戰爭爆發。隨著對外戰爭的爆發，軍隊立刻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作為軍隊總司令的巴尼薩德爾也就成了保家衛國的民族英雄。居于統治地位的烏里瑪被指責瓦解了一支曾經強大的軍隊，導致國家處于危難狀況，面對這種輿論，原教旨主義者不得不暫時處于一種防守地位。

3、總統與議會的扯皮

有一個群體特別歡迎溫和主義者重新登上政治舞臺，這就是巴札商人，因為原教旨主義者的極端措施會損害巴札商人的利益。巴札商人一直是伊斯蘭共和國的主要支柱之一，當商人站在總統一邊的時候，伊斯蘭共和黨的地位就受到嚴重削弱。在1980年11月16日的一次講話中，霍梅尼嚴厲批評了巴札商人的背叛，將他們歸于邪惡的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人民敢死隊少數派的同類。

與伊拉克的戰爭暫時中止了激進烏里瑪對各部門的清洗，也給巴尼薩德爾及受困的溫和派一個機會來逆轉這場清洗，但終究巴尼薩德爾及其助手未能果斷行動，未能利用軍隊的受歡迎和巴札商人的不滿，在政治氣氛非常有利的時候組織支持他的各種群體采取一致行動，而僅僅滿足于冗長乏味的高談闊論。直到1981年3月，巴札商人一直表現出對總統的支持，但隨后情緒明顯低落，因為他們一直等不到總統的明確號召。

烏里瑪集團在三四個月的短暫喘息之后重新展開進攻。到12月，烏里瑪已經完全重新鎮定下來，著手分享戰爭成果的榮耀。戰爭爆發后，霍梅尼曾下令成立由激進派烏里瑪控制的最高國防委員會，名為統一調度戰時全國人力物力的應急措施，實則含有限制軍隊總司令巴尼薩德爾權力的意圖，現在，這個委員會開始通過任命代表監管各條戰線來顯示自己的戰爭努力。

更重要的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戰爭中的角色極大加強，其指揮官都是由最高國防委員會任命的。1980年12月底，伊斯蘭共和黨力促通過一項法案，要大大擴展革命衛隊的規模。1980年12月24日，在對宗教界發表談話時，霍梅尼強調，“干預政治事務是神職人員的職責”，“如果政治家們按照伊斯蘭教義辦事，捍衛獨立與自由，而不把國家引向西方或東方，他們就有處理問題的自由；如果他們不這樣辦，我們就一定要干預，并且監督他們”。

與此同時，霍梅尼開始說服巴札商人，勸誘他們放棄對巴尼薩德爾的支持，忠誠于為烏里瑪服務的拉賈伊政府。

如同當年的俄國和法國革命一樣，從某種角度說，外來侵略總是有助于穩固革命政權，伊朗也不例外：伊拉克的入侵使得伊斯蘭共和國不得不同仇敵愾，強烈的宗教熱情與伊朗民族主義結合起來使新政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戰爭的確加劇了巴尼薩德爾與伊斯蘭共和黨之間的競爭，但并非如薩達姆·侯賽因所希望的那樣導致伊朗內部混亂、顛覆原教旨主義者，相反，最終卻穩固了原教旨主義者的統治。

從長遠來看，兩伊戰爭對原教旨主義者而言是因禍得福。

第一，鞏固了原教旨主義者與下層階級的有機聯系，一方面，因為他們掌管著戰爭動員機構，負責征募戰爭志愿者，他們可以打著保家衛國的旗號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支持基礎；

另一方面，由于戰爭造成物資匱乏，加上美國在人質危機后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的影響，政府不得不對生活必需品實行定量配給，清真寺和自治委員會成為各地分配定量卡的中心。

富人可以在昂貴的黑市購取物資，而中下層民眾只有依賴清真寺和自治委員會獲得供給，清真寺和自治委員會因而成為社會層面上一種強大的經濟、政治力量，控制這些機構的烏里瑪也就被推上大眾分配網絡的支配地位。

第二，急劇擴大了革命衛隊的規模，提高了它的作戰經驗和軍事能力，鞏固了他們作為伊朗領土完整和共和國生存的忠誠保衛者的形象和地位。

第三，由于武裝部隊專心于對外作戰，保衛國土，反伊斯蘭政府的軍事政變可能性得以徹底消除。

第四，在戰時緊急狀態的借口下，政府加強了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鎮壓。例如，人民圣戰者的報紙由于對政府的戰爭政策持批評態度而被關閉。

在加強自己在民眾中的戰時基礎的同時，原教旨主義者也在悄悄拉緊巴尼薩德爾脖子上的絞索；他的報紙被政府關閉；他的16個親密助手被自治委員會逮捕；烏里瑪利用清真寺網絡譴責他；他的辦公經費預算被削減；議會通過立法要求他在5日內簽署議會法案，否則總理有權取而代之。從

某種意義上講，巴尼薩德爾被架空為徒有虛名的總統。

在1980年巴尼薩德爾第一年任期里，從挑選總理到指導戰爭的所有重大問題上，原教旨主義者都比他占有優勢，這種軟弱無力的感覺使他感到灰心和怨憤。1981年3月，在一次紀念摩薩臺誕辰100周年的大型集會上，當他的講話被質詢者打斷的時候，他命令警察逮捕了這名質詢者，后來證實此人是伊斯蘭共和黨的支持者。

原教旨主義者進行了回擊：總檢察長開始調查總統下令逮捕質詢者違背法律一事，一些議會代表呼吁彈劾巴尼薩德爾。

在前一時期，巴尼薩德爾和伊斯蘭共和黨這場爭斗的雙方都未能很好地組織、協調已方的行動，權力斗爭出現了持續一年的僵局。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領袖的霍梅尼自己此時沒有直接介入議會與總統之間的斗爭，而且堅決反對烏里瑪占據國家的最高民選職位。

現在，巴尼薩德爾和伊斯蘭共和黨對于內政外交的不同主張使兩者的矛盾趨于激化，危及伊斯蘭共和國的存續，這一次，霍梅尼干預了。

1981年3月中旬，他在自己的寓所召開了一次伊斯蘭共和黨高層和巴尼薩德爾參加的會議。他命令成立一個由伊斯蘭共和黨、巴尼薩德爾和他本人選擇的代表組成的三方調和委員會，以調查相互爭斗的原因。他仍然讓巴尼薩德爾擔任武裝部隊總司令，但他要求巴尼薩德爾與伊斯蘭共和黨在調和委員會作出結論之前避免公開的相互攻訐。

然而，有些絕望的巴尼薩德爾并未就此休戰，他繼續攻擊伊斯蘭共和黨，變得更加目中無人：他譴責政府侵害人權、嚴刑拷打和新聞審查；他質疑議會和監護委員會的合法性，要求霍梅尼廢除這兩個機構；他甚至要求舉行公民投票以解決他與伊斯蘭共和黨之間的爭論。這就等于直接向霍梅尼的權威提出了挑戰。

4、巴尼薩德爾的被罷免

1981年5月27日，霍梅尼發表廣播講話，在講話中，伊斯蘭革命和共和國最高領袖猛烈抨擊受困的巴尼薩德爾，對伊斯蘭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的未來做了不祥的預測，暗示他將會像第一任總理巴札爾甘一樣被廢黜，警告他及其支持者“回到歐洲去，回到美國去，回到任何他們想去的其他地方去。”

6月8日，霍梅尼在電視講話中，直言不諱地威脅巴尼薩德爾：誰反對議會、總檢察長和其他權力機構，誰就是獨裁，誰就將得到同國王一樣的下場。兩天后，前線激戰正酣，霍梅尼解除了巴尼薩德爾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職務，消除了親巴尼薩德爾政變的可能。與此同時，議會宣布巴尼薩德爾不稱職，為彈劾他作鋪墊。

從此，巴尼薩德爾開始潛入地下，轉而反對霍梅尼政權。

對伊斯蘭共和黨最高階層壟斷權力的憎惡，造成了在巴尼薩德爾、民族陣線、自由運動、穆斯林人民共和黨殘余、某些正統派烏里瑪和人民圣戰者之間，結成一個廣泛的反伊斯蘭共和黨聯盟的絕佳時機，但原教旨主義者以一種古老而有效的分而治之策略摧毀了這一聯盟的萌芽。

民族陣線計劃于1981年6月11日舉行一次大張旗鼓的集會，表面上是反對伊斯蘭刑罰的野蠻、退化，實際上是反對伊斯蘭共和黨、支持巴尼薩德爾。

在集會前數小時，霍梅尼在國家電臺和電視臺發表講話，宣稱民族陣線一向關心民族主義而非伊斯蘭，因而它反對伊斯蘭刑罰和伊斯蘭共和國是可以理解的，但為何其他的伊斯蘭團體與個人會同民族陣線和人民圣戰者聯盟呢？霍梅尼的講話是在迫使民族陣線的潛在盟友進行抉擇，要么支持、要么反對伊斯蘭，這就將政治問題轉變為了宗教問題。這一策略成功了，因為，巴尼薩德爾和自由運動隨即放棄參加這次集會。

這再次顯示巴尼薩德爾無力對抗霍梅尼，也就失去了反對原教旨主義者的尊重和支持。最終，民族陣線的這次集會變成了一場鬧劇，因為大多數參加者是前來搗亂的真主黨成員。這標志著民族陣線在伊朗公開活動的終結和世俗民族主義的失敗。

6月19日，霍梅尼批評巴尼薩德爾是“受西方影響的知識分子和反伊斯蘭的反革命分子”，聲稱再給巴尼薩德爾一次悔改機會，以與“人民圣戰者、民族陣線和其他非伊斯蘭團體分離”。

巴尼薩德爾明白自己的任期結束了，在給霍梅尼的信中，他寫道：“你并不想要一個得到貫徹的憲法。…你只是想要一個虛弱的總統、一個軟弱的政府、一個順從的議會，和一個作為威脅、鎮壓反對派工具的司法系統。”

6月22日，霍梅尼動用憲法授予的權力，解除巴尼薩德爾的總統職務，并命令逮捕他。躲藏起來的巴尼薩德爾呼吁舉行民眾起義，反對正在形成的“毛拉政府”。1981年6月20日支持巴尼薩德爾的一次主要示威游行被血腥鎮壓，至少100人被槍殺，另有150人被捕并以“在世界傳播腐敗”的罪名被立即處決。受難者主要是人民圣戰者的成員，也有一些來自巴札的成員被處決。次月，巴尼薩德爾逃離伊朗。

在這場權力斗爭中，民選總統巴尼薩德爾盡管擁有一系列令人炫目的頭銜，其政治理念也得到多個集團的共鳴，但是如同當初的巴札爾甘一樣，在企圖將伊朗推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過程中，他也面臨著很多不利因素：他未能迎合平民主義路線；他被原教旨主義者掌控的輔助機構鉗制、架空；他沒有得到多少街頭支持；他受到人質危機引發的狂熱反美氣氛的束縛。

盡管得到多個集團不同程度的支持，但巴尼薩德爾的一個明顯過失在于未能將其支持力量組織化：他沒有建立一個自己的政黨；沒有認真嘗試與其他溫和派結成一個正式聯盟；甚至在總統任期明顯時日無多的時候，他也缺乏勇氣公開支持民族陣線的六月集會。

巴尼薩德爾失敗的最致命因素在于他的政治理念為霍梅尼所不容。與伊朗其他許多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一樣，巴尼薩德爾雖然堅定支持反王權革命，但他對伊朗未來的設想帶有深深的西方烙印，這是原教旨主義烏里瑪絕不可能接受的。霍梅尼非常清楚巴尼薩德爾的西化傾向，他曾經這樣告誡巴尼薩德爾：“是的，你是一個正直、天真的人。但你不熟悉伊朗的形勢；你從歐洲回來并不知道這種形勢：烏里瑪是精明的，他們掌握形勢。”

因此，雖然巴尼薩德爾原先為霍梅尼所喜愛，在一年半的總統任期內他也竭力拉攏霍梅尼站在自己一邊，但在反對伊斯蘭共和黨的斗爭中他并沒有贏得霍梅尼的支持。

畢竟，伊斯蘭共和黨是霍梅尼的化身，與伊斯蘭共和黨相爭，實際上就是在與霍梅尼戰斗，霍梅尼洞悉這一點，因而在所有關鍵問題上支持伊斯蘭共和黨。霍梅尼最終拋棄了自己的“精神之子”，因為巴尼薩德爾的伊斯蘭現代主義及其民主伊朗的幻象與霍梅尼的原教旨主義及其神權政治理想是不相容的，有時甚至是敵對的。

巴尼薩德爾的下臺被原教旨主義者稱之為“第三次革命”，霍梅尼隨即命令議長拉夫桑賈尼、總理拉賈伊和最高法院院長貝赫什提組成臨時總統委員會代行總統職務。隨著巴尼薩德爾的被驅逐，伊斯蘭共和黨就完全控制了國家。

伊斯蘭和世俗民族主義者被趕出政治舞臺，除了自由運動，他們的政黨或被鎮壓或被解散，雙重主權時期隨著教權主義者接管國家最高民選職位而結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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