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國共兩黨元老，主持了開國大典

2026年3月20日，是林伯渠誕辰140周年紀念日。3月16日，林伯渠外孫、70歲的齊放去湖南臨澧林伯渠故居紀念館參加了紀念活動，在林伯渠銅像前獻了花。

齊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交流中，他感到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對林伯渠這個名字很陌生，甚至會聽成“林則徐”。對此他覺得很遺憾，也能理解，因為林伯渠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就去世了，而且一生低調，身后留下的資料很有限。

事實上，林伯渠既是創建中華民國的功臣，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他是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成立當月即加入的最早一批會員，長期追隨孫中山左右，曾任國民黨中常委；又是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前入黨的最老一批黨員，中共早期組織的58名成員，最后有四人成為新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即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和林伯渠。

由于這種特殊的身份，林伯渠在國共合作中一直是穿針引線的最佳人選之一。吳玉章曾賦詩：“中山改組國民黨，還仗伯渠作橋梁。”王震為《林伯渠傳》寫的序言稱，林伯渠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貢獻是多方面的，特別是在革命統一戰線、財經工作和政權工作方面的貢獻尤為顯著。

林伯渠 圖/《林伯渠傳》

三個關鍵選擇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他曾說，除了短期當過教員外，自己一生的職業就是革命。

60歲生日時，他回顧自己的革命生涯，認為有三個關鍵時刻，自己沒有走錯路：第一是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時，他是選擇繼續追隨孫中山的少數人之一；第二是在早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他堅決選擇了跟共產黨走。

1914年7月，孫中山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時，規定黨員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孫中山個人。許多國民黨老黨員對此表示反對，黃興與一些人則另組“歐事研究會”。只有廖仲愷、林伯渠等少數黨員選擇了打手印，繼續追隨孫中山。

林伯渠于1919年回到上海，在孫中山事務所協助辦理黨務工作。母親病逝，家里各種開支不小，他在上海的生活很拮據。就在他感到革命前途和個人生活都艱難困頓的日子里，他接到好友李大釗的來信。信中提到，他和陳獨秀已分別在北京和上海發起組織了共產黨小組，介紹他去會見陳獨秀。

1921年1月，經過李大釗、陳獨秀介紹，林伯渠在上海加入共產主義小組，成為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也是國民黨中最早的共產黨員。

國共合作醞釀期間，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林伯渠往返于廣州和上海之間，幫孫中山改組國民黨，開始從事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工作。

1922年，他擔任國民黨中央總務部副部長。因當時還未設組織部，實際上這個部還擔負了組織部的職能。在林伯渠的奔走和辦理下，多名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了國民黨。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舉行，林伯渠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并擔任農民部部長。

林伯渠很重視農民工作，認為中國革命是為農民而革命，今日中國之革命必須以農民為革命中堅。他利用自己兼任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和國民政府預算委員的條件，每月爭取到農運經費27000余元，使農民部成為各部中經費最多的，這一點對農運的開展影響很大。他還建立了農民運動委員會，毛澤東也在其中。各地創辦了多所農民運動講習所，其學員后來絕大多數成為各地的農運骨干。到北伐前，多省建立了農民協會，會員發展到近百萬人。

林伯渠后來回憶，因為自己是從國民黨里來的，“神氣有些不同”，一開始有些年輕的共產黨員看不慣他，“今天下命令我去某個支部開會，明天又命令我到另外一個支部開會”，但他都選擇了服從。

林伯渠還回憶，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不但幫國民黨發展了組織，還幫它組建了軍隊。國民革命軍6個軍，有4個軍的黨代表（或主持工作的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皆由共產黨員擔任，分別是周恩來（第一軍）、李富春（第二軍）、朱克靖（第三軍）和林伯渠（第六軍）。

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前夕，林伯渠作為第六軍黨代表以及新上任的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長，直接參與了武漢方面逮捕蔣介石的謀劃，并帶著縫在衣縫里的密令，前往南京與第六軍軍長程潛接洽。但他到時，蔣介石已離開南京去上海，程潛方面也認為“事關重大且力不勝任”，主張“商謀妥協”。無論從客觀還是主觀上，事已不可為。

旋即，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政變。7月15日，汪精衛召開了“分共會議”，同共產黨決裂。

消息傳來，林伯渠讓妻子帶著孩子回了上海，自己則留了下來。有老友勸他登報宣布脫離共產黨，并表示愿意保護他，他拒絕了。他說，要干就干到底，決不后悔，也不會計較將來個人的命運。

“紅色理財家”

財政部一位領導曾告訴齊放：林老是我們的老祖宗。這源于林伯渠開始于中央蘇區時期的財經工作經歷。

1933年3月，林伯渠進入中央蘇區。他被任命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后任財政部部長。

當時正是第五次反“圍剿”期間，蘇區受到嚴密封鎖，食鹽奇缺，被稱為“白金”。一些領導人主張消滅私商，斷絕與白區的一切貿易，林伯渠卻認為，這無異于自縛手腳，封鎖自己。他既抓合作社事業，也提倡和獎勵私人經濟，千方百計開展對白區貿易，由此支撐起了戰爭期間的龐大財政開支。他也被譽為“紅色理財家”。

1934年10月，林伯渠隨中央紅軍參加了長征，任沒收征發委員會主任、紅軍總供給部部長。

時為中央縱隊政治部主任的王首道回憶，銀發蒼蒼的林伯渠總是昂首闊步，和年輕戰士一起徒步走在隊伍里。夜里，他高舉一盞馬燈行軍；遇到溪流，他用手里拄的竹杖在前面為大家探路。政治部宣傳科科長黃鎮為他畫了一幅素描，起名為“夜行軍中的老英雄”。每到宿營地，別人休息了，他還要組織人籌款征糧，分配糧草用品，任務極其繁重，但他做得井井有條，又很注意政策。

黃鎮為林伯渠繪制的肖像《夜行軍中的老英雄》 圖/《長征畫集》

中央紅軍到達瓦窯堡那天，朔風呼號，大雪紛飛。林伯渠身著單褲走來，遍身皆白，像個雪人。他精神抖擻地走進一間空屋，笑著宣布：“財政部就設在這里！”隨后親自動手點票子，給各單位發錢。

到陜北后，部隊和機關都急需補充大批冬裝。林伯渠1935年10月28日的日記寫道：早八時，毛（澤東）招商被服及其器材問題，決定：羊毛衣五千套（最急）、羊毛短褲六千條（最急）、羊毛風衣六千件（一千最急）、羊毛夾被二千床（一千最急）、布軍鞋一萬二千雙（六千急，余次急）……此外還需要西藥、無線電器材、兵工廠器材。

當時陜北地瘠民貧，解決這些物資需要到黃河沿岸的韓城、朝邑、蒲城等地去購買，不要說籌集經費，單是組織工作就繁重異常。

到陜北后，由于紅軍在東征和西征等戰役中擴充了兩萬多人員，軍費開支大大增加。到1936年8月，經常費用每月即需9萬多元。與二、四方面軍大會師前，原計劃做35000套冬裝，軍委命令再增做35000套，僅增加的這一項即達30萬元。到了9月，不僅財政現款全用盡，“蘇票”已發行到80余萬元。

為了克服財政困難，林伯渠積極發展食鹽，組織出口。陜北有很多鹽池，資源豐富。他與博古聯名發出指示，明確指出，不應采取壟斷式國家公司，應“極大的吸收商人資本投資”，稅率應輕，應嚴格糾正工會方面的過高要求。他們還指出，過去中央蘇區的鎢礦等壟斷性公司“均系失敗之經驗”，應拒絕采用這種辦法。

當時蘇區一些地方出現了拒用“蘇票”現象。林伯渠采取了多項措施，設法提高蘇票的信用，擴大其流通，為克服財政困難創造了條件。

主政陜甘寧邊區

全面抗戰開始后，林伯渠出任了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

抗戰初期，他常駐西安，全力從事統一戰線和對外聯絡工作。1940年，他受命卸去駐陜黨代表之職，返回延安，全面領導邊區政府工作。

1941年，邊區政府開始實行“三三制”（即共產黨員、進步分子和中間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經邊區參議會選舉，林伯渠連任邊區政府主席，陜北民主人士李鼎銘當選為副主席。

當時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敵后抗日根據地一樣，存在著“魚大水小”的矛盾。1938年群眾公糧負擔為15000石，到1941年上升到20萬石。針對這種情況和群眾的不滿情緒，李鼎銘等11人向邊區參議會提交了“精兵簡政”的議案。

林伯渠主持召開邊區政府政務會議，專題討論了精兵簡政問題。經過近四個月的努力，各級政府工作人員減少了24％，最終減少了40％以上。

1942年9月，李維漢調任邊區政府秘書長，協助林伯渠工作。到職前毛澤東找他談話，臨別時送他一句話：“延安好比英國的倫敦。”他理解，這是說許多政策要在延安地區試驗后再向其他根據地推廣。

李維漢回憶，實行“三三制”，黨內外合作共事，這是一個新事物，雙方都還不太習慣，有時不免有一些隔閡，甚至是較深的隔閡。一次開會討論一個文件，李鼎銘在會上表示“俺沒意見”，但在下發文件時卻又不肯“劃行”（即圈閱之意）。林伯渠等感到意外，決定由李維漢去了解情況。結果，李鼎銘提了一些尖銳的意見，說事情總是“你們黨上決定了”，同級把他當客人，下級把他當擺設。

林伯渠立即召開黨組會議，定下了幾條改進工作的辦法，包括：各主管部門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參議會正、副議長匯報工作；提交政務會議的議題，除經過黨組研究外，還需要先向李鼎銘匯報；要他簽署的文件，由主管負責人事先說明內容，再履行劃行手續。這以后，李鼎銘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嘴里的“你們黨上”也變成“我們政府”了。

抗日戰爭期間，國共統一戰線摩擦不斷。1944年，雙方恢復了和談。5月，中共中央派出林伯渠去重慶談判。

國民黨方面多次開會，商討“林伯渠來渝后對策”，要求各方面密切注意他的動向，并且要求“發動與林過去有友誼關系之黨國元老與之交往，以感動之，設法使其表示愿意脫離延安”。

談判期間，林伯渠利用各種機會，與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廣泛接觸，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他還拜訪英美駐華使節和知名人士，代表中共中央歡迎外國記者和美軍觀察組去延安考察。

9月15日，林伯渠在重慶出席了國民參政會，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贏得了中間黨派和全國輿論的廣泛支持。

美國特使赫爾利到達重慶后，林伯渠和董必武幾次同他會談。林伯渠還陪同赫爾利從重慶飛抵延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多次與他舉行了會談。赫爾利最后表示，自己是代表羅斯福總統來的，希望中國團結，實行民主。他還說：“八路軍、新四軍是能打日本的，本質是很好的，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要因素。”

1945年3月20日，是林伯渠的60歲（虛歲）誕辰。毛澤東、朱德及黨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負責人親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為他賀壽。

中共中央致祝壽函，稱林伯渠為“中國革命老戰士”，自辛亥革命以來“總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線”，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成就“尤為顯著”。祝壽函最后寫道：“中國人民的解放快要勝利了，你的生日，將是中國人民最歡喜的一天。”

“風雨同舟憶舊游”

新中國成立前夕，林伯渠又受命為新中國的誕生而奔忙。他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沈陽，迎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等民主人士進京；又參加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與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舉行了和談。

1949年10月1日下午，他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下午三點，他登上天安門城樓，主持了開國大典，以標志性的洪亮聲音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開始！”

根據毛澤東“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林伯渠在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期間，在團結愛國民主人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章士釗原是國民黨和談代表，和談失敗后與張治中等代表留在了北京。他提出將在香港的家屬接來北京，希望政府能幫助解決趙堂子胡同的房子問題。林伯渠報告周恩來后，進行了妥善解決。歷史學家翦伯贊給林伯渠去信，說家中征糧超過租谷甚多，老父臥病故鄉，希望設法接濟。諸如此類，林伯渠都一一回應解決。

1950年底，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與政務院辦公廳合并，許多日常行政事務轉到了政務院。林伯渠終于不再像過去一樣，日夕奔忙了。

1956年，林伯渠出席了中共八大，并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他的身體越來越衰弱了。

1960年春，他連續參加會議，接待外賓，感冒沒病愈又出席各種活動。5月，他病危，醫生診斷為嚴重的心肌梗死。在大家的反復勸說下，他才答應去北京醫院住院治療。

臨行前，他一再囑咐秘書代他向中央辦公廳請假，說：“我去醫院住三四天，最多不超過一個星期就回來，政治局開會要通知我，文件要送給我，該交辦的事情就辦。”住院期間，他對前去探望的人說：“我再住一兩天就回去工作。”

但他再也沒能回去工作。5月29日，林伯渠與世長辭，享年74歲。陳毅在悼詩中評價他：“革命一生無愧怍，路線正確是英雄。”

在戰爭年代，林伯渠與家人一直聚少離多。子女們曾有十多年沒見到他，甚至連他的姓名也不能在外人面前提起。新中國成立后，他工作繁忙，從不允許家人過問他的具體工作，有什么繁難更不會向家人訴說。也因此，家人對他的了解一直很有限。

齊放是林伯渠的小女兒林秉元的兒子。他一直珍藏著一幅全家福，是1959年9月17日攝于頤和園的。在他幼年的記憶里，外祖父慈祥又不失嚴厲。他小時候去外祖父在中南海的家，和哥哥一起在客廳里打鬧，外祖父會說，該給孩子們立點規矩。

1986年，林伯渠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湖南臨澧重修了他的故居，出版了《林伯渠傳》。中共中央辦公廳把林伯渠去世后封存在中辦的遺物都還給了林伯渠家人。從這時起，家人對他的了解才逐漸豐富。

林伯渠的遺物中，有一件何叔衡送他的毛衣，這是他珍藏一生的。

何叔衡、徐特立、謝覺哉、董必武和林伯渠同為中央蘇區“五老”，其他四老都參加了長征并到達陜北，只有何叔衡被留在了蘇區堅持游擊。長征前夕，何叔衡在瑞金梅坑（中央紅軍從此出發）備了清酒和花生請林伯渠，與他徹夜長談，并脫下身上的毛衣贈予他御寒。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緒萬千，作《別梅坑》詩一首：“共同事業尚艱辛，清酒盈樽喜對傾。敢為葉坪弄政法，欣然沙壩搞財經。去留心緒都嫌重，風雨荒雞盼早鳴。贈我綈袍無限意，殷勤握手別梅坑。”不久，何叔衡就在一次轉移的途中犧牲了。

晚年，林伯渠很懷念許多老友。

他一生崇敬孫中山，同宋慶齡、何香凝等保持著深厚的友誼。宋慶齡說過：“林老是我們家最受歡迎的朋友，他來了總是和孫先生在書房談話，我們不在旁邊，我只是在樓下照應著。”

1958年11月12日，林伯渠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參加了孫中山誕辰92周年紀念儀式。他與何香凝、李濟深等憶及舊事，有人談到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在臺灣做了一首詩，詩中寫道：“破碎山河容再造，凋零師友記同游。中山陵樹年年老，掃墓于郎已白頭。”林伯渠聽后心生感慨，步其原韻，和詩一首：“不怕掃墓人白頭，中山陵樹綠悠悠。當年黃埔分明在，風雨同舟憶舊游。”

（本文參考了《林伯渠傳》《懷念林伯渠同志》）

發于2026.4.6總第123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兩黨元老林伯渠

記者：宋春丹

（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編輯：黃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