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創(chuàng)作聲明：本文為虛構(gòu)創(chuàng)作，請勿與現(xiàn)實關(guān)聯(lián)
房管局的窗口前，熒光燈把人照得發(fā)白。
工作人員盯著屏幕，抬起頭，用一種很平靜的語氣開口：
"鄒文澤，你母親名下登記的6套別墅，2021年已經(jīng)全部過戶到你名下了。"
我站在那里，沒動。
耳朵里嗡的一聲，像有人用手捂住了所有聲音，又猛地松開。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手里攥著的那疊材料。
是我攢了三年準備買學區(qū)房的首付計劃。
密密麻麻全是數(shù)字，算了又算，還是差一截。
我33歲，外婆一個人把我拉扯大。
母親21年前跟人跑了，連過年都沒回來過一次，更別說一分錢。
工作人員見我不說話，把屏幕重新轉(zhuǎn)回去，又看了一眼：
"沒錯，受讓人就是你，身份證號核對過了。"
我喉嚨發(fā)緊，開口的聲音有點啞：
"我母親……她為什么要這么做？"
工作人員聳了聳肩，把檔案推過來：
"這個我不清楚，你自己看。"
我接過那疊紙，手微微抖著。
6套別墅。
我母親，那個21年沒給過我一毛錢、連外婆下葬都沒露過面的女人，把6套別墅過戶給了我。
她不是良心發(fā)現(xiàn)。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從來不是那種人。
1993年的秋天，我2歲，記不住那一年的任何事情。
但外婆后來跟我說過很多次，說那天她正在灶臺前炒咸菜，油還沒熱，我母親周亞萍就提著一只蛇皮袋站在門口了。
外婆側(cè)過頭，看見她換了身新衣裳，是件碎花布裙，腳上踩著一雙白色的涼鞋，頭發(fā)燙過，卷卷的。
她站在那個12平米的筒子樓門口，活像個要去赴宴的人。
外婆手里的鍋鏟頓了一下，沒說話。
我母親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是：
"媽，我去廣州找活干，過年回來。"
外婆把鍋鏟放在灶沿上，轉(zhuǎn)過身來，把我從地上抱起來，拍了拍我背，用下巴朝我母親的方向點了點：
"他才2歲，你走了，誰管他？"
我母親把蛇皮袋從左手換到右手，眼神飄向窗外，窗外是一排筒子樓的外墻，水泥灰的，常年曬不到太陽：
"你管唄，你不是一直都管得比我好嗎。"
外婆沒再說話。
我母親就這樣走了，連我的臉都沒貼一下，下樓梯的腳步聲咚咚咚響，響到一樓，就沒了。
外婆站在窗口往下看了很久，然后低頭看我，嘆了口氣，用她長滿老繭的手摸了摸我的臉：
"餓了沒，外婆給你盛飯。"
那個帶走她女兒的男人，我后來才知道叫李慶偉，廣東人，包工頭。
那年在我們那個三線城市承包了一個廠房的改建項目，出手闊綽，手里有錢，說話也好聽。
我母親在廠里是文藝骨干，長得好看，會跳舞。
在那個連電視機都要搬凳子才能看見的年代，她是筒子樓里最扎眼的那種女人。
她跟李慶偉認識了還不到三個月，就跟他走了。
她走的時候，我父親剛?cè)ナ啦粷M一年，是工傷。
廠里的吊車出了事，人沒了，賠了幾千塊錢。
那幾千塊錢，她一分沒留下，都帶走了。
外婆后來跟我說，說她那時候就知道了，周亞萍不會回來了。
但她對我說這話的時候，語氣是平的，沒有恨，也沒有哭，就像是說了一件早就想通了的事情。
外婆是那種手腳勤快、嘴硬心軟的老派女人，年輕時在紡織廠做過工，后來廠子黃了，就在菜市場擺攤賣菜，再后來眼睛不好使了，就去給附近幾家有錢人家做鐘點工。
她靠這些，把我養(yǎng)大了。
我家住的那棟筒子樓在城東，是80年代的老建筑，墻皮年年往下掉，走廊里永遠潮著，雨天地上會積水。
三樓最里側(cè)那間12平米的單間，是外婆和我住了多年的地方。
屋子里一張床，一張桌，一個灶臺，逢年過節(jié)，外婆會把桌子擦得很亮，擺上兩道菜，算是過節(jié)。
這是我全部的童年。
我7歲上小學，是城東那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學，紅磚墻，操場上鋪的是爐灰渣，一下雨就稀爛。
班上的孩子，家里大多是工廠工人或者做小生意的，家境都不寬裕，但好歹都是兩個大人領(lǐng)著來報名的。
媽媽提著書包，爸爸買文具，最差也有一個長輩跟著。
外婆牽著我，穿著她那雙洗了又洗的布鞋，把我送到教室門口，幫我把書包掛好，低聲說：
"好好讀，外婆在門口等你。"
我點頭，沒說話。
開學第一天，班主任讓每個孩子站起來做自我介紹，說說自己叫什么名字，家里有誰。
輪到我，我站起來，說：
"我叫鄒文澤，我和外婆住在一起。"
班主任點了點頭，沒多問。
但后排有個男孩笑了一聲，壓著聲音，對旁邊人說：
"他沒有爸爸媽媽的。"
我坐下來，沒有回嘴，只是攥了攥袖子，低著頭，看著桌面上木頭紋路。
那道木頭紋路，我后來一直記得，彎彎繞繞的，像條細河。
三年級的時候，學校搞了個"成長手冊"，每人要交一張全家福貼在封面上。
我沒有全家福，外婆沒有照相機。
家里唯一的照片是我父親的一張黑白遺像，放在床頭柜上。
我翻遍了家里所有角落，找到一張外婆在菜市場擺攤時被人順手拍下來的照片，是別人給她的，她側(cè)著臉，頭發(fā)夾著，手里攥著秤桿，背后是一堆綠葉菜。
我把那張照片交上去了。
班主任翻到我那頁，停了一下，抬起頭，用一種很溫和但我當時聽了很難受的語氣說：
"鄒文澤，你媽媽呢？"
教室里安靜了一秒，然后有幾個孩子開始小聲說話。
我盯著黑板，回答得很平：
"在廣州，做生意，很忙。"
老師沒再追問，翻過去了。
但我聽見后面有人用很小的聲音說：
"騙人的，他媽早跑了。"
我沒有回頭。
那天放學，我一個人走回家，推開筒子樓那扇總是關(guān)不緊的鐵門。
上樓，進屋，外婆正在灶臺前切土豆，聽見我進來，轉(zhuǎn)過頭：
"餓了沒，今天咋這么早？"
我把書包扔在床上，坐下來，兩手撐著膝蓋，盯著地面，過了很久，開口問：
"外婆，我媽過年回不回來？"
外婆的刀頓了一下，沒有馬上說話，切了兩刀，才開口：
"她忙，你別等她了，吃飯。"
從那以后，我就再沒在外人面前提過我母親。
別人問，我說她在廣州，做生意，很忙。
這個謊，我撒了整整10年。
初三那年冬天，我14歲，外婆家里的座機響了。
那是個黑色的老式座機，放在靠墻的小桌上，平時幾乎不響，響了也是附近街坊找外婆聊事兒的。
我正坐在桌子旁邊做數(shù)學題，聽見鈴聲，頭都沒抬。
外婆從里間出來，接了電話，嗯了一聲，然后聲音僵了一下，我感覺到了，抬起頭看她。
外婆背對著我，手握著話筒，脖子有些緊，停了好幾秒，才開口，聲音壓得很低：
"你別來電話了，孩子好著呢。"
話筒啪的一聲掛掉，比平時重了很多。
外婆轉(zhuǎn)過身，看見我在看她，沒說話，回里間去了。
我放下鉛筆，坐在那里，沒動。
我知道是誰打來的。
我不知道的是，那個電話里，她跟外婆說了什么。
是不是也問了一句"文澤怎么樣了"，還是只是說"媽，我沒事，你保重"，敷衍兩句就完了。
我起身走到那個座機旁邊，盯著它看了一會兒，拿起聽筒，里面是嗡嗡的斷線音。
我把聽筒放回去，回到桌子前，繼續(xù)做題。
那道題我做了兩遍，都算錯了。
后來的事，是我21歲的時候從外婆一個老姐妹那里知道的。
那個老太太無意中提起，說周亞萍在廣東混得不錯。
跟著那個包工頭，在珠三角一帶打轉(zhuǎn)，生了個女兒，安了家，日子過得有聲有色。
說她打那個電話回來，是因為李慶偉說，老家那邊的事要交代清楚，以后才好徹底斷干凈。
那年我14歲，我母親打那個電話，不是因為想我，是因為她要徹底關(guān)上這扇門，干干凈凈地往前走。
我當時聽完這些，坐在那個老太太家門口的石頭臺階上。
太陽照在地上，什么感覺也沒有，就是一片空。
不是心寒，不是憤恨，就是空。
像胃里什么東西消化干凈了，什么也沒剩。
我22歲，剛在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份跑腿的活兒，工資不高，但管吃住，算是站穩(wěn)了一點。
那年秋天，外婆出了事。
是腦溢血，發(fā)病很快，鄰居發(fā)現(xiàn)她倒在門口，送到醫(yī)院的時候已經(jīng)很嚴重了。
我接到電話，坐了兩小時公交趕到醫(yī)院，在搶救室門口等了四個小時，醫(yī)生出來，摘下口罩，說：
"家屬，老人年紀大了，這次很兇險，你們做好準備。"
我站在走廊里，背靠著墻，低著頭，把外套袖子攥在手里，手心里全是汗。
我腦子里反復轉(zhuǎn)的，不是那些話，是那個電話要打給誰。
我把手機翻出來，翻了很久。
沒有我母親的號碼，也沒有任何一個親戚的號碼，因為我們家根本沒什么親戚。
外婆在醫(yī)院住了11天，我把那年所有積蓄全掏了，還借了工友三千塊錢。
賬單壓下來，我一分沒賴，分兩個月還清了。
外婆走的那天，是早上，天還沒亮，我握著她的手，感覺手慢慢涼下去，一點一點的。
我沒有哭，就是坐在那里，不動。
護士進來，輕聲說：
"家屬，老人走了，你要通知其他人嗎？"
我搖了搖頭。
葬禮是我自己操辦的，花了一千多塊錢，來了七八個街坊，都是外婆在菜市場認識的老熟人，帶了些紙錢和香燭。
沒有一個人姓周。
下葬那天，我站在墓前，想說點什么，什么也沒說出口。
我在心里把她叫了一聲外婆，然后轉(zhuǎn)過身，把那條小路走完，出了墓地。
從那以后，我一個人。
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任何人是跟我有血脈牽連且在乎我死活的了。
我當時這么想，后來也這么認為，一直到33歲那一天之前，我都沒有懷疑過這個判斷。
日子就這么過。
白天在工地上跑項目，搬材料，跟包工頭對賬，跟監(jiān)理磨嘴皮子，曬得一身黑，手上全是繭子。
晚上回宿舍，開著臺燈，啃建筑行業(yè)的考試材料，二級建造師、施工員證、預算員，一本一本往下翻，翻到眼睛酸，才關(guān)燈睡覺。
沒什么天分，就是硬啃。
工地上有個老師傅，姓朱，四十多歲。
有一次看我深夜還開著燈，從門口路過，停下來，往里看了一眼，搖著頭：
"你小子，讀這些有個屁用，命里沒這福。"
我抬起頭，看了他一秒，又低下頭，沒理他。
命里沒這福的事，我從小就知道了，但那有什么關(guān)系，不代表不能掙。
2020年，我29歲，在一家中等規(guī)模的建筑公司做項目助理。
手里有了幾張證書，工資比前幾年翻了一倍多，租了個小單間，勉強算是在這個城市站住了腳。
那年夏天，我認識了怡欣。
她是通過同事介紹的，見第一面，是在一家普通的面館里。
她點了一碗素面，坐在對面，話不多，但說話很直，不繞彎子。
她問我："你家里什么情況？"
我想了想，如實說：
"父親早年沒了，外婆前些年走了，母親……我們沒聯(lián)系。"
她低頭吃了口面，不緊不慢地問：
"為什么沒聯(lián)系？"
我說："她跟人跑了，21年了，沒回來過。"
她抬起頭看了我一下，點了點頭，沒有追問，也沒有那種很夸張的同情表情，只是說：
"知道了。"
就那兩個字，我倒覺得踏實了。
我們就這么處起來了。
怡欣是本地人，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里也不寬裕，但踏實，不挑剔。
跟我在一起，從來不提什么要買什么、要去哪里玩，就是過日子，把能過的日子過好。
2021年，我們領(lǐng)了證，在一家小飯館擺了兩桌，請了各自的同事和朋友，熱熱鬧鬧吃了一頓，就算是婚禮了。
怡欣把她攢的兩萬塊錢壓在箱底，不動：
"留著，以后有用。"
我點頭，沒說什么。
2023年，兒子出生了，怡欣難產(chǎn)，在手術(shù)室里待了快三個小時。
我在走廊里坐著，手心里全是汗。
門一開，護士抱出來一個小東西，皺巴巴的，哭聲很大，響徹整條走廊。
我接過來，低頭看他，鼻子酸了一下，很快忍住了。
我給他取名念生。
念，念外婆，念那個靠咸菜炒土豆把我拉扯大的老太太。
生，是我自己掙出來的這條生路。
孩子半歲的時候，怡欣開始念叨學區(qū)房的事。
她不是矯情的人，平時從不亂花錢，但那個問題她提了不止一次：
"文澤，孩子3歲就要上幼兒園了，那片學區(qū)的幼兒園好，小學也好，一條龍，要是能在那片買套房，孩子以后少走很多彎路。"
我翻了翻那片區(qū)域的房價，每平近4萬，最小的戶型也要一百平，加上稅費，沒有450萬下不來。
我和怡欣兩個人加起來的存款，差了將近兩百萬。
我把那個數(shù)字在心里轉(zhuǎn)了好幾天，睡不踏實。
有天夜里，我起來喝水，聽見衛(wèi)生間里有動靜，停下來，過了一會兒，怡欣出來，眼睛有些紅，見到我，轉(zhuǎn)過臉去，說：
"沒事，睡覺。"
我站在那里，看著她關(guān)上臥室門的背影，沒動。
我不是個善于說漂亮話的人，但那一刻，我心里有根弦繃了很緊，繃到有些疼。
外婆一輩子沒有讓我住過像樣的地方，我不能讓我兒子也這樣。
第二天，我請了半天假，去了房管局。
我打算查一套老城區(qū)的小產(chǎn)權(quán)能不能置換，想著要是能騰挪出一筆錢，或許能往那個缺口再填一點。
然后，就有了導語里的那一幕。
房管局的大廳里，空調(diào)開著，人很多，取號等待的聲音、打印機的聲音、工作人員敲鍵盤的聲音，混在一起，嗡嗡的。
我排了半小時的隊，終于到了窗口，把我的材料推過去，說明來意。
工作人員接過去翻了翻，輸入我的身份證號，盯著屏幕看了幾秒，眉頭微微皺了一下。
她沒有馬上開口，又往下滾了滾鼠標，抬起頭，看了我一眼：
"鄒文澤，你身份證尾號是0721？"
我點頭："對。"
她把屏幕轉(zhuǎn)過來，用筆尖指著一行紅字：
"你先看一下這個。"
我低下頭，屏幕上顯示的是：
該身份證持有人關(guān)聯(lián)不動產(chǎn)：6條記錄，請至登記窗口確認。
我愣了一秒，說：
"這應該是搞錯了，我名下沒有房產(chǎn)。"
工作人員搖了搖頭：
"不是你名下，是你母親周亞萍名下，但這6套房產(chǎn)在2021年已經(jīng)完成過戶，受讓人登記的，是你，鄒文澤。"
我沒動。
耳朵里的聲音好像突然變小了。
空調(diào)的嗡嗡聲、打印機的聲音、旁邊窗口有人在爭什么，全部退到很遠的地方去。
我站在那里，就像被人按了暫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