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得知楊虎城遇害，反復說一句話！晚年全力為他平反、除污名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這場兵諫直接促成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為全民族抗戰局面的形成奠定了關鍵基礎。

作為這場重大歷史事件的兩位核心人物，他們為了國家大義付出了極其慘痛的個人代價。事變和平解決后，張學良被長期剝奪自由，而楊虎城則最終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暗殺。這兩位愛國將領的命運，成為了中國近現代史上令人扼腕的悲壯篇章。

要理解這種悲劇的必然性，需要回顧當時的國內局勢。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不斷踐踏中國領土，東北三省全境淪陷。背負著“不抵抗將軍”罵名的張學良，帶著數十萬東北軍退入關內。

而坐鎮西北的楊虎城，其率領的十七路軍在國民黨內部一直受到排擠和防范。蔣介石在西安設立剿共總司令部，強令這兩支非嫡系部隊去進攻剛剛完成長征的中國工農紅軍，其根本目的是要在內戰中同時削弱紅軍與地方武裝。

在多次戰役失利且得不到任何補充后，張學良與楊虎城深刻意識到，繼續打內戰只有死路一條，聯合抗日才是挽救國家和保全自身力量的唯一出路。經過多次秘密接觸與協商，兩位將領放下了彼此的防備，與紅軍達成停戰默契，并在西安對前來督戰的蔣介石采取了非常手段。

西安事變最終以和平方式解決，但這并沒有換來蔣介石的寬容。張學良出于維護領袖威信和國家統一的考量，親自護送蔣介石返回南京，隨即被軍事法庭判刑并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幽禁。留在西安的楊虎城則被剝奪了軍權，被迫以出國考察的名義離開祖國。

全面抗戰爆發后，楊虎城多次強烈要求回國參與抗戰。一九三七年底，他剛回到國內，就被國民黨特務秘密誘捕，從此和家人一起陷入了漫長而黑暗的牢獄生活。

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的統治走向徹底崩潰。一九四九年秋，人民解放軍逼近西南地區。在敗退臺灣前夕，國民黨特務機關高層下達了針對獄中政治犯和愛國人士的秘密處決指令。

九月六日，被關押在重慶的楊虎城及其年幼的兒女、秘書一家，被軍統特務秘密轉移至歌樂山松林坡的戴公祠。

為了掩人耳目，特務們沒有使用槍支，而是用利刃將楊虎城等人殺害，并用化學藥劑毀尸滅跡，就地掩埋。這位為了抗日救國傾盡所有的西北名將，沒能看到新中國的成立，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慘案發生時，張學良正被嚴密幽禁在臺灣新竹縣的深山之中。由于消息封鎖，直到一段時間后，他才通過收音機的簡短播報得知了楊虎城遇害的確切消息。

聽到這個噩耗，張學良的精神受到了極大的沖擊。他深知，當年如果不是自己堅持要送蔣介石回南京，甚至在走之前沒有給楊虎城留下妥善的善后安排，楊虎城的處境或許不會如此被動。

在極度悲痛與自責中，張學良反復念叨著一句話：“是我連累了他啊！應該殺的是我啊！”這句沉痛的自白，不僅是對戰友死于非命的悲憤，也揭示了國民黨反動派刻意報復、殺害抗日功臣的卑劣面目。

張學良認為，西安事變的主導者是自己，反動派不敢直接殺他，卻把屠刀揮向了楊虎城，這是他一生都無法釋懷的心結。

漫長的軟禁生涯中，張學良始終沒有忘記這位生死之交。國民黨敗退臺灣后，為了掩蓋其暗殺愛國將領的罪行，官方宣傳機器長期在各類出版物和檔案中對楊虎城進行惡意抹黑。

他們將楊虎城描繪成西安事變的幕后推手，試圖把所有責任推到楊虎城身上，以此來為當年的暗殺行為進行辯護。

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九十多歲高齡的張學良才真正恢復了人身自由，并移居海外。晚年的他，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為楊虎城平反和洗刷污名的事情上。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等機構的口述歷史采訪時，張學良非常坦誠且堅決地澄清了當年的歷史真相。

他明確指出，西安事變完全是他自己惹出來的，首要責任在他，根本不存在楊虎城在幕后操縱的情況。

他向公眾詳細還原了楊虎城在事變前后的真實態度，強調楊虎城是一個非常純粹的愛國者，為人忠厚，顧全大局，參與兵諫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逼蔣抗日，絕沒有夾雜任何個人的政治私利。

張學良晚年的這些公開證言，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權威性。他以當事人的身份，徹底擊碎了國民黨反動派潑在楊虎城身上的臟水，讓那些試圖扭曲歷史的謊言不攻自破。他在垂暮之年，用這種方式完成了對昔日戰友最后的交代。

歷史的真相不會永遠被掩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對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歷史功績給予高度評價。

一九四九年重慶解放后，黨和政府迅速查明了楊虎城遇害的真相，并為其舉行了隆重的國葬。他們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被永遠銘記在國家的史冊中。

張學良晚年的堅持發聲，不僅還了楊虎城一個清白，也讓后人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兩位民族功臣在時代洪流中堅守民族大義的偉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