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來斌 | 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貢獻

摘要：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貢獻，需要把握相關重要前提。就科學知識體系而言，原理具有普遍性、基礎性、穩定性、層級性等特征。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來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過程展開、本質顯露以及人們對規律的認識都有一個過程，因而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原理性發展是可能且必需的。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新時代面臨的重大文化課題作出深刻回答，提出并闡發黨的文化領導權原理、文化主體性原理、“兩個結合”原理、共同價值原理、文明交流互鑒原理等，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認識的新高度，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出了重要的原理性貢獻。突出的問題導向、科學的理論思維、深厚的人民情懷、守正創新的理論品格，彰顯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鮮明特質，是我們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貢獻的重要切入點。

關鍵詞：習近平文化思想；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原理性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隨著實踐進程的深化，黨的理論創新成果會越來越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要不斷深化理論研究闡釋，重點研究闡釋我們黨提出的新理念新論斷中原理性理論成果，把握相互的內在聯系”。（《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5卷，第98頁）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研究闡釋原理性理論成果提供了基本遵循。把中國經驗上升為中國理論，進而把中國理論上升到一般原理的高度，是推進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的必然要求、必由之路。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面臨的重大問題，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為我們樹立了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典范。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貢獻，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認識的新高度，亟待思想理論界進行深入研究。

一、習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貢獻的認知前提

研究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貢獻，需要首先探討一些認知前提，如原理的基本特征、原理的創新性發展是否可能等。

（一）原理的基本特征

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原理意指對事物發展基本規律的理論概括。就馬克思主義而言，基本原理是對其立場觀點方法的集中概括，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確立起來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論。原理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概念的辯證法”本身“只是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自覺的反映”。（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8頁）在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研究者曾先后提出各種社會改革方案，先驗地提出若干抽象“原理”，試圖以此來規定現實的社會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對此表達了明確的反對意見。早在1843年，馬克思就在致盧格的信中強調：“我們是從世界的原理中為世界闡發新原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頁）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公開宣布，“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斗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45頁）從理論上講，與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個別判斷和具體結論相比，原理具有自身鮮明的基本特征。

其一，普遍性。作為一種認識成果，原理在理論上的提煉和概括，要超越具體的感性材料、經驗范圍，突破經驗思維的時空局限性，穿透經驗對象的外部特征和表面聯系，從特殊中認識一般，透過現象把握本質，反映事物的內在本質及發展規律。因而，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根本的和長遠的指導意義。

其二，基礎性。在一定知識體系內，原理對其他理論認識有支撐作用，可以衍生出其他具體規律、理論結論。因此，學習馬克思主義，首先得掌握它的基本原理，掌握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領”。有了這種看家本領，我們就有了洞察宇宙的望遠鏡、觀察事物的顯微鏡，就能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把握現實、前瞻未來，把握規律性、增強預見性。

其三，穩定性。一般來看，個別判斷和具體結論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得出的，因而也會隨著時空條件的變化而失去其特定的真理性。原理則與此不同。由于經過理論的高度抽象、實踐的反復檢驗、歷史的長期積淀，原理具有不易受適用環境影響的穩定性，能夠對時空條件變化表現出一定的超越性。這就要求人們在實踐中堅持原理，正所謂“老祖宗不能丟”。

其四，層級性。世界是相互聯系的整體、相互作用的系統。因此，對其內在本質、發展規律的原理反映，也是一個理論系統。在這個系統內，基于認識對象的大小范圍、包含關系，原理表現出不同的層級。就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言，它圍繞人類解放這一理論主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主要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等方面的內容。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主要由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歷史觀、價值觀等方面的原理構成。（參見陳曙光）而唯物論又可以進一步分為物質觀、物質與意識辯證關系、世界物質統一性等方面的原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原理的創新性發展是否可能

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來看，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最初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反杜林論》等著作中提出和闡發的。1872年，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產黨宣言》蘊含的“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指《共產黨宣言》——引者注）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頁）。1899年，列寧撰文號召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列寧選集》第1卷，第274-275頁）。這些論述，特別強調了原理在結合實際中的創造性運用問題。那么，原理、基本原理在實際運用過程中的創新性發展是否可能？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論述的精神實質來看，從他們一貫強調對待理論的科學態度來看，答案無疑是肯定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動搖，發展馬克思主義不停步，這是當前思想理論界的共同認識。進而言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原理性發展是可能且必需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是一個過程。世界是過程的集合體，人類社會也是作為過程而存在的。馬克思指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13頁）社會有機體的運行規律也有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具體而言，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內在矛盾、運行規律的形成和發展都有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其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本質的顯露有一個過程。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摘引黑格爾的觀點指出：“現實的諸環節的總體、總和，現實在展開中表現為必然性。”（《列寧全集》第55卷，第132頁）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規律是在其自身展開過程中逐漸表現出來的。現實中，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情況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開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都會經歷一個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等方面復雜矛盾交織的過程。換言之，“文化任務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那樣迅速”（《列寧選集》第4卷，第591頁），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的特點。

其三，馬克思主義政黨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一般而論，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會經歷“從現象到本質、從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深刻的本質”（《列寧全集》第55卷，第191頁)的深化過程。具體到社會主義建設，情況也是如此。毛澤東指出：“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00頁)馬克思、恩格斯在這方面有過科學設想，但未能開展制度實踐。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提出以文化革命為重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戰略，在短期內作出了新的理論創造。在十月革命的積極影響下，彼時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一些國家先后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的本質在這些國家的實踐中得到不斷展開，人們對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因此，反映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相關原理，無疑也需要隨著新的實踐而不斷豐富和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價值，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沒有窮盡真理，而是不斷為尋求真理和發展真理開辟道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第26頁)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新世界觀、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過程中，深刻闡發了文化的內在本質、基本結構、發展動力、發展目標等問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基本框架。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將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付諸實踐，并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黨性原則、人民立場、基本任務等重要思想。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主要包括物質生產是文化發展的基礎、文化是對經濟和政治的反映、人民群眾是文化發展的主體力量、批判繼承是對待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自由平等是文化交往的基本原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文化發展的最終目標等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既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供了實踐遵循，也必須在實踐中增補新的時代內容、實現創新性發展。需要指出的是，肯定原理的創新性發展，并不意味著否定已有原理，而是強調在堅持已有原理的基礎上繼續拓展、深化，增加新的內容、豐富具體的層次。同時也應該看到，由于原理具有普遍性、基礎性、穩定性、層級性等基本特征，相比一般層面的理論發展而言，原理的創新性發展需要更多的經驗積累、反復的理論概括。

近年來，思想理論界對習近平文化思想進行了廣泛研究，取得了比較豐富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貢獻，著力揭示其蘊含的普遍性、規律性的內容，有助于充分彰顯習近平文化思想在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充分發揮其長遠的指導作用。

二、習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貢獻的理論內容

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文化實踐，深刻把握人類文化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在多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出重要的原理性貢獻。

（一）黨的文化領導權原理

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證關系等基本原理，深刻回答了新時代誰來領導文化建設、如何領導文化建設等重大文化問題。其中，黨的文化領導權相關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出了重要的原理創新。

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基礎。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在文化建設方面的必然要求、具體體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強調，無產階級必須組織自己的政黨，并在其領導下推進自己的事業，最終實現人類解放。堅持黨的領導、注重思想引領，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優良傳統和獨特優勢。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認識到，“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4頁）。新的時代條件下，社會思想觀念活躍，價值取向多樣，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面臨新的重大挑戰。為應對這些挑戰，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黨的領導是方向性問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85頁），強調要始終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凸顯了文化領導權對其他方面領導權的重要引領作用，對這一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曾有所論及但不夠系統的問題作出明確而系統的論述。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提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0頁）高度重視并善于掌握意識形態主導權、話語權，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大優勢。列寧系統闡發的“灌輸論”表明，對于意識形態陣地，如果馬克思主義不去占領，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就會去占領。20世紀以來，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意識形態領導權角度提出的有關理論，反映出他們對有關問題的深刻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意識形態領域紛繁復雜的形勢，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并就許多方向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作出科學部署。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作為一項根本制度，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創造性運用、創新性發展。

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決定了黨的立場與人民立場的一致性。就文化工作而言，列寧在1905年指出，自由的寫作“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譽地位，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列寧選集》第1卷，第666頁）。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明確提出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二為”方向，同樣蘊含著黨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習近平總書記嚴肅批駁了把黨性和人民性對立起來的錯誤論調，深刻指出，“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就是要堅持講政治，把握正確導向，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第26頁）。只有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上，才能更好地反映人民愿望；只有堅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才能更加鮮明地體現黨性要求。提出并闡發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體現了黨在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原則要求。

黨的文化領導權原理是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史得出的重要規律性認識，不僅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核心要求，而且對于世界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文化建設工作具有普遍性借鑒意義。

（二）文化主體性原理

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創造性運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關系原理、群眾史觀原理、普遍交往原理，對新時代為什么要鞏固文化主體性、怎樣鞏固文化主體性等重大文化問題作出深刻回答，提出并系統闡發文化主體性原理，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出了原理性貢獻。

文化主體性反映一個民族鮮明的文化特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尚未明確系統地論述文化主體性問題，有關思想蘊含在他們的普遍交往理論、國際關系理論之中。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并系統論述了文化主體性這一重大命題。對于一個民族而言，文化主體性是該民族在同其他民族普遍交往的過程中，基于自身發展狀態而表現出來的對自身文化的自覺意識、自主立場、自信程度，是其區別于其他民族的鮮明文化特質。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基于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在與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交往過程中生成并得以鞏固的。作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第45頁）。

文化自信來自文化主體性。關于文化自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雖然沒有直接論述，但提供了相關的理論資源。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原理表明，歸為思想上層建筑的文化，反映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筑，并且對后兩者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對自身文化價值的自我確證、堅定信心，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化主體性起始于文化自覺，立足于文化自主，彰顯于文化自信。鴉片戰爭以后，中華民族的文化心態一波三折，“經歷了從‘俯視’‘仰視’再到‘平視’世界的復雜心路歷程”（鄒廣文）。如何重拾文化主體性、挺起民族精神脊梁，近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苦苦求索。經歷了痛苦與彷徨、碰撞與斗爭、比較與選擇，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并以其真理力量激活了古老的中華文明，使之迸發出強大的精神力量。“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5卷，第291頁）眾所周知，文化即人化，文化主體性歸根到底是人的主體性。中華民族在新時代的文化主體性，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文化活動中體現出來的主動性、能動性、創造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習近平文化思想關于文化主體性的論述，是對群眾史觀的創造性運用和創新性發展。

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獨立自主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本國人民開展革命和建設的重要原則，也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自立自信自尊自強精神的重要體現。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第10頁）走自己的路，既要保持經濟上、政治上的獨立自主，也要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它就立不住、走不遠，“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第139頁）。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也是當今世界各國文化發展的普遍要求。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弱小的國家和民族往往無法自我主張，難以實現精神自主。從世界視角來看，“依附論”對二戰后拉美國家如何擺脫依附地位、獲得自主發展的深刻反思，為我們堅定獨立自主原則提供了國際借鑒。強起來的中華民族，需要強起來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340頁），推動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建構。

文化主體性原理深刻揭示了文化主體性的生成根基、重大意義、原則要求，既是對中國共產黨百余年來領導文化工作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升華，也對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建設和發展具有普遍性借鑒意義。

（三）“兩個結合”原理

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新時代如何實現理論創新、怎樣推進文化發展等重大文化問題作出深刻回答，提出并系統闡發“兩個結合”原理，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出了重要的原理性貢獻。

闡明推進黨的理論創新的根本路徑。關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各國各民族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都曾反復強調。關于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他們也有過一些重要論述。例如，馬克思指出，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471頁）又如，列寧批判波格丹諾夫等人徹底否定傳統文化的偏激主張，強調“無產階級文化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應當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參見《列寧選集》第4卷，第285頁）在開拓、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毛澤東深刻回答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并且對利用傳統文化的問題作過深刻的理論闡述。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中國共產黨百余年來的理論創新經驗，鮮明提出“第二個結合”，系統而深刻地闡明了“兩個結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如何推進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從“第一個結合”到“第二個結合”，從“一個結合”到“兩個結合”，體現了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基本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揭示了我們黨推動理論創新和文化繁榮的必由之路。（參見《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第29頁）

揭示文化在思想解放中得到大發展的規律。一部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一部思想解放的歷史。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說也是通過一次次的思想解放運動來實現的。例如，新文化運動高舉“德先生”“賽先生”兩面大旗，大力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學，打破了封建思想對中國人長期的思想禁錮。又如，延安整風運動作為黨內第一次普遍開展的思想教育運動，大大提高了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推動全黨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再如，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拉開了新時期思想解放的序幕，為全黨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成為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先導。“‘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5卷，第291頁）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論斷，基于歷史經驗，直指現實問題。五四運動以來，在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一直存在各種爭論。這些爭論，在推進文化強國建設的進程中凸顯出來，甚至演化為文化保守主義、文化虛無主義等觀點。“第二個結合”的明確提出，有利于打破思想認識上的自我束縛，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提供現實路徑。由此，“‘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同上，第289頁）。

“兩個結合”原理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源自我們黨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它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內在機理、文化發展的重要規律，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本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道理學理哲理，對世界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開展文化工作具有普遍性借鑒意義。

（四）共同價值原理

面對當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日益加劇、國內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的新情況，習近平文化思想運用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等原理，對當今人類需要怎樣的價值共識、如何增進價值共識等重大文化問題作出深刻回答，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出突破性創新、原理性貢獻。

全人類共同價值。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資產階級價值觀虛偽性的過程中，強調價值觀的具體性、歷史性、階級性。他們在展望共產主義社會的未來圖景時，設想過未來人類的道德水平、價值理念，但并未明確論述過兩種制度并存條件下超越社會制度差別、超越階級矛盾的價值觀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具有重大的理論創新意義。從價值內容的共同性、共識性上講，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人類的共同愿景、共同追求。這些價值反映了當代全人類的共同需要，生動勾勒出當代人類美好生活的應有景象，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價值基礎、重要依托。從價值來源的多樣性上講，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從世界各國、各民族價值觀中提煉出來的價值公約數，蘊含著不同文明關于價值內涵和價值實現的共通點，從國際交往層面反映了價值特殊性中蘊含的價值普遍性。全人類共同價值與西方所謂“普世價值”有著根本區別。前者反映了人類社會在當前歷史階段的普遍價值追求，具有共識性、包容性；后者則以少數西方國家的特殊利益與價值判斷為基礎和準繩，具有獨斷性、排他性。概言之，全人類共同價值提供的價值目標和實踐導向，有利于“在‘自主于行止進退’中實現個人之間、群體之間、國家之間的‘美美與共’，這是當代人類的自我革命”（孫正聿，第30頁）。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結著當代中國人共同的價值追求。改革開放以來，面對中國社會的復雜變革，面對西方社會思潮的嚴重沖擊，部分社會成員產生了較大的認知差異、價值觀沖突，他們內心深處籠罩著一種在精神上無家可歸的放逐者意識，并由此陷入難以名狀的精神焦慮之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承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是從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中提煉出來的價值公約數，蘊含著全體中國人關于價值內涵和價值實現的共通點，從國內層面反映了價值特殊性中蘊含的價值普遍性。

共同價值原理所闡發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別反映了國際、國內的價值觀共識，是價值特殊性與價值普遍性辯證關系的深刻彰顯。

（五）文明交流互鑒原理

當今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異，經濟全球化浪潮勢不可當，為人類文明交流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與此同時，文明優越、文明沖突等論調不時沉渣泛起，人類社會面臨思想割裂、文化紛爭的共同威脅，人類文明站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習近平文化思想綜合運用多方面的思想資源，對各種文明如何相處、人類文明如何發展等重大文化問題作出深刻回答，系統闡發文明交流互鑒原理，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出了新的原理性貢獻。

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鮮明特征。馬克思主義文明交往理論表明，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資本增殖的驅動，客觀上促進了世界上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廣泛交流，預示著“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頁）。與此同時，資本按照自己的運行邏輯形塑世界，消滅異質文明，迫使其他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同上）。馬克思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野蠻本性，指明了人類文明交往的歷史走向，展望了“真正的共同體”的發展前景。二戰以后，西方國家主導著世界秩序，操控著文明的話語敘事，推行西方“文明優越論”。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其他文明的自主性遭到扼殺、世界文明格局呈現單色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多樣性，就沒有人類文明。多樣性是客觀現實，將長期存在。差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見、仇視，可怕的是想把人類文明分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強加給他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第460頁）這深刻表明，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鮮明特征，人類文明的樣態是復數而不是單數。

每一種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在唯物辯證法看來，自我與他者構成一對矛盾，兩者相反相成。一方面，自我在與他者的對立中得以存在，在主體的精神挺立中得以體現；另一方面，自我在與他者的統一中得以實現，在他者身上得到映現和確證。就一種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關系而言，情況也是如此。“每一種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468頁）世界各國相處，應該摒棄“文明沖突論”，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既要讓本國文明充滿勃勃生機，又要為他國文明發展創造條件，讓世界文明百花園群芳競艷。

交流互鑒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過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問題。例如，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基于建設社會主義文明的立場提出，蘇俄要大膽借鑒資本主義文明成果。二戰以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選擇文明發展道路時，面對西方文化大潮強勢來襲，要么以脫鉤斷鏈、關閉大門來抵御，要么以放棄自我、全盤西化作妥協。結果前者因自我封閉而錯失發展契機，后者因失去自主而落入依附境地。這說明，西方主導的文明交往模式帶不來普遍文明、不利于人類文明總體發展。針對文明交往實踐遇到的現實難題，從人類文明發展本質要求的角度系統論述交流互鑒，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取長補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同上，第469頁）我們應該以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壘，以兼收并蓄的態度汲取其他文明的養分，促進人類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共同前進。

概言之，文明交流互鑒原理以“文明優越論”“文明沖突論”為直接批判對象，深刻揭示了“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468頁）的重要規律，不僅為新時代中國對外文化交往提供了重要遵循，也為重構人類文明交往模式提供了全新選擇，具有普遍性意義。

總體來看，習近平文化思想從政治保證、原則立場、根本路徑、價值支撐、重要動力等方面，深刻反映了我們黨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出了重要的原理性貢獻。

三、習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貢獻的鮮明特質

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貢獻，標志著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高度，展現出鮮明的理論特質。

（一）突出的問題導向

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面臨著社會制度跨越與文化相對滯后的難題，找不到現成的答案，這對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提出了實踐要求。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針對黨內囿于書本的抽象議論風氣與嶄新的實踐要求相脫節的狀況，列寧公開宣布，“根據書本爭論社會主義綱領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強調“今天只能根據經驗來談論社會主義”。（參見《列寧全集》第34卷，第466頁）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深刻指出：“馬克思沒有做過中國這樣大的革命，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實踐當中是要出道理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345頁）理論是思想中的現實，原創性的中國實踐必然催生出原創性的中國理論。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貢獻，不能坐在象牙塔內冥思苦想，不能囿于書本作邏輯推演，而是必須回到新時代生動的文化建設實踐，從“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這一理論研究的“富礦”中發現真理、找到答案。

習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突出的問題導向。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問題是認識產生的邏輯起點。一般而言，實踐的發展會引發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即理論滯后性難題；理論的發展會引發新理論與已有理論的矛盾，即理論互洽性難題。“理論的飛躍不是體現在詞句的標新立異上，也不是體現在邏輯的自洽自證上，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回答實踐問題、引領實踐發展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5卷，第96頁）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我們所面臨問題的復雜程度、解決問題的艱巨程度明顯提高。習近平文化思想胸懷“兩個大局”，深刻回答了如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大潮中實現文明復興、如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期待、如何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等重大時代課題，作出一系列重要原理性貢獻。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貢獻，必須明確其實踐指向、現實關切，重點領會這一思想對時代課題的深切回應、科學回答，感受其應時代之變遷、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的時代魅力、實踐偉力。

（二）科學的理論思維

理論思維主要通過科學抽象和理論洞察來穿透感性材料和經驗對象，以揭示其背后隱藏的本質和規律為主要任務，是發現、提出、分析和解決理論問題的理性之光。“一個民族要走在時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不能沒有正確思想指引。”（《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第29頁）習近平文化思想注重運用科學理論思維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其一，注重標識性概念的提煉。概念的形成標志著認識的飛躍，“術語的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2頁）往往伴隨著理論的革命。而概念、術語的提煉離不開概括、凝練和升華問題的理論抽象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并進一步指出“要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第527頁）。可以說，黨的文化領導權、文化主體性、“兩個結合”、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等概念，是習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貢獻的若干重要標識。其二，強調體系化學理化建構。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系統建構理論，先得通過抽象形成概念，然后進一步實現“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5頁），最終形成“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同上，第24頁）。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推進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的重要性。習近平文化思想全面闡述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地位作用、目標任務、方針原則、戰略路徑、實踐要求，是一個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科學體系。這一科學體系的形成過程，就是在真切把握中國實際、提煉標識性概念的基礎上，不斷形成“許多規定的綜合”和“多樣性的統一”的“理性具體”的過程。（參見同上，第25頁）

認識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貢獻，要注重其科學理論思維特點。1890年，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提醒，研究唯物史觀，要“根據原著”，“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3頁）相比第二手的材料，原著最真實地呈現有關理論的原貌。“學習理論最有效的辦法是讀原著、學原文、悟原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519頁）怎樣才能從原著、原文中悟出原理呢？這就少不了理論思維的作用。“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5頁）全面系統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貢獻，必須認真研讀《習近平著作選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等重要文獻，運用科學的理論思維，系統把握著作的框架結構、專題安排、重點篇章及其層次關系，著力把握主要文獻的時代背景、問題導向、思想內容、重要意義，找到其中的貫通處、遞進層、關鍵點，把零散的感性理解上升為系統的理性認識，領悟文本蘊含的規律性認識。

（三）深厚的人民情懷

堅持人民至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是習近平文化思想及其原理性貢獻的邏輯起點、價值基點。習近平文化思想對文化建設為了誰、依靠誰、由誰來評判等重大問題的回答，彰顯了深厚的人民情懷。

回答文化建設“為了誰”，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學藝術創造、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為誰創作、為誰立言的問題，這是一個根本問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323-324頁）文藝工作者要跳出“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走進實踐深處、人民生活，著力用高水平的創造表現人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實地調查研究，著力把握群眾思想脈搏，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里。在文化制度設計上，黨和國家要完善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的引導激勵機制，著力推出更多群眾喜愛的文化精品。

回答文化發展“依靠誰”，強調注重從人民群眾的創造中汲取理論創新智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的創造性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不竭源泉。”（《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5卷，第98頁）在新時代文化強國建設的歷史舞臺上，人民群眾既是“劇中人”，也是“劇作者”。“人民群眾身處實踐最前沿，對實踐變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也最聰慧，只要走到人民群眾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就能豁然開朗、找到答案。”（同上，第99頁）

回答文化建設“由誰來評判”，強調要建立經得起人民檢驗的評價標準。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檢驗藝術的最高標準”（《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第322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作品的創作需要同時兼顧口碑和市場，但不能迎合低俗、炒作噱頭。評價文藝作品，要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服務群眾和引領群眾相結合。

（四）守正創新的理論品格

習近平文化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文化發展歷史邏輯、實踐邏輯有機結合，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彰顯了守正創新的理論品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理論創新必須講新話，但不能丟了老祖宗，數典忘祖就等于割斷了魂脈和根脈，最終會犯失去魂脈和根脈的顛覆性錯誤。”（《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5卷，第95頁）19世紀末，面對世界資本主義新變化，伯恩施坦打著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將唯物史觀歪曲為“歷史宿命論”，將勞動價值論視為純粹的思維構想，極力否定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走上了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修正主義道路。修正主義的泛濫，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嚴重干擾。20世紀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打著改革的旗號，推行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路線，實際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果葬送了蘇聯和蘇共，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

“沿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我們將愈來愈接近客觀真理（但決不會窮盡它）；而沿著任何其他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么也得不到。”（《列寧選集》第2卷，第103-104頁）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而言，“沿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就是要堅持守正創新。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既要堅定道不變、志不改的信心和決心，又要適應時代發展變化，主動識變應變求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5卷，第294頁）守正創新，體現了堅持與發展、原則性與創造性的辯證統一。習近平文化思想堅守馬克思主義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堅持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深刻回答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面臨的重大問題，提出并闡發了黨的文化領導權原理、文化主體性原理、“兩個結合”原理、共同價值原理、文明交流互鑒原理等，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作出了重要原理性貢獻，樹立了守正創新的光輝典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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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鄒廣文，2024年：《文化主體性的哲學審視》，載《光明日報》1月8日第15版。

原載：《哲學研究》

作者：孫來斌，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