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被歷史比喻騙了！內塔尼亞胡選擇成吉思汗，暴露以色列戰爭邏輯

少一點耶穌，多一點成吉思汗：內塔尼亞胡如何看待以色列的國際地位這位總理的歷史比喻暴露出對無休止戰爭和野蠻侵略的渴望——這種世界觀如今已體現在以色列的地區政策中。

這位總理引用美國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的話斷言：“不幸且令人遺憾的是，歷史證明耶穌基督相對于成吉思汗并沒有優勢。因為如果你足夠強大、足夠冷酷、足夠有權勢，邪惡就會戰勝善良，侵略就會戰勝溫和。”

他繼續說道：“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必須重申其自衛和抗擊敵人的意志。不要等到刺耳的危險警鐘將他們敲醒，那時就為時已晚了。”

此番言論迅速引發強烈反彈，批評者中不乏幾位美國右翼評論員和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塔克·卡爾森等著名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代表人物，此前已將內塔尼亞胡描繪成把美國拖入一場違背自身利益的戰爭的罪魁禍首。在這種情況下，他最不應該做的就是去冒犯共和黨的福音派選民基礎。

確實，內塔尼亞胡并沒有貶低耶穌，他甚至將耶穌置于善良的一方。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當要在教導人們“把另一邊臉也轉過來由他打”的耶穌，與向敵人灌輸恐懼、毀滅一切不順從者的成吉思汗之間做出選擇時，內塔尼亞胡總是會選擇后者。

這位以色列總理從歷史中提取的比喻和案例絕非偶然。作為歷史學家的兒子，內塔尼亞胡曾表示，閱讀和研究歷史是他生活的核心，也是他做出決策的指南針。在他2022年出版的自傳《比比：我的故事》中，他回憶起曾建議一位美國年輕人大學應該學習哪三門課程：“歷史，歷史，還是歷史。”

內塔尼亞胡經常不得不“澄清”自己的言論，但這并不能說明他的歷史論斷只是一時口誤。恰恰相反，這些言論最直接地證明了他如何看待歷史，以及他從中推導出的行動路線。

成吉思汗是“強權即公理”理念的化身，是將冷酷使用暴力作為戰爭手段、摧毀整座城市并大規模處決居民的永恒象征。最著名的例子其實與他的孫子旭烈兀有關。1258年，旭烈兀摧毀了當時世界上最宏偉的城市之一巴格達，拆毀了宮殿、清真寺和教堂，并用數十萬被屠殺居民的頭骨堆成了金字塔。

內塔尼亞胡斷言歷史的進程是由那些效仿野蠻代表成吉思汗的人所主導，而不是由道德代表耶穌所主導，這徹底暴露了他的世界觀。內塔尼亞胡曾在2018年8月宣稱：“弱者會崩潰、被屠殺、被從歷史中抹去，而強者無論善惡都能生存下來。強者受人尊敬，人們會與強者結盟，最終也會與強者締結和平。”

成吉思汗并沒有留下書面的學說，但這些話似乎與那位蒙古統帥的精神內核相去不遠。內塔尼亞胡關于成吉思汗和耶穌的言論，發表于他做出另一個備受爭議的歷史比喻僅僅幾個月之后。

在去年9月的一次財政部會議上，他聲稱以色列“別無選擇”，只能成為“超級斯巴達”。換言之，面對日益加劇的國際孤立，以色列必須在經濟和軍事上實現自給自足。

至少在通俗的歷史印象中，古斯巴達是一個完全奉獻于軍事并致力于不斷征戰的社會。內塔尼亞胡所說的“超級斯巴達”是一個復雜且現代的版本。

不過，正如成吉思汗的例子一樣，當股市對其斯巴達愿景做出負面反應后，他很快又糾正了自己的言論。他解釋說，自己指的僅僅是以色列必須獨立發展的軍事工業。

一個武裝到牙齒、隨時準備戰斗的以色列，正是內塔尼亞胡對這個國家的愿景。但這里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內塔尼亞胡對歷史意象的選擇揭示了他怎樣的內心世界。

更根本的問題在于，他已經將自己的世界觀轉化為實際政策——將斯巴達式的永恒戰爭模式和成吉思汗式的徹底毀滅模式，作為政治和軍事行動的唯一路徑。

當然，這種觀念并非內塔尼亞胡獨有。絕大多數以色列猶太公眾已經習慣了這樣一種觀念，即戰爭是他們的宿命。而內塔尼亞胡在灌輸這種觀念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將與巴勒斯坦人進行外交談判的選項排除在外，不再將其視為實現穩定的途徑，更不用說達成和平協議或和解了。

尤其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他進一步強化了這樣一種觀點：以色列與中東其他地區對話的唯一語言就是武力。無論是在加沙、黎巴嫩、也門、伊朗，甚至是在卡塔爾，莫不如此。

在2月底下令轟炸伊朗之前，他已經鎖定了下一個敵人：土耳其和一個正在崛起的“遜尼派軸心”。這正是斯巴達理念在政策上的具體體現。

軍方也完全接受了內塔尼亞胡的姿態。2024年5月有報道稱，時任國防軍總參謀長赫齊·哈萊維曾警告說，如果加沙沒有任何政治前景，軍隊將不得不在那里無限期地戰斗下去。

現任總參謀長埃亞爾·扎米爾似乎根本不再提及政治目標的問題——無論是在加沙、伊朗還是黎巴嫩，而是宣稱戰爭將“持續很長時間”。正如以色列學者亞吉爾·利維所警告的那樣，軍隊已經對使用致命武力上癮，將其作為無休止威懾學說的一部分，并視其為“對付”鄰國的唯一方式。

這種斯巴達式的意識也體現在對任何膽敢批評當前對伊戰爭之人的強烈反擊上。如果有人說他們厭倦了戰爭，厭倦了躲在防空洞里；或者指出推翻德黑蘭政權等既定戰爭目標根本無法實現；又或者質疑缺乏“退出戰略”，都會遭到猛烈抨擊。

在以色列學者尤瓦爾·埃爾巴尚看來，那些要求結束戰爭的以色列人展現出的是一種“游客的道德”。對這些人來說，國家不是共同的命運，而是一份服務合同。他們想要放棄“粉碎和肢解伊朗這條毒蛇的歷史性機遇之窗”，僅僅是為了恢復他們所謂的“正常生活”。

本-古里安大學以色列與猶太復國主義研究所的研究員埃拉德·納赫雄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稱：“我認為，僅僅因為發生了戰爭就批評政府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發生戰爭是政府的功勞，而不是它的過失。”他還表示：“要求政府向公眾公布其軍事和政策計劃是荒謬的，而且毫無必要解釋原因。”

對斯巴達的暗喻，為將持續不斷的戰爭作為在中東生存的唯一甚至首選方式提供了正當性。但這場戰爭的具體打法，又將我們帶回了成吉思汗的模式。

國際法院裁定，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涉嫌違反《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國際刑事法院已對內塔尼亞胡和前國防部長約亞夫·加蘭特發出逮捕令，指控他們犯有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此外，根據以色列軍方自己的情報數據庫，加沙地帶的死者中約有83%是平民。但分析人士指出，真正讓以色列最接近效仿成吉思汗的，是將饑餓作為軍事戰術，是公然企圖進行大規模種族清洗，以及系統性地摧毀城市、城鎮和村莊以阻止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園。

如果要找出一個能代表這場軍事行動的具體人物，人們腦海中立刻浮現的名字是亞伯拉罕·扎爾維夫。這名推土機操作員被稱為“賈巴利亞的推平者”，他曾公開吹噓自己每周要夷平50棟建筑。

在最近的一次播客采訪中，扎爾維夫講述了他在加沙遇到總參謀長扎米爾的經歷，后者對他進行了嚴厲的訓斥。扎爾維夫轉述了這位軍隊總參謀長對他說的話：“不要說你在摧毀房屋，要說你在摧毀恐怖基礎設施。”人們幾乎忍不住想說，成吉思汗當年大可不必吹噓自己夷平了巴格達的宮殿，他完全可以說自己只是在“摧毀恐怖基礎設施”。

如今，以色列似乎正在將這種成吉思汗式的政策移植到黎巴嫩。本月早些時候，以色列軍隊在貝魯特上空空投的傳單上寫道：“鑒于在加沙取得的顯著成功，《新現實》報紙來到了黎巴嫩。”

國防部長伊斯雷爾·卡茨今天誓言：“黎巴嫩邊境村莊的所有房屋都將被摧毀——正如加沙的拉法和拜特哈農模式一樣。”他聲稱，在以色列公民獲得“安全與保障”之前，將禁止逃離南部家園的超過60萬名黎巴嫩居民返回。

德黑蘭是一座擁有1000萬人口的城市，無論從空中還是地面都很難將其夷為平地。但外界觀察到，在一場明顯違反國際法的蓄謀戰爭中，以色列正在對石油設施和醫療設施等民用基礎設施施加極端的暴力。

在以色列，一種思維定勢已經根深蒂固：為了獲得安全感，瓦解一個擁有9000萬人口的國家是合理的。換句話說，即使無法將整個中東置于其掌控之下，它也可以進行破壞和顛覆。以色列已經成為制造混亂的推手。

居住在倫敦的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兼記者阿里·阿里扎德最近在“馬格迪西街”播客節目中聲稱：“達希亞學說正在德黑蘭上演。”他指的是在第二次黎巴嫩戰爭期間，以色列在貝魯特南郊發展出的一種在平民區使用不成比例武力的軍事學說。阿里扎德認為，美國愿意將中東交給以色列，但以色列無法在該地區稱霸，因為所有人都對其深惡痛絕。

“這就是為什么我發明了‘負面霸權’這個概念，”阿里扎德爭辯道，“以色列將成為該地區的負面霸權：它無法建立任何地區秩序，卻能破壞任何國家的秩序。它可以在未來30年里將西亞變成一片廢墟。”而這片土地，正是800年前成吉思汗的鐵騎馳騁過的地方，他們摧毀了沿途的一切。

斯巴達和成吉思汗的模式如出一轍。兩者都將武力作為唯一手段，并完全無視道德考量。但是，正如約旦記者伊赫桑·法基所指出的那樣：“在這個不公平的比較中，內塔尼亞胡忽視了一點：成吉思汗的帝國已經灰飛煙滅，僅僅成為一種記憶；而基督的道德準則卻歷經歲月洗禮，流傳至今。”

至于內塔尼亞胡本人，這位因戰爭罪被通緝、在中東各地制造浩劫與死亡的人，很可能會作為成吉思汗式的人物被歷史銘記——當然絕不會是耶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