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求學時偏科，圖畫課成績只有40分，數學更是勉強及格

1936年初春的延安窯洞里，斯諾點著油燈，隨口提起“學生時代最棘手的功課是什么”。毛澤東聞言笑了笑，回憶機敏地跳回二十年前的長沙。

1913年秋，二十歲的毛澤東以第四師范第一名的成績入學。成績單攤開，國文九十、歷史九十三、哲學九十五，圖畫卻只有可憐的四十，數學也只徘徊在六十分邊緣。分數像一張斑駁的地圖，把他的興趣與短板暴露得一清二楚。

圖畫課來自譚柄鍔。當時規定必須靜物寫生，蘋果石膏像排得整整齊齊。毛澤東嫌煩，干脆在紙上畫了一條直線，加半圓，題名“半壁見海日”。譚柄鍔看后搖頭，卻只寫下“40”兩字，再無批語。多年后毛澤東笑稱：“老師還是手下留情，多一分不給，也不扣到更低?！?/p>

不久另一場低分風波襲來。王立庵的數學卷子上，一道二次方程占了三十分，毛澤東竟只寫下第一步。成績剛過及格線。有人打趣：“你國文能寫千言，數字卻寫不完一句?！?/p>

老師并未急于批評。一個周末午后，王立庵把這位桀驁的學生領進自家小書房。兩人對坐片刻，才有短短一問一答——

老師問：“為什么不喜歡數學？”

毛澤東答：“救國要先救心，公式幫不上忙?！?/p>

對話很短，卻點燃了長談的開端。王立庵先舉了赫胥黎、達爾文，再談到蒸汽機與鐵路，指出沒有科學，中國的社會理想只能停留在紙上。毛澤東沉思良久，沒有頂嘴。

1915年暑假，他每日拎著書包去王家補課，先做代數練習，再研讀幾何公設。中午就蹭一碗米粉，下午還要抄寫老師自編的公式冊。暑假結束，開學測驗他的分數已躍至八十以上。這段經歷往后很少提起，卻為他后來研讀《資本論》鋪設了邏輯底子。

圖畫的轉折則更戲劇。驅張運動期間，譬如學雜費風波把學校攪得天翻地覆，譚柄鍔卻在黑板上寫下“審美即觀察”。他意味深長地提醒學生，觀察訓練與革命宣傳并不矛盾。毛澤東忽有所悟，主動接管學友會新設的圖畫部，邀譚柄鍔講授透視、速寫。那一年他在《湘江評論》上配發漫畫，線條雖粗，卻已能把官僚們的嘴臉勾勒得活靈活現。四十分的陰影被逐漸抹淡。

1917年冬，毛澤東撰寫《體育之研究》。論證體系、數據對比和插圖并用，師弟們驚訝地發現：昔日逃課的毛學長，竟能把圖表繪制得精準工整。這是他對自己偏科的一次公開“補考”。

而在課堂之外，他仍沉醉社會科學。背誦《孟子》，評論盧梭，翻譯《天演論》。他深信“開民智”是最緊急的事?？少F的是，在師友的熏陶下，他再不把自然科學視作可有可無，而是把“數理之光”納入改造社會的工具箱。

新中國成立后，譚柄鍔耄耋之年困頓潦倒。1954年夏洪水沖塌老屋，鄰居勸他寫信求助。老人顫筆致信中南海，一再自責當年只給了學生四十分。幾個月后，一封回信送到。他沒去北京，省委統戰部的工作人員卻推來三百斤大米，還遞上一紙聘書。老人紅著眼睛說：“這分明是那條半圓的報答?！?/p>

同樣的溫情，也落在王立庵家。王氏早逝后，遺孀吳啟瑞獨力撫育八個孩子。她鼓起勇氣寫信求助，不數日就接到回函，信里簡短卻真切：“孩童求學，可告我?！彪S后，兩所學校騰出名額。

有人感慨，湖南第一師范之所以能培養出一代偉人，不僅在課程，也在教師的胸襟。鼓勵思辨，卻不放棄基礎訓練；允許叛逆，卻不放任偏科。毛澤東晚年對來訪的湖南青年說過一句話：“我的學問根腳，多半是在一師種下的。”聽上去平常，卻道出了教與學的微妙張力。

如果把他的求學生涯攤開來看，國文與史地是奔騰的大河，數學和圖畫像兩條被遺忘的小渠；可當大河匯入新時代的浩海時，原本細小的水脈終歸也融了進去。四十分并未成為永恒的弱點，六十分也沒阻擋他邏輯的遞進。偏科未改掉，卻被他用另一種辦法“拉平”——自覺補缺，把原先忽略的工具都補回到思想武庫里。

在延安的火光旁，毛澤東對斯諾講述這段歲月，說到四十分時哈哈一笑，又補上一句：“譚老師給我留了臺階，我自己得把梯子搭上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