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娜 | 從“第二個結合”看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理論建構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精神根基。提煉中華文明標識，本質上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系統性梳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其核心理論遵循在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華文明標識的提煉過程，既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系統性挖掘與精準性闡釋，也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理念的創造性轉化，而人民性、實踐性、科學性三大維度，正是“第二個結合”視角下中華文明標識提煉的核心理論依據，三者相互關聯、有機統一，共同構成了標識提煉的完整理論框架，確保提煉出的文明標識能夠精準承載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兼顧歷史厚度與時代溫度。

文明標識應體現人民性：從“精英敘事”到“集體記憶”的價值回歸

　　對標識體系的認知易陷入兩種誤區：一是將文明標識等同于帝王將相的個人功績，二是將文明符號窄化為文人雅士的精英趣味。然而，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歷經磨難而不衰，根本在于其根脈深植于人民的沃土之中。提煉文明標識，必須完成從“英雄史觀”到“人民史觀”的價值重構。

　　“第二個結合”的核心要義之一，在于用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實現傳統民本理念向現代人民主體地位的創造性轉化。中華文明標識，首先是人民性的標識，是中華民族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億萬人民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譬如，長城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標識之一，其價值不應僅在于秦始皇的“卻匈奴七百余里”，更在于千百年來無數戍卒、邊民在嚴寒酷暑中對家園的守護，是集體意志的物化形態；同樣，大運河作為流動的文明標識，其開鑿與維護離不開歷代無數勞工的血汗，其繁榮與興盛更仰賴沿線商賈百姓的往來穿梭，它不是隋煬帝的個人功過所能概括，而是古代中國人民改造自然、溝通南北、促進經濟文化交流的偉大實踐。

　　從“第二個結合”出發，文明標識的人民性還體現在其對當代中國人共同情感的凝聚上。無論是清明公祭軒轅黃帝，還是端午龍舟競渡，這些儀式與符號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正是因為它們喚起了海內外中華兒女血脈相連的民族認同；無論是傳統節日習俗的代代相傳，還是傳統技藝的口傳心授，中華文明標識的每一個元素，都源于人民、屬于人民、服務人民，承載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傳遞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

　　文明標識應體現實踐性：在歷史縱深與時代回響中激活文明基因

　　“第二個結合”的實踐指向，在于強調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中華文明標識的提煉，必須立足實踐性維度：縱向來看，它應標示出人民在創造歷史過程中改造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奮斗軌跡；橫向來看，它應深度總結當前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活經驗。

　　從縱向的實踐性來看，中華文明標識是中華民族生存智慧與發展歷程的忠實記錄。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統，見證了五千年前先民與自然博弈的智慧；商周時期的青銅禮器、禮樂制度，是當時治國理政、文化創造的實踐結晶；秦統一六國后，統一文字、度量衡、貨幣，其文明標識既展現了秦朝的強大國力，也體現了人民在國家統一、工程建設中的實踐壯舉；漢唐時期，何尊、唐三彩、敦煌壁畫等文物，成為漢唐文明的標志性符號，彰顯了中華文明的開放包容與蓬勃生機；宋元明清時期，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戲曲藝術的成熟，每一項文明成就都離不開人民的實踐創造，都成為中華文明標識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橫向的實踐性來看，“第二個結合”要求我們將歷史標識的闡釋與當代實踐經驗緊密結合起來。提煉中華文明標識，絕不能將其鎖進博物館的玻璃展柜，而應使之成為解讀中國道路、總結中國經驗的鑰匙。例如，紅旗渠既是對大禹治水以來中華民族治水傳統的繼承，更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民改天換地偉大實踐的見證，它不僅是一項水利工程，更是中華民族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的當代標識；故宮文創、河南衛視“中國節日”系列節目、西安“大唐不夜城”等品牌實踐，讓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生活，成為新時代中華文明標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將這些當代標識納入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正是“第二個結合”時代性的生動體現。

　　文明標識應體現科學性：在歷史規律與話語建構中鞏固文化主體性

　　文明標識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印記，其形成與發展并非偶然，而是符合社會發展客觀規律、順應文明演進趨勢的必然結果，具有鮮明的科學性特征。“第二個結合”的深刻之處，在于它超越了以往對傳統文化的碎片化利用，將傳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上升為尊重歷史規律、掌握文化主動的自覺行動。

　　首先，科學性要求標識的提煉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歷史唯物主義揭示，文明形態的更替、文明標識的興衰，歸根結底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制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所以具有重大意義，正在于它們以科學的方法論揭示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規律；秦代“書同文、車同軌”之所以成為中華文明大一統格局的關鍵標識，正因為它順應了國家統一、民族融合的歷史規律。提煉文明標識，必須遵循這一規律。

　　其次，科學性要求標識體系具有內在的邏輯性和系統性。中華文明標識從思想層面看，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品格，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治國理念，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存智慧；從制度層面看，有郡縣制、科舉制等影響深遠的治理創造；從器物層面看，有青銅器、瓷器、絲綢等承載中華美學與技藝的物質精華……這些標識之間相互關聯、相互支撐，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宏大敘事體系。提煉標識的過程，正是揭示這一內在邏輯的過程。

　　最后，科學性的最高體現，是構建具有主體性的中華文明標識話語體系。在長期的東西方文明交流中，西方學術話語對中華文明的解讀往往存在誤讀甚至曲解。從“第二個結合”出發提煉中華文明標識，實質是用中華文明的精華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我們提煉“禮樂文明”為標識，是對西方“東方專制主義”話語的有力回擊，彰顯中華文明以倫理秩序與人文精神立國的特質；我們提煉“和合”理念為標識，是對文明沖突論的有力回應，向世界傳遞中華文明協和萬邦的價值追求。這套標識體系的建構，本身就是一場確立文化主體性的科學實踐。

　　綜上所述，從“第二個結合”出發，中華文明標識的理論建構以人民性為價值內核，彰顯了“天下為公、民惟邦本”的理念，讓文明標識扎根群眾、凝聚民心；以實踐性為生成路徑，踐行了“自強不息、革故鼎新”的精神，讓文明標識銜接歷史、融入時代；以科學性為發展遵循，契合了“實事求是、順應規律”的特質，讓文明標識立足客觀、彰顯理性。三位一體，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提煉出的文明標識，才能讓中華文明標識既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名片”，更成為引領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凝聚民族復興力量的重要載體，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

本文系西安外國語大學校級科研項目“‘第二個結合’視域下陜西中華文明標識地域譜系提煉的理論依據、價值意蘊與實踐進路研究”（25XWC01）部分成果。

作者：潘娜，西安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