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到底被誤解了嗎？徐達之死與燒鵝賞賜其實沒有關(guān)聯(lián)

洪武十八年正月，金陵的天色陰沉，宮城之中卻格外安靜。就在這一年，明朝“開國第一功臣”徐達病情惡化，臥床不起。史書只淡淡記了幾筆：是年卒，年五十九。寥寥數(shù)語，卻讓后人猜測了六百多年，尤其是那只所謂“要命的燒鵝”，在坊間傳得有鼻子有眼，仿佛徐達之死，必然要和朱元璋的“恩將仇報”聯(lián)系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越是戲劇化的版本，越容易被記住；而真正沉在史料里的東西，卻常被忽略。要看徐達究竟怎么死的，朱元璋有沒有“黑手”，就得把人、事、時間一件件捋清楚，從起點一直擺到終點，中間少一個環(huán)節(jié)，都容易想當(dāng)然。

一三三二年，徐達出生在鐘離（今安徽鳳陽一帶），是標(biāo)準(zhǔn)的淮右農(nóng)家子弟。那片土地后來出過一群“淮西二十四將”，但在元末動亂剛起時，他們不過都是被苛捐雜稅逼到絕路的窮人。徐達少年時給人放牛、種地，和同鄉(xiāng)朱重八（也就是后來的朱元璋）一樣，生活壓得人喘不過氣。

元順帝至正年間，各地農(nóng)民起義風(fēng)起云涌。朱元璋從紅巾軍小頭目做起，逐漸在淮右一帶站穩(wěn)腳跟。就在這個階段，徐達被朱元璋看中，拉入隊伍。說白了，一個能打，一個敢用，碰到一起就成了命運共同體。后來的戰(zhàn)功赫赫，都是從這一步開始鋪墊的。

朱元璋早年行軍打仗很精細，人選更是謹慎。他不是那種只看血勇的首領(lǐng)，更重視一個人的性情和分寸。徐達被提拔得很快，就是因為兩點：能打仗，懂規(guī)矩。史家形容他“沉厚寡言”，辦事不張揚，功勞再大也不搶風(fēng)頭，這種人，在猜忌心強的皇帝眼里，其實比嘴上天天喊忠誠的更讓人放心。

至正二十年到二十四年前后，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三股勢力絞在一起，整個長江中下游都在變天。鄱陽湖大戰(zhàn)、圍攻集慶、奪取應(yīng)天，幾乎所有關(guān)鍵戰(zhàn)役里，都能找到徐達的名字。陳友諒在鄱陽湖被擊敗，徐達親自督戰(zhàn)；張士誠在蘇州困守，最后投降，也是在徐達等人不斷壓迫下?lián)尾蛔〉摹?/p>

說得直白一點，明朝的江山，朱元璋是“主心骨”，但徐達是“第一鐵拳”。

一三六八年，朱元璋攻克大都（今北京），元順帝北逃，元朝政權(quán)事實上已經(jīng)崩盤。北伐主帥是誰？就是徐達。攻入大都是件勞苦又危險的差事，補給線長，天氣惡劣，還要顧忌北方殘余勢力反撲。朱元璋為什么把這個任務(wù)交到徐達手里？一句話，不僅因為他能打，還因為放心把后背交給他。

當(dāng)明太祖在應(yīng)天稱帝、改元洪武時，徐達已經(jīng)是戰(zhàn)功累累的大將軍。封爵時，他被冊封為魏國公，地位在眾功臣中居首，后來又被稱為“六王之首”，這是對開國勛臣中六位最重要將領(lǐng)的一種概括：徐達、常遇春、鄧愈、湯和、李文忠、沐英。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人出身大多相似，要么是朱元璋早年的老鄉(xiāng)，要么是跟著他打天下的早期兄弟。皇帝與將領(lǐng)之間，既有君臣名分，又帶幾分同路人的情分。但情分歸情分，權(quán)力坐穩(wěn)之后，舊部就很容易變成隱患，這在歷代王朝都一樣。

徐達從一三三二年生，到一三六八年克大都，再到一三九一年病逝，生命里最重要的那段時間，幾乎完全交給了征戰(zhàn)。常年披甲上陣，風(fēng)餐露宿，受傷、勞累，都是日積月累地往身上堆。到了洪武十七、十八年，身體出問題，是早晚的事。

史書記載，徐達晚年患背癰，這種病在古代其實挺常見，大多是反復(fù)發(fā)作的疔瘡、癰疽，有的拖久了會入血，最后要命。醫(yī)生能做的手段有限，調(diào)養(yǎng)不好，很容易惡化。

然而，徐達真正讓后人津津樂道的，不是病情本身，而是那段廣為流傳的“燒鵝故事”。

一、“燒鵝毒死徐達”的傳說從哪來的

坊間最常被提起的，是《剪勝野聞》和《龍興慈記》里的說法。兩本書寫得都挺生動，但性質(zhì)都不算正經(jīng)史書。

據(jù)這些記載，大概是這么一出戲：徐達背上長出惡瘡，疼得厲害，御醫(yī)治療后，病情略有好轉(zhuǎn)。就在這時候，朱元璋忽然賞了一只燒鵝。按古人的說法，燒鵝屬“發(fā)物”，對瘡疾不利。徐達看著皇帝賞賜，心中復(fù)雜，最終含淚把燒鵝吃了，然后又讓醫(yī)生們趕緊離開。沒過多久，病情突然惡化，人就去了。那幾個給他治病的醫(yī)生，也被朱元璋找個理由處死。皇帝隨即痛哭，親自前往吊祭。

聽上去像不像戲臺上的折子戲？恩義、猜忌、忍痛赴死，連人物表情都替你安排好了。故事確實抓人，但只要往里細看，破綻不少。

先看書本身。《剪勝野聞》屬于明代筆記，作者徐禎卿是弘治、正德年間人，離徐達去世已經(jīng)過去一百多年。他很多材料來自道聽途說，甚至帶著明顯的文學(xué)加工。這類書有參考價值，但不能當(dāng)證據(jù)直接用。

《龍興慈記》的作者王文祿更晚，他寫徐達的事，據(jù)說還有不少是從母親口述里聽來的。問題來了，他母親又是從哪聽來的？口口相傳幾代，下筆時再潤色一番，故事就越來越完整，也越來越“好看”，可真實性反而一層層打折扣。

而且，從做法來看，賞賜一只燒鵝毒死大臣，這種方式太粗糙，甚至有點“愚蠢”。朱元璋的手段可以說很辣，但絕不簡單。他要除掉誰，一般都會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對外宣傳都是“謀反”“通敵”“不軌”，無論真假，表面上總要說得過去。胡惟庸案、藍玉案就是典型例子。

試想一下，如果真想除掉徐達，何必玩什么燒鵝？隨便按一個“意圖不軌”的罪名就夠了，還能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反過來說，送燒鵝這種事，只要稍微懂點醫(yī)理的人都知道對瘡疾不好，關(guān)鍵時候這么做，等于故意把自己的心思擺到明面上，既不隱蔽，也不符合朱元璋一貫的行事習(xí)慣。

更關(guān)鍵一點，正史《明史》《太祖實錄》里，對徐達之死的記載很簡單：久病而卒，并無“賜食致死”的半句影子。有人會說，那是統(tǒng)治者“美化包裝”。但問題在于：如果朱元璋真有意殺功臣，他并不介意在大是大非上“立個典型”。胡惟庸、藍玉被定罪，都寫得清清楚楚，根本沒想遮掩。如果徐達真是因“罪”而死，反倒更有必要“載入史冊”。

從這個角度看，“燒鵝毒殺”更像后世文人加碼的故事，是把“功高震主”“兔死狗烹”這類傳統(tǒng)觀念，硬生生安到徐達身上，顯得夠悲壯，也符合一些人對帝王的固定印象。

二、朱元璋到底怕不怕徐達

說到這兒，繞不開一個問題：朱元璋到底怎么來看徐達？是功臣，是兄弟，還是潛在威脅？

朱元璋對待功臣，一直被認為心狠手辣。胡惟庸案發(fā)生于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年），罪名是“謀反”。胡惟庸本是宰相，位高權(quán)重，被殺時牽連極廣，大批開國功臣、文武官員被波及。幾年后藍玉案又起，戰(zhàn)功顯赫的藍玉被指控謀反，一家老小被誅，涉及的勛戚將領(lǐng)多達數(shù)百人。歷史統(tǒng)計，大約有開國功臣七成在這兩案中倒下。

在這樣的背景下，后人自然會想：既然朱元璋對功臣下手毫不手軟，那徐達這么大的功勞，怎么可能善終？于是“燒鵝故事”就很容易被人接受，感覺邏輯順理成章。

但事情真要細分，徐達和胡惟庸、藍玉這類人還是不一樣。

胡惟庸當(dāng)宰相，在朝堂專權(quán)，和朱元璋之間，是權(quán)力之爭；藍玉打完仗后炫耀驕縱，處處顯擺，甚至有不少越矩行為，這些都觸了皇帝的底線。朱元璋對他們產(chǎn)生戒心，有跡可循，后來借“謀反”之名收拾，一方面是打擊異己，一方面是徹底廢相、整頓勛戚體系。

徐達呢？從早年行事看，他一直在刻意壓低自己。打完仗上交兵權(quán)，寫功勞表時多算別人、少記自己，這些細節(jié)被朱元璋都看在眼里。太祖曾評價他，“受命而出，大將軍一人而已”，意思是軍中號令集中在徐達身上，但回到朝廷，他又完全交還軍權(quán)，界限分得很清楚。

還有一個細節(jié)挺能說明問題。有一回兩人酒后同宿，朱元璋把徐達安排在自己府邸休息。徐達醒來后，發(fā)現(xiàn)自己在皇帝家里，嚇得馬上跪地請罪，惶恐不安。照理說，這時候如果朱元璋真存心找茬，完全可以借“無禮”“僭越”之類的小罪發(fā)作。但太祖的反應(yīng)很輕松，只是大笑，以此表明并不介意，反而還賞賜他宅第。這種放松的態(tài)度，在對待其他功臣時其實并不多見。

再看朱元璋的用人考慮。洪武時期，他對朝局的最大擔(dān)憂，是身后之事。太子朱標(biāo)生于一三五五年，是他最看重的接班人，不僅寬厚溫和，還通經(jīng)史，頗得群臣擁戴。但偏偏在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年），太子因病早逝，年僅三十八歲。這個打擊，對六十五歲的朱元璋來說，非常沉重。

太子死后，皇位繼承人變成了皇孫朱允炆。朱允炆生于一三七七年，洪武末年也就十幾歲。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將來登基，要想掌管大局，就離不開一批重臣輔佐。按朱元璋的設(shè)想，能壓住諸王、鎮(zhèn)住朝堂的，必須是資歷深、威望高，又被他徹底信任的人。

這種條件，往國家層面看，最合適的人選其實就是徐達這一級別的老將。

如果徐達一直健在，到洪武二十五年之后，很可能會被視為“托孤重臣”之一，就像漢初蕭何、曹參那種角色，負責(zé)鎮(zhèn)住軍權(quán)、穩(wěn)定局面。用起來放心，壓陣也夠格。站在皇帝的立場，這種人是越活越值錢，不是“眼中釘”。

所以，從政治格局和用人邏輯看，朱元璋沒必要在洪武十八年前后急著除掉徐達，反倒更需要他將來給朱允炆做靠山。當(dāng)然，這并不代表他一點戒心都沒有，但“非殺不可”的理由，并不充分。

三、史料與事實：徐達更像是累死和病死

真正可靠的記載，還是得看正史和實錄。《明史》對徐達結(jié)語不長，卻有幾句關(guān)鍵描述：一是“性謹厚”，二是“終以背疽卒”。這兩點放在一起看，基本上勾勒出一個形象：穩(wěn)重、懂分寸的武將，最終因老病去世。

背疽這種病在古代醫(yī)療條件下，死亡率不低。癰疽發(fā)作時，若拖延不治，或治療不當(dāng)，又缺乏有效抗感染藥物，很容易發(fā)展成敗血癥。別說在古代，就算在近代，沒有抗生素的年代，類似的病也常常致命。徐達長期在外征戰(zhàn)，舊傷累積，氣血耗損，年過五十以后，身體機能下降，出現(xiàn)嚴重瘡疾，并不奇怪。

有人會說，正史是統(tǒng)治者主導(dǎo)修的，可能把真相掩蓋了。這話有幾分道理，但也不能簡單推到極端。因為在明初那種檔案制度下，凡是朝廷大事，往往不止一種記錄渠道。官修實錄、地方志、文臣私人文集里，都會有相關(guān)信息，想要做到“全方位抹干凈”，難度非常大，稍有不合常理的地方，很容易留下漏洞。

現(xiàn)在看到的情況是：關(guān)于徐達被“燒鵝毒死”，所有線索幾乎都來自筆記、雜記，時間上又明顯晚于事件本身，口口相傳的成分太高。反而是那些離事件更近的資料，都傾向于“久病而終”。術(shù)業(yè)有專攻的史學(xué)家，基本也抱這種看法，“燒鵝說”更多被當(dāng)成民間流傳的故事，而不是事實。

再回頭看朱元璋的行事風(fēng)格。他確實誅殺了大量功臣，也對人性存有深度懷疑。但他有一個特點，很少用“陰謀、毒殺”這種模糊手段解決問題，而更喜歡干脆利落地公開定罪。理由可以牽強，可以放大，可以栽贓，但必須堂而皇之。胡惟庸案鋪墊多年，藍玉案也早有端倪，最后都是通過正式審理、下詔公布天下，不僅是除人，更是在立規(guī)矩。

對比來看，“燒鵝毒殺”的說法，不但手法粗陋，也不符合他一貫的政治習(xí)慣。要處理徐達這么級別的人，朱元璋不會選擇一個看上去既無章法、又容易留下閑話的方式。那只燒鵝，倒像是后人按“發(fā)物”說法硬套上去的劇本道具。

有人或許會問：“那徐達臨終時，朱元璋真的一點都不懷疑他嗎？”這一點很難給出絕對答案。帝王多疑，是常態(tài)；功臣位重，多少都會被防著。但懷疑歸懷疑，是不是要動手，是另一回事。明初的政治環(huán)境，確實殘酷，這點避無可避；但并不是每一個死去的功臣背后都埋著一段陰謀。

再看六王命運。常遇春早在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北伐途中病逝，年僅四十，死得太早，壓根沒趕上后面那輪大清洗；鄧愈在洪武八年病亡；李文忠在洪武二十五年去世；沐英雖遠鎮(zhèn)西南，也在洪武二十四年病死。真正因“大案”被波及的，更多是他們的后代或同輩勛戚。

在這些人當(dāng)中，反倒是湯和善終最引人注目。他早些年就主動告發(fā)過同僚的不當(dāng)行為，借機表明立場，既為皇帝分憂，也給自己留了退路。朱元璋對他保持警覺，卻始終沒有下狠手，讓他能夠退休養(yǎng)老。對比之下，可以看出太祖在區(qū)分各類功臣時，是有細致劃分的，并不是“一視同仁”地斬草除根。

徐達的位置，則介于“頂級功臣”和“可托大任”之間。他太早累出重病，反而在某種意義上，避開了后來的風(fēng)浪。若是再多活十幾年，到朱元璋晚年、燕王朱棣崛起之際，局面會怎么發(fā)展，就很難說了。歷史有時候就這么微妙，一場病，既是結(jié)局，也可能是另一種“脫身”。

把這些線索湊在一起，不得不承認，徐達之死，最合乎情理的解釋，就是多年征戰(zhàn)留下的暗傷疊加背癰惡化，在洪武十八年前后徹底壓垮了他的身體。而所謂“賞賜燒鵝害死功臣”，更符合說書人口中的橋段，而不是冷冰冰史料里的事實。

朱元璋有沒有冤？從現(xiàn)存資料和邏輯推演看，在“殺徐達”這件事上，他大概率背了一個并不屬于自己的罵名。歷史中的他，有殘酷的一面，也有精明的一面，但至少在這樁傳說里，那只“要命的燒鵝”，更像是后人放到他手上的道具，幫他把形象往極端上推了一步。

徐達，從一三三二走到一三九一年，用近六十年時間，從放牛少年做到魏國公，打下大半個明王朝的基業(yè)。結(jié)局雖是病死，但并非人人想象中的“被毒死”。在那個時代，這樣的收場談不上光鮮，卻也算是在刀光血影中，留下了一點難得的體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