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歌歌詞引起爭議，毛澤東與周總理的態(tài)度如何？

1949年9月的一個傍晚，中南海豐澤園的燈光一直亮到很晚。會場里，煙霧繚繞，文件一摞摞擺在桌上，卻有一件事遲遲定不下來——新中國的國歌，到底用什么，怎么用。

有人壓低聲音說：“再拖下去，10月1日開國大典可就真來不及了。”周恩來聽在耳里，只是輕輕點了點煙灰：“總會有個辦法。”

新中國的禮樂制度，需要從零搭建。國旗、國徽、國歌，這些象征，一個都不能含糊。而爭議，恰恰就集中在一首全國都已經耳熟能詳的歌上。

一首歌，牽出一段時代，也牽出幾位人物的命運。

一、《風云兒女》的片頭曲，怎樣走出銀幕

時間往前回撥十四年。

1935年夏天，上海的電影院里，人來人往。一部名叫《風云兒女》的新片登上銀幕，觀眾也許并不知道，這部片子開頭響起的那段激昂旋律，會在之后十幾年里，伴隨整個民族的血與火。

故事原本叫《鳳凰的再生》，是田漢在逃亡間隙寫成的電影故事。背景是“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的苦難歲月：東北淪陷，華北告急，抗日救亡的呼聲此起彼伏。

田漢設計了一個青年詩人辛白華，他在動蕩時代中的沉浮、迷惘與覺醒，基本勾勒出不少知識分子的心路：有人走向前線，有人陷入享樂，有人搖擺不定。這樣的角色，離當時的現實并不遠。

也正是在構思這部作品期間，田漢寫下了那段后來廣為人知的歌詞。

當時的上海，歌舞升平。一些“桃花江是美人窩”之類的靡靡之音大行其道，茶樓戲院里盡是紙醉金迷。田漢看在眼里，心里發(fā)緊：“這樣下去，人就廢了。”

他找到好友聶耳，話說得很直接：“我們也得有一首歌，能壓住這些東西。”聶耳點頭：“那就寫一首有勁的，像《國際歌》《馬賽曲》那樣。”

這并不是一句空話。那時候的文化人，大多有著強烈的時代使命感。歌不只是唱著好聽，更要能喚醒人。

有意思的是，《義勇軍進行曲》的詞，并不是田漢坐在書桌前慢慢推敲出來的，而是在被追捕、被監(jiān)視的高壓環(huán)境中，匆匆寫在一張香煙襯紙上的。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這些字，寫的時候并不豪華，也沒有什么儀式感。只是一個人在逃亡中，突然涌上來的決心。

歌詞交到中共秘密組織手里，輾轉到了夏衍那兒。因為紙被茶水打濕，字跡模糊，他和孫師毅只好一字一字辨認，最后謄抄下來，才算保存完整。不得不說，這一步要是疏忽了，后面的故事恐怕就要改寫。

另一方面，聶耳也在為這首歌的曲子忙碌。他已經創(chuàng)作過《畢業(yè)歌》《賣報歌》等作品，但面對這首歌詞，他自己也給自己提了個很高的要求。旋律要有氣勢，要能跟時代對上拍子。

曲子寫好初稿后，創(chuàng)作組開會討論，把原來的“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調整為“冒著敵人的炮火”。幾個字的變化，既考慮到歌唱的順口，也考慮到整句的凝練。

就在要進一步修改時，形勢又變了。為了安全，組織決定讓聶耳先去日本，再去蘇聯、歐洲學習。臨行前，他主動找夏衍：“這歌的曲子，還是讓我來完成。”

到了日本，他聽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叫囂，不免怒火上涌。那種心境下，他對初稿又做了修改，旋律愈發(fā)鏗鏘。1935年5月，定稿的《義勇軍進行曲》寄回上海，趕上了《風云兒女》后期制作。

7月，影片在上海公映。片頭一響起那句“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觀眾一下就被抓住。很多人出電影院時，嘴里還在哼。

遺憾的是，就在這首歌傳開的時候，聶耳在日本藤澤海邊意外溺水身亡，年僅二十三歲。《義勇軍進行曲》成了他的絕唱，而他留下的這段旋律，很快就不僅僅是一部電影的插曲。

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傳到世界各地

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義勇軍進行曲》幾乎是以爆炸式的速度，傳遍各個戰(zhàn)區(qū)。

從華北的平原，到華中的江河，軍隊、學生、工人，在游行、集會、出征儀式上，都在唱這首歌。“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不是一句空口號，而是許許多多人的日常。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當年的聽眾耳里，這一句并不需要解釋。北平、上海相繼淪陷，武漢會戰(zhàn)、長沙會戰(zhàn)一場連著一場，大后方也并不安穩(wěn)，人們親眼看到國家生死存亡的關口。

有趣的一點在于，這首歌的傳播，不止局限在國內。

1940年前后，保羅·羅伯遜在紐約的廣場上，用渾厚的嗓音唱起了這首中國歌曲，還專門錄制了一套名為《起來》的唱片。宋慶齡為這套唱片寫序，這種跨越種族和國界的共鳴，是很值得玩味的。

一首出自東方戰(zhàn)火的人聲，被一個黑人歌唱家唱到西方城市的廣場上，背后連接著的是反法西斯這一共同主題。《義勇軍進行曲》不再只是中國人的戰(zhàn)歌，也成為國際反法西斯陣營的一種精神象征。

到解放戰(zhàn)爭時期，它的地位更特殊。無論是東北野戰(zhàn)軍出征前，還是各大解放區(qū)的集會，很多場合都會唱這首歌。它自然地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國歌式存在”，雖然那時，還沒有任何正式文件說它是國歌。

所以，當1949年春，話題終于變成“新中國要國歌”的時候，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其實已經是《義勇軍進行曲》。

三、征集國歌：600多件稿子，難產的選擇

1949年春，“保衛(wèi)世界和平大會”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開。中國共產黨派出了代表團參加。

按照大會慣例，各國代表團入場時，要奏唱本國國歌。問題來了：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成立，自然也談不上已經確定的國歌。

現場有人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暫時代替。這個建議很順理成章，也得到代表團一致認同。但有個細節(jié)，引發(fā)了第一次爭論——歌詞中的那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有人認為，這首歌是抗戰(zhàn)時期的作品，“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對當時確實貼切，可眼看新中國就要誕生，中國人民即將“翻身做主人”，還用這句話，會不會氣氛不太一致？

于是，在當時那次會議上，有人把這句歌詞改成了“中華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時候”。在那個場合，這樣改，出發(fā)點無可厚非，是出于喜慶和鼓舞。

大會結束后，代表團回國，把這一情況向中央匯報。也正是這份匯報，讓“國歌怎么定”這個問題，被正式提到日程上。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決定成立六個工作小組，其中負責國旗、國徽、國歌等設計和擬定的，是第六小組，組長馬敘倫，副組長葉劍英。考慮到葉劍英身兼北平市軍管會主任、市長，事務繁忙，又增補文壇大家沈雁冰（即茅盾）為副組長。

7月4日下午，葉劍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第六小組第一次會議。會議上，他提出一個辦法：向全國征集國歌方案，讓全國人民都參與進來。

幾天后，征集啟事擬好，送到周恩來案頭。啟事對國歌提出了幾條基本要求：要有鮮明的中國特征，要體現新政權性質，要反映新民主主義的階段特點，要展示新中國的遠景，同時篇幅不宜過長，語言以語體文為主。

周恩來看后很快批示同意。啟事隨即打印出兩百份，分送毛澤東、朱德、李濟深等人征求意見，得到的反饋幾乎一致：“完全同意”。

隨后，全國多座大城市的報紙相繼刊登國歌征集啟事，版面位置都十分醒目。消息一出，反響異常熱烈。歌詞、曲譜、方案，從各地雪片般飛來。

到了8月初，統(tǒng)計數字擺在第六小組面前：各類稿件612件，其中國歌歌詞125件。可以說，大家的創(chuàng)作熱情，非常高。

在音樂方面，特意邀請了馬思聰、賀綠汀、呂驥、姚錦新四位音樂家擔任顧問，負責對稿件做初步篩選。這四位在音樂領域都有很高造詣，審稿自然不含糊。

他們從海量稿件中，篩出了13件較有代表性的作品，交由小組全體會議討論。8月26日，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召開時，這13件作品已經擺在周恩來等人面前。

馬敘倫做了簡要匯報：稿子雖然不少，里面也有可取之處，但總感覺差了口氣，更像普通的革命歌曲，而不是能代表國家的國歌。

常委們輪番看稿、討論，結果頗耐人尋味——13件作品，沒有一件得到一致認可。換句話說，國歌之選，仍然“空缺”。

而時間，已經走到9月中旬。天安門前的閱兵、禮炮、升旗的準備工作在緊鑼密鼓地推進，可國旗、國歌還沒有最終定案，這對第六小組來說，是不小的壓力。

在這種背景下，視線自然而然又回到了那首已經被唱了十幾年的《義勇軍進行曲》。

四、豐澤園里的一場爭論：要不要改那一句？

1949年9月25日，地點是中南海豐澤園。相關各方聚在一起，召開一場關于國歌問題的協商座談會。

會上，馬敘倫提出了一個既現實又折中的想法：“政府就要成立，國歌一下子恐怕還很難從頭制作出來，是否可以考慮，用《義勇軍進行曲》暫時代國歌？”

這個建議，一下拉近了大家的思路。歌已經有，大家也熟，而且它在全國范圍內的影響力擺在那里。

問題又來了，還是那句歌詞。

座談會上，有人重提“最危險的時候”這一句的擔憂：“曲子當然是好的，但歌詞里的這句，現在是不是不大合適？如果能稍微改動一下，也許更符合新形勢。”

從群眾心理上看，這種考慮不算多余。新政權剛建立，總要有一種昂揚、光明的氣氛，希望“危險”這樣的字眼少一點，本能上可以理解。

不過，也有人立刻提出不同看法：“這首歌是有歷史性的作品，代表那個時代的斗爭，歌詞如果改了，整體的完整性反倒受損。”

值得一提的是，創(chuàng)作歌詞的田漢當時也在會場。按理說，他有資格對自己作品的處理發(fā)表意見。他卻說：“歌詞在過去有它的意義，如今應該為新的歌詞讓路。”

這番話頗為謙和，也帶著一種藝術家對大局的顧全。但話剛說完，周恩來接過話頭，角度明顯不一樣。

他從國歌的象征意義談起：“國歌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氣質和精神狀態(tài)。《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在中華民族危難關頭，它表現的是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的精神。”

接著，周恩來話鋒一轉：“現在新中國成立在即，但帝國主義并不會就此善罷甘休。我們要建設，要發(fā)展，別人未必會高興，很可能會破壞，會進攻。那你說，這危險就沒有了嗎？”

這幾句話，實際上把問題抬高到了戰(zhàn)略高度。危險，并不只指槍炮臨頭的那一刻，也包括未來可能面對的外部壓力和內在考驗。一首國歌提醒的，不只是過去的危險，也是警鐘長鳴的意識。

周恩來還補充了一點，很細膩：“用原來的詞唱，情感是自然的。如果刻意修改，很多人再唱時，怕就少了那股子真情。”

坐在一旁的毛澤東，一直靜靜聽著。等大家議論得差不多了，他才開口：“新中國的成立，是人民的偉大勝利不假，但不能因此就以為從此高枕無憂。”

他說到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停頓了一下：“這句話，寫得好，很有意味。我同意周總理的意見，現在不能改，將來也不要改。”

這句話一落，全場的分歧，基本就被定了調。會議室里響起一陣掌聲，有人長出一口氣，似乎心中那桿秤突然有了準頭。

會后，毛澤東和周恩來帶頭，大家一起高聲唱起《義勇軍進行曲》。在那個夜晚，這首曾經屬于抗戰(zhàn)片頭的歌，已經在精神上被賦予了新的身份。

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關于國歌問題的決議：在正式制定國歌之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從程序上看，這是“暫行規(guī)定”。但從實際效果看，這首歌已經站到了最高的禮儀位置上。

五、天安門廣場上的那一刻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各代表隊隊列整齊，旗幟招展。下午三時，典禮開始。

毛澤東站在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聲音略帶湖南口音，卻格外有力。這一句話，將無數人的命運，劃出了一條新的起點線。

緊接著，他按下升旗按鈕。廣場一側的旗桿頂端，五星紅旗緩緩升起。就在紅旗離旗桿頂端越來越近的時候，軍樂隊奏響了《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在場的很多人，幾乎是下意識地跟著唱。那一刻，這首歌已經不再只屬于某段戰(zhàn)火歲月，而是成為一個嶄新國家最莊嚴場合的聲音。

在歷史記錄中，這次演奏，是《義勇軍進行曲》第一次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身份公開登場。它的歌詞，仍然保留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一句，一字未動。

這句曾被提議修改的歌詞，從此與共和國的誕生綁在了一起。

如果把時間軸拉長來看的話，可以發(fā)現一個頗為耐人尋味的軌跡：

1934年前后，田漢醞釀抗日題材的劇本，在追捕和監(jiān)視中寫出這首歌的歌詞；

1935年，《風云兒女》上映，歌曲走出銀幕，傳遍街頭巷尾；

抗戰(zhàn)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這首歌在戰(zhàn)場和后方反復被唱，成為許多中國人心中的“戰(zhàn)斗號角”；

1949年，從布拉格會場到中南海豐澤園，再到天安門廣場，它一步步完成了從“斗爭歌曲”到“國家象征”的轉身。

這個轉身，并不是某個人拍板就能完成的，而是時代推著一步步走到那個節(jié)點。也正因如此，關于一句歌詞要不要改的爭議，顯得格外有意味。

有人希望以喜氣、新氣象為主，這是一種情緒；有人堅持保留下“危險”的提醒，則是另一種態(tài)度。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選擇，更看重的是后者。

從結果來看，這首歌保留原貌，既保住了它作為歷史見證的完整性，也讓它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帶著一種警醒的力量存在。

當年豐澤園那場不算很長的座談會，爭論并不激烈，語氣也大多平和。但在關鍵問題上，幾句話就決定了一個新國家在禮樂象征上的基調。

那句“現在不能改，將來也不要改”，既是對一首歌的評價，也是對未來形勢的一種清醒判斷。歷史上的很多定案，就是在這樣看似平常的討論里，悄然落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