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親日到親美，1928年英美對中國做了什么？讓蔣介石態度急速改變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取得中央政府地位后，南京國民政府以對內統一東北，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為當務之急。然而，繼濟南慘案后，南京國民政府在這些目標上也遭到日本的阻撓，雙方的緊張不斷加劇。

1、從親日到親美

對南京國民政府來說，統一東北三省是國民革命的當然課題，故早在占領北京之前即已決定。但是，由于日方一再反對國民革命軍進入東北，也由于日本關東軍制造了殺害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蔣介石在占領北京后，將原來的武力統一方針轉變為“用政治手腕謀統一”。

與此呼應，對日本懷有殺父之仇的張學良也向南京表達了和平易幟的決心。針對這一新動向，田中內閣為阻止東北易幟，斷言“東三省方面此刻不僅毫無必要對南方采取迎合態度，而且反有自招危險之虞”。然而，盡管日方頻加反對及威脅，在南京的“慎重周全”與張學良的“曖昧遷延”相互配合下，1928年底，東北易幟成真。

東北的易幟迫使日本在法理上不得不將有關所謂“滿蒙權益”的談判對象由張學良東北政權改為南京國民政府。但日本從殺害張作霖到阻止東北易幟的一系列行動，進一步惡化了蔣介石等國民政府要人對日本的觀感，雙方在談判上的困難不言而喻。

這一期間，在國民政府力爭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問題上，中日矛盾也日趨激烈。1928年7月7日，外交部長王正廷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并締結新條約宣言”，對列國表明了以下方針：

一、凡中華民國與各國之條約已到期者當然作廢，另訂新約；二、舊約尚未到期者，國民政府將以適當手續予以解除及修訂；三、凡舊約已到期而新約尚未締結者，國民政府將另訂適當的臨時辦法，處理一切。

對此，一開始就采取強硬反對態度的日本外務省堅稱：“即使條約逾期，現行條約也仍然有效。如不以此為前提，即不能與國民政府商議修訂。”

于是，在國民政府7月19日通告《中日通商航海條約》逾期無效并施行“臨時辦法”后，日本指責其為“無視國際信義的暴行”而予以拒絕。中日雙方因此而無法修訂關稅條約及其他條約。

但是，在中日兩國圍繞東北易幟和條約改訂問題嚴重對立期間，英美等國在對華態度上與日本的差異逐漸顯現。

首先，美國繼1928年3月30日與國民政府解決南京事件后，又于7月25日與國民政府簽訂新的《關稅條約》，承認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并在事實上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的正統政府。美國在日本拒絕改訂條約之后的這一行動，理所當然地被中國民眾看成對日本的正面批判。

其次，英國外相也于同年7月底在議會答辯中稱：既然滿洲已在南京政府的統治之下，關于滿洲的任何問題，最終責任應由南京政府負責。正如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所言，英國外相的這一答辯表明英國否定了日本關于東北的一切問題應與東北統治者進行交涉的態度。

其后，在美、英的引領下，包括法、意大利在內的主要國家都對國民政府統一全中國表示贊成。隨之，它們在1928年底之前都通過與南京簽訂新的關稅條約而承認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結果，唯有日本依然堅持反對國民政府對東北的統治，堅持拒絕與國民政府修訂條約。根據新關稅條約的最惠國規定，日本對修訂條約的拒絕，致使中國從其他國家爭得的關稅自主權都無法生效。

在上述一系列問題的影響下，國民政府的英美觀和日本觀都產生了巨變。

南京事件發生時，蔣介石等人將英美視為“對華壓迫政策”的推行者，故懷有依靠日本推動國民革命的愿望。但一年后發生的濟南慘案，迫使國民政府開始將反帝國主義的主要矛頭從英國轉向日本，并為此而尋求與英美法的合作。

譬如，1928年5月12日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闿致電美國總統控訴日本暴行，請求支持中國。接著，胡漢民、孫科等旅歐國民黨要人亦主張國民政府今后在外交上應采取聯合英法的方針。同一時期，在前線的蔣介石除發出加速對英對美外交的指示外，還試圖由美國領事館調解中日沖突。總之，借王正廷的話來說，在濟南慘案的后期，“外交聯結英美一節，現已極有進步，美國務卿極有顯明之表示，國會并已提案承認國民政府，其態度最為鮮明。英國亦已確有把握，決不至附和日本，必將有對我友善之表示。”

英美在條約改訂等問題上進一步顯示的善意，自然加深了國民政府及中國民眾對英美（特別是美）的親近感和對日本的厭惡感。

對這一變化感受最為敏感的是日本駐華外交官。例如，上海總領事矢田在《中美關稅條約》簽署后，就中國的動態發出了如下報告：

繼發表致南京政府的公文后，美國簽署關稅條約的報導，給當地人們帶來了轟動。……中國的普通民眾不深究實質如何，卻都感謝美國及早承認中國的統一與接受關稅自主權。同時，上述感謝之情對日本則一變而成憎惡與怨恨，個中原因不難理解。國民黨的激進派則抓住這一機會，進一步煽動民眾。

似乎證明矢田的預感，在東北易幟問題上受到日本強大壓力的張學良和蔣介石，1928年8月25日達成一致意見：美國未來的態度與中日問題有重大關系，應派遣人員進行對美工作。這反映了國民政府在對英美觀念上的好轉。

1927年春南京國民政府初登舞臺時對英美的反感，曾促使其對中日合作充滿希望，1928年8月之后南京國民政府對歐美的好感將會帶來什么呢？1929年后的事態發展很快提供了答案。

2、外交方針的改變

對國民政府來說，1929年在外交上是個好年份。這是因為，繼實現東北易幟之后，在關稅問題上，1月30日，日本雖然仍拒絕修訂條約，但已同意實施特別關稅會議批準的差等稅率，故中國在實現完全關稅獨立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此外，國民政府與英美之間還開始了修訂不平等條約，特別是廢除治外法權的談判。

2月1日，在開始適用差等稅率之際，蔣介石感嘆：

吾國關稅至于今日，猶不能完全獨立，而行此不得已之過渡稅率，由關稅自主之真實意義言應引為遺憾！惟此次新稅則所根據之差等稅率，乃昔日列國所一再留難，而不肯承認者。至于今日已使最后阻礙我國關稅自主者，亦不能不承認，且不能不履行之，而此新稅則適用之期間，又經確定為一年期內之過渡辦法，過此一年期間，我國關稅即可完全獨立，亦即關稅自主，已有實現之確期，不至如昔年之漫無期限矣！此不啻預示中國之獨立自由，已屆成熟之時矣！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介石隨后發表了三次引人注目的演講。

首先是1929年5月3日紀念濟南慘案一周年的演講。

在這篇演講中，蔣介石回顧了濟南慘案的詳細過程與本人的親身經歷，強調濟南慘案是國民革命以來中國遭受的最大恥辱，“凡是我們中國人，凡是我的學生與部下，大家如果忘了這次五三慘案的恥辱，而不想設法湔雪，那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人格就要喪失殆盡，就是中國的土地也將會被這野蠻的日閥所并吞，我國人民都要作他們的奴隸牛馬了”。

接著，他指出：要洗雪中華民族的恥辱，達到中華民國真正獨立自由的目標，不應依靠貼標語、喊口號或示威游行，而只能依靠埋頭準備，堅苦奮進，蓄養實力。而且，蔣介石還強調，“須知我們報仇雪恥的敵愾心，絕不能暴露出來，我們所有吞敵的氣概，非到最后關頭，是不能有一點流露的，因為那將徒然為敵人所忌，要來對我們再下毒手！”

其次是同年7月9日在北平發表的兩個講話。其中，蔣介石揭示了他作為中國領導人對國際政治與中國外交戰略的“最重要的觀點”。

其內容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基本點：

一、由于外國帝國主義處于一損俱損的連帶關系之中，中國目前對之不可能全部打倒，更不可能同時打倒。對中國來說，要推翻帝國主義，達成完全獨立，最需要的是“有適當之機會，又能利用機會”。抓住機會則事半功倍，喪失機會則徒勞無益。

二、帝國主義國家的利害對立與相互矛盾，勢必引發新的國際戰爭，尤其在英美日之間及日蘇之間，這種趨勢最為明顯，而中國則是其沖突的焦點。國際戰爭之再次爆發即是中國的機會，帝國主義者互相殘殺之時即我中國獨立奮發之日。

三、機會之到來，遠則十五年，近則隨時可能。機會到來之前，中國應專心致力于國家統一與國力建設，機會到來之后，中國應善于利用國際矛盾。

四、無論在軍事方面還是在國際政治方面，“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古訓均為最高戰略。

蔣介石的上述基本構想，對考察其后國民政府的外交戰略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這個基本構想把機會屆臨之前的時期視作中國的“準備時期”，強調中國在此期間必須忍辱負重。同時，它指出：中國的機會因國際戰爭必至而必來，故不必為一時失敗而悲觀絕望。這里，前者從忍耐的必要性提出了拖延戰術的重要性，后者則以勝利的必然性而說明了拖延戰術的正當性。
第二，這個基本構想以目前不可能全面打倒及同時打倒帝國主義為理由，主張中國外交應該在一定的時期把矛頭集中于一定的帝國主義國家。
第三，這個基本構想基于“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戰略，認為在處理對外問題時，外交活動特別是對國際矛盾的利用應重于軍事決戰，這一利用不僅因中國的具體國情和國際環境而別無選擇，且必定成功。
最后，這個基本構想把國家的統一和國力的建設視作洗雪民族恥辱和達成國家獨立的前提，其中隱含有解決對內問題應該優先于解決對外問題的判斷。

上述四點，可以視作蔣介石外交戰略的基石。從整體上看，其后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國際關系觀與對外方針，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

3、對蘇關系的轉變

至于這一時期國民政府對日本的主要認識，則在1929年4月制定的《中華民國國防計劃綱領草案》（以下簡稱《綱領草案》）有很明確的表達。

《綱領草案》對中國假想敵國的判斷是：根據今日中國之外交形勢、地理位置與歷史事實，將來與中國發生戰爭公算較多之“預想敵國”，首為與中國陸海相接且有滿蒙問題、山東問題及其他多數利害沖突的日本，次為與中國有遼闊邊境且有蒙古問題的俄國。

另一方面，《綱領草案》雖將英法列為第三、第四“預想敵國”，但對美國則既判斷“在我軍軍備建設未完以前，不能得美國實力之援”，又認為美國因與日本太平洋上勢力之沖突，“故國人心目中引以為友者首為美國”。作為今后達成中國領土及主權完整的順序，《綱領草案》還提出，“首在抵抗今后列國對我繼續發生之壓迫，次為恢復現有領土中如山東、東三省、蒙古、西藏等處所缺損之主權，次為恢復既失之領土，如金州半島、威海衛、臺灣及其他沿海與內地諸租界”。這些都意味著國民政府與日本的利害沖突將進一步激烈化。

國民政府為何把蘇聯與日本并列為“預想敵國”呢？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簡要回顧中國國民黨及南京國民政府的對蘇關系。

自1923年至1927年，中國國民黨曾實行“聯蘇容共”政策。其間，蘇聯派遣的顧問直接指導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亦有許多重要干部留學蘇聯，在理論和組織等各方面深受蘇聯影響，故蔣介石也曾認為“蘇俄為吾中國唯一之同志，中國革命之成敗自與蘇俄有密切之關系”。在這一時期所進行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之中，蘇聯的援助發揮了巨大作用。正因如此，當時在日本統治層中，很多人竟持有國民黨就是共產黨的看法。

但是，由于在主義問題上的對立日趨深刻，1927年4月蔣介石勢力在粉碎蘇聯陰謀的口號下以發動“清共”而與之決裂。其后，南京國民政府公開以反蘇反共為旗幟，而蘇聯也通過共產國際及作為其支部的中國共產黨，把打倒蔣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作為中國革命的當前目標。雙方因之進入了你死我活的敵對狀態。

1927年12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以蘇聯領事館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廣州起義”為由，撤銷了對蘇聯領事館及蘇聯在華國營商業機關的承認，禁止其一切活動。但因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尚是一個未獲得國際承認的地方性政權，故上述措施的效力僅及于南京國民政府所支配的地區。不過，由此發端，中國國民黨和蘇聯共產黨的黨際關系正式斷絕。

1928年6月占領北京以后，南京國民政府成為代表中國的中央政府，但其對蘇關系繼續惡化。同年7月，中蘇兩國終因中東路武裝沖突而斷絕了邦交。蘇聯把“中東路事件”看成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國民黨政府所發動的“對蘇侵略”的開始，故通過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變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革命戰爭”。

1927年以來的國共內戰因而更趨激烈。在內政危機深化的同時，中蘇斷交后，蘇聯進一步加強了對外蒙古的控制，外蒙古問題同中東路問題隨之成為中蘇之間兩大外交懸案。

就這樣，1927年以來，在中蘇關系中，有關國家主權的外交危機，一直同以國共內戰為焦點的內政危機融為一體。與此相應，南京國民政府在強化剿共戰爭的同時，在對蘇復交問題上堅持了兩大原則，即：甲，蘇聯須立即停止在華之赤化宣傳運動；乙，蘇聯政府須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

在這種背景下，盡管中日兩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矛盾日趨激化，國民政府仍把蘇聯視作外患而不減警戒。

1931年7月初萬寶山事件發生后，蘇聯曾通過在莫斯科交涉中東路問題的中國代表莫德惠，向國民政府提議恢復邦交，稱：“現今日本覬覦滿蒙，國境方面中日緊張。當此時機，中國政府何不重訂對蘇對日政策，采對俄親善方針而使本國能專心對付日本？果能如此，中國之對日實力必占優勢，而造福于今日之中國”。

對此，國民政府雖屢經討論，“終認為蘇俄為赤色國家，吾國赤害蔓延南北，皆因蘇俄所賜，故即使其真有親華之覺悟，我也不應以對俄親善為旗幟”。基于此點，其最后結論為：“蘇俄對莫全權之表示，真心不外利用中國。蘇俄狡猾，斷無輕棄侵略野心之可能。故對莫全權所轉告之各種建議，我絕不許可，并應予以反駁。”

綜上可見，從歷史淵源來說，中國國民黨無論是組織還是領袖人物個體，在對日關系與對蘇關系上，都既有過合作，也有過對立。在此過程中，他們既得到過日本與蘇聯的援助，也遭到過日本與蘇聯的打擊。因此，盡管程度上有差異，但對于中國國民黨及“黨治”下的國民政府來說，日蘇兩國可謂都是“功”與“罪”并存。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無論是對日本還是對蘇聯，在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領導層的內心深處，都既有促進親近與合作的正面遺產，也有強化憎惡與對立的負面遺產。另一方面，由于同樣的理由，他們也同時遭到來自日蘇雙方的懷疑與敵視。

與此相比，現實政治與外交之間兩種相互矛盾的必要性的交叉，則是造成中日蘇三角關系之特殊構造的第二個因素。

先從對蘇關系來看，國民政府為了對抗濟南慘案以后來自日本的侵略，本來需要“近蘇”乃至“聯蘇”。但與此同時，為了顧及外蒙古問題等事關領土主權的外交懸案，顧及以國共內戰為中心的國內政治，國民政府又都有“疏蘇”乃至“反蘇”的必要。

次從對日關系來看，無論是基于在反蘇反共問題上的共同利害，還是出自積蓄實力、等待機會的策略考量，國民政府都有必要接近日本與緩和中日關系，但與此同時，為了對外抵抗侵略、對內不給攻擊國民政府“屈服”“賣國”的各種反政府勢力提供口實，國民政府又都有“疏日”乃至“抗日”的必要。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