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1949年囑托葉劍英尋找莫雄，無論犯錯都要妥善安排工作！

1949年秋，廣州剛剛解放不久，華南的天空還彌漫著戰火散盡后的硝煙味。就在這個當口，廣東軍政干部里悄悄傳出一則“怪消息”：新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居然要從廣州趕赴香港，去找一個早已“失勢”的國民黨少將。

有人不解，小聲問：“這種人還值得費這番事？”也有人反駁：“聽說是毛主席點了名的，還特別交代要給他安排工作。”在那個對敵斗爭極其嚴酷的年代，這樣的安排顯得頗為“反常”。

這個人，就是莫雄。

毛澤東對葉劍英說得很明白：“莫雄是我們黨的老同志、老朋友，無論他過去犯過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這句話背后，是一段足夠寫進教科書的隱秘歷史，也是莫雄這位“黨外奇人”一生最關鍵的注腳。

要弄清毛澤東為什么這樣評價他，就得把時間撥回到半個世紀之前，從一個窮苦鄉村少年說起。

一、從“莫大哥”到“剿共司令”：身份越高，離共產黨越近

1891年，莫雄出生在廣東英德的一個窮苦農家。家里地少人多，他從小就知道什么叫“揭不開鍋”。十三歲那年，迫于生計，被家里人送往廣州謀生。那時的廣州，是南中國最繁華的口岸之一，也是新舊思潮交鋒最激烈的地方。

少年莫雄文化不高，只能在一座天主教堂當伙夫，端盆洗碗，全靠一身苦力混口飯吃。按說，這樣的出身，很難和“革命”兩字扯上關系。不過時代變了，城里流傳的各種新思想、新詞匯，經常鉆進街巷茶樓，也鉆進了窮人耳朵里。

大約在16歲前后，他接觸到孫中山的同盟會宣傳，聽到“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心里像被火點了一下。這個從小吃盡苦頭的窮孩子，突然覺得自己的人生可以不止是“端菜洗碗”。在幾位革命者介紹下，他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從此踏進了風云詭譎的大時代。

同盟會內部很快發現，這個年輕人膽大心細、嘴嚴可靠。經過一番考察，組織決定把他派到清廷新軍里做秘密工作，讓他去發展“自己人”。新軍本來就是革命黨著力爭取的對象，可不是誰都敢往槍口堆。莫雄卻干得有板有眼，憑著個人魅力和吃苦在前的作風，拉起二百多名新軍士兵，成了后來革命武裝起義的一支骨干力量。

由于駐地和防范原因，他沒能參加1911年的黃花崗起義，但他的活動在整個廣東革命圈內有口皆碑。辛亥革命成功后，廣東宣布獨立，這個老資格同盟會員很快走上軍界上升通道，先后擔任排長、連長，和清廷殘余勢力作戰時總是沖在前頭。

那時的粵軍里，許多將領都叫他“莫大哥”。這個稱呼里，不光有輩分，還有一種對他早年投身革命的敬意。

1922年，莫雄迎來了人生第一個大轉折。這一年6月，廣東軍閥陳炯明突然叛變，炮轟孫中山駐地，企圖篡奪政權。孫中山處境極其危險，勢力也受到嚴重打擊。

陳炯明在叛變前，曾派人悄悄游說莫雄，希望這位“莫大哥”投靠，許諾今后大官厚祿都有他一份。面對金錢和地位的誘惑，莫雄想都沒多想，直接拒絕。他后來回憶這段往事時，只說了一句很簡單的話：“跟中山先生的路，不能變。”

不僅拒絕，他還安排親信冒險登上永豐艦，把叛變消息、敵軍部署傳給正在躲避追擊的孫中山。同時，他以手中兵力為基礎，迅速聯絡滇軍、桂軍等部隊，組織起一支討伐陳炯明的聯軍，自己擔任一線總指揮。

這支約四萬人的部隊，士氣很足。作戰中，莫雄反應快速、用兵果斷，一路打得陳炯明潰不成軍，很快就把他趕出了廣州。危機解除，廣州再度回到孫中山的掌控之中。

這場血與火的較量，讓孫中山對莫雄刮目相看，當面稱贊他“忠誠可靠，有膽有識”。不久之后，孫中山任命他為粵軍少將旅長。這一年，莫雄才31歲，已經站在國民黨軍界的前排位置。

時間進入1925年，國共第一次合作正在推進，廣州國民政府展開對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莫雄再次掛帥出征，戰場表現仍非常搶眼。更有意思的是，在他的部隊里，此時已經有不少中國共產黨員，他們在戰斗中沖鋒在前，紀律嚴明，和一般軍人有明顯區別。

莫雄看在眼里，只覺得這些人“不一樣”：打起仗來不要命，平常卻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他一度還搞不太清楚“共產黨”到底和自己信奉的“三民主義”有什么差別，但心里已經留了印象。

孫中山逝世之后，國民黨內部權力天平迅速傾斜。蔣介石借北伐之機逐步掌控軍政大權。開始時，莫雄對蔣的印象還不壞，畢竟當年護法時期，蔣也守在孫中山身邊，表現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樣子。

可時間一長，他發現情況變了。蔣介石借整軍之名，先讓他去繳掉幾支粵軍老部隊的武器，轉頭又把這些人定為“反革命”，徹底清洗。等莫雄反應過來，自己辛辛苦苦帶過的兵，已經被拆得七零八落。

從那之后，他對蔣介石心里就亮了：這不是以前認識的那些“革命黨”。在外表上，他還不得不維持表面恭敬，該見禮見禮，該匯報匯報；可在心底，他已經把“反蔣”“為粵軍兄弟報仇”的念頭牢牢壓在心里。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這種復雜心態下，他和共產黨接觸得越來越密。幾次長談之后，他逐漸意識到，自己曾經忠誠追隨的三民主義，真正堅持“民族、民權、民生”的，反而是這批被蔣稱作“共匪”的人。

于是，他認真地提出想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負責與他聯系的，是地下戰線經驗豐富的李克農。經過向中央報告和反復斟酌后，組織給他傳來回復，大意是：

你是革命老前輩，又是孫中山的忠實同志，要求入黨是歡迎的。但考慮到你在國民黨內部資格老、人脈廣，為了工作方便，以不正式入黨為宜。你認為對黨有利的事，就盡力去做。

這句話，對熟悉統戰和情報工作的人來說，意味很重。莫雄一聽就懂了：黨要他做的，是隱藏身份，用“國民黨少將”和“老同盟會會員”的外殼，給共產黨提供幫助。

從那一刻起，他在心里做了一個簡單卻極大的決定：“黨不收我名義，我也當自己是黨員。”這也是后來毛澤東稱他為“老同志、老朋友”的根由。

從此，“莫大哥”的潛伏人生拉開帷幕。

二、“極秘密”三字下面：一份情報，換來一條長征路

時間來到1930年代初。蔣介石發動一輪又一輪的“圍剿”紅軍，江蘇、江西一帶到處是“剿共總指揮部”的牌子。就在這個背景下，他又想到莫雄，把他調去擔任江西德安贛北第四區“剿共保安司令”。

對其他軍官來說，這個職務算不上特別風光。莫雄倒非常滿意，因為這個崗位正好貼著紅軍根據地。接觸多了，幫助的機會自然就多了。

蔣介石為了籠絡這位“老資格”，還給了他一項“特殊權力”：送了一張空白組織表，再配上不少經費，允許他按自己意愿重組部隊，招攬舊部。老蔣想的是借這一招把粵軍老系統牢牢拴在自己手心。

誰也沒想到，這招被莫雄“反向利用”了。

拿著這張空白表和經費，他先去了上海，與中共中央特科的一些同志取得聯系。那是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期，上海地下組織處處是危險。他約見嚴希純、項與年、劉啞佛三人，說明情況后，把蔣介石給的表格和錢放在桌上，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了一句：“蔣介石要我剿共，我就用他的拳頭打他的嘴角。”

這句話后來被不少史料引用，倒也貼切。幾位地下黨員經過仔細斟酌，決定接受這份“好意”。不久，他們被安排進入莫雄的部隊和“剿共司令部”內部，逐步掌握了情報、聯絡、通信等關鍵崗位。

在他們的共同運作下，這個掛著國民黨牌子的“剿共指揮機構”，實際上已經由共產黨骨干進行實際掌控。可以說，這個機構名義是“剿共”，實質上卻在處處給紅軍通風報信、疏導壓力。

此外，在莫雄的介紹和掩護下，又有一些地下工作者被安排進入國民黨的情報和特務機關，從內部打通渠道，讓不少被捕同志有機會脫險，也為黨組織在白色恐怖中留下珍貴的生存空間。

更關鍵的，是1934年秋天發生的一件大事。

這一年9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一次絕密軍事會議，主題只有六個字：“解決中央蘇區”。參與的全部是各省軍政主官、軍團指揮員這一級別的高級軍官。按資歷說，莫雄其實不夠格，但因為他在之前“剿共戰報”中次次“捷報頻傳”，被破格邀請。

會議地點在廬山山頂的一座禮堂，門衛極嚴。蔣介石親自主持，身邊還有德籍軍事顧問出謀劃策。與會人員被發下一份厚厚的作戰文件，封面上赫然印著“極秘密”三個字。

文件內容頗為嚇人。以瑞金為中心，文件在地圖上畫了一個半徑150公里的圓圈，在這個范圍內，各個方向都部署了重兵，計劃層層推進，形成一道密不透風的包圍圈。每一片區域都有編號，對應具體部隊；每一步推進都精確到時間、地點；還要求在推進過程中不斷構筑碉堡、鐵絲網、火力點、電話線、中繼站和野戰醫院等支撐設施。

按方案設想，最終成果是：在瑞金周圍豎起密集的鐵絲網和互相交叉的火力封鎖線，把蘇區像關在一個巨大的鐵籠中，然后再集中兵力予以步步蠶食。

莫雄邊看邊倒吸涼氣。他不是沒見過蔣介石“圍剿”的文件，但這一次明顯不一樣。不僅部署更細，后勤保障和工事建設也安排得極其嚴密。配合當時紅軍的兵力、裝備情況，這樣一來，危險就變得極大。

更讓他心頭一緊的是，他想起前段時間在駐地附近看到一支國民黨部隊不斷用新式卡車運送大量鐵絲網和軍工物資。他曾順口問過一個在南昌軍械處任職的舊部，對方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次圍剿不同往常，有顏色給紅軍看，恐怕要下死手。”

會前，他曾把零散情況同劉啞佛、盧志英等共產黨同志討論過，當時大家都認為形勢雖嚴峻，但不至于“致命”，中央留在瑞金還算穩妥。此刻，他拿到這份完整的絕密方案，才意識到原來之前的判斷太樂觀，危險程度遠在預估之上。

會議接近尾聲時，蔣介石在臺上慷慨陳詞，表示這次“剿共大業已握勝券”，要求各方“畢其功于一役”。下面的軍官們有人點頭，有人無語。莫雄心思全不在這些話上，他注意力都在手里那份文件上——每一份文件都有不同編號，對應具體與會者，一旦泄露，立刻能查到“誰是內鬼”。

會后，他帶著文件回到駐地，連飯都顧不上吃，就把劉啞佛、項與年等人叫進辦公室，詳細講述會議情況。幾人輪流翻看那份作戰方案，越看越心驚，現場一度沉默得可怕。

“不能拖了。”有同志低聲說，“只是這文件一出手，你這邊一下就暴露。”

莫雄掃了他們一眼，說了一句非常干脆的話：“有什么辦法好說？情報拿去交黨中央，天大的事由我擔著。”語氣平淡，卻已經是把生死看開。

問題還在于，怎么把這份“極秘密”文件安全送進中央蘇區。最后，項與年接下任務。他先在南昌辦事處把文件內容細細記憶，把要點抄在極薄的紗紙上，卷成細條，藏進鞋底。為了不引人懷疑，他打碎自己四顆門牙，又把臉弄得黝黑，扮成一路逃難的窮人。

這一路，同樣兇險。國民黨檢查站一道接一道，他靠著自己多年的軍界經驗，一點一點躲過盤查，吃盡苦頭，終于抵達蘇區，把情報交到了周恩來和中央領導手中。

正是這份情報，讓中共中央看清國民黨的整個圍剿部署和意圖。從此，紅軍不再固守中央根據地，而是果斷實行戰略大轉移，1934年10月開始陸續撤出瑞金，踏上漫長的長征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在處理這份情報時，對保密工作抓得極嚴。外界只知道“敵軍圍剿形勢空前嚴峻”，卻不知道具體方案是如何獲知，也從沒有任何材料提到“文件編號”以及來源是誰。對蔣介石來說，這次圍剿失敗，他只歸罪于“部隊執行不力”，從沒想到過自己的絕密方案會早一步送到對手手里。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場普通的軍事調整；從暗處來看，莫雄冒死帶出的這份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紅軍、改變了中國革命的走向。這份功勞，長期埋在檔案深處。

三、幾起大險，大半生猜疑：從軍法處到香港，再到廣州參事室

廬山會議之后，莫雄不僅沒被懷疑，反而因為“剿共勝利”的假象而更加得到蔣介石的器重。1935年3月，他被派往貴州，配合軍隊執行“圍剿”任務，與國民黨師長陳光中一道，負責貴陽、畢節一帶的軍事行動。

陳光中這個人，有野心也有貪欲，極好財好色。莫雄很清楚這一點，就順勢而為，故意用金錢、美色把陳光中拖進吃喝玩樂中，讓他每天心思不在軍務上。自己則暗中控制部隊調動，盡量減少對紅軍的實際打擊。

時間一長，莫雄又老一套：向蔣介石報告“殘匪已肅清”，一切“按計劃進行”。蔣介石習慣性地相信這些“捷報”，還真沒往深處想。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同樣的把戲玩多了，總有露餡的一天。1935年12月，賀龍、肖克率領的紅軍部隊準備通過畢節一帶時，提前向莫雄發來消息，希望他在力所能及范圍內提供便利。

莫雄收到消息后，干脆下令打開畢節城門，讓紅軍隊伍進城休整了半個月左右。這一舉措，說白了就是：堅決不做截擊，反而在自己負責的防區為紅軍騰路。

這么大的動作，不可能完全瞞過所有耳目。沒多久，蔣介石方面就收到些零星線索，隱隱覺得“不對勁”。

正巧，上海的國民黨特務機關在抓捕行動中逮住了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黃貺書。審訊中，黃貺書的中共身份暴露不說，身上還搜出一些與莫雄往來的信件。線索疊在一起，軍統、黨務系統內部的懷疑聲一下子大了起來。

這個時候，國民黨內部早就有人對莫雄“不放心”，只不過缺乏“鐵證”。如今，線索逐漸匯總到蔣介石案頭，懷疑就成了實實在在的警報。莫雄最終被押進南京軍法處的監獄，面臨的可能是“通共”大罪，一旦定性，幾乎沒有活路。

就在這個危急關頭，他昔日的朋友發揮了作用。我黨方面首先知曉消息后，通過秘密渠道通知了他的家屬，希望他們盡快自救。莫雄的家人反應很快，先去求助幾位與莫雄關系不錯的國民黨高層——楊永泰、陳誠、張發奎等人。

當時兩廣地區正在醞釀“地方獨立”的風潮，這幾位掌握不少地方武力。他們在與蔣介石周旋時，把“處理莫雄”的事拿出來做籌碼，委婉提出：如果把這樣一位在粵軍中有名望、有影響的人直接處死，對穩定兩廣軍心不利。

蔣介石手上的材料其實并不完整，既沒有確鑿證據證明莫雄“通共”，也擔心貿然殺人激化軍心。在綜合考慮政治利弊后，他選擇了暫時“寬大處理”，同意將莫雄釋放。

出獄那天，蔣介石還特意找他談了幾句，話里帶著試探：“你身邊怎么總有共產黨的人？那個姓黃的，已經承認了。”莫雄心里明白，這既是質疑，也是探底線。

他不慌不忙回答：“他是我以前的老同事，是陳炯明舊部的主任參謀，自個兒找上門來，何況我已注意過他的動向。”接著又補一句：“委員長放心，以后我會更加留意。”

蔣介石沒有得到想聽的“認罪”，也沒撈到新證據，只能把懷疑壓在心里。自此以后，莫雄雖然脫離牢獄，卻再也沒有得到重用，成了國民黨內部“重點盯防對象”。

時間很快推到抗戰勝利、全面內戰爆發。隨著國民黨節節敗退，各種情報和舊賬不斷涌出。到了1949年，薛岳掌握了一些莫雄曾大量接觸共產黨人士的證據，準備借機“清算”。這一次，沒有多少人愿意再為莫雄說話，他本人不得不在朋友、地下黨幫助下避走香港。

也正是在他身在香港、進退兩難的時候，毛澤東在北平作出一個出人意料的指示——廣州即將解放，華南局主要負責同志需要去香港接觸一些關鍵人物，其中就包含莫雄。

葉劍英接到任務時，也有些詫異：“這樣一個國民黨少將，值得中央如此重視？”毛澤東解釋得很直接：“莫雄是我們黨的老同志、老朋友，無論過去犯過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

這句話，既是信任，也是一種重新肯定。華南方面很快通過隱秘渠道和莫雄取得聯系，把他安全接到了解放區，后來安排在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任職，算是有了一個穩定落點。

但他的麻煩遠沒結束。

新政權建立初期，各地都要對干部和社會人士進行詳細審查登記。莫雄按照要求，老老實實在履歷表上寫下自己的一生經歷：從同盟會，到孫中山麾下粵軍少將，從“剿共司令”到國民黨監獄，幾乎沒有隱瞞。

問題出在“認定”上。因為幾十年來，他一直是在暗中幫助共產黨，許多事情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又缺少完整的書面憑證。廣東地方人事部門在審核時，只看到一個長期擔任國民黨軍官的“舊人”，對他在革命中的特殊貢獻自然摸不清，只能將他的身份簡單歸入“原國民黨高級軍官”。

到了1951年前后，土改運動深入鄉村。基層農民對“國民黨軍官”天然厭惡，更何況是“少將司令”這種級別。有村民舉報說，這個人當年在國民黨軍中位高權重，哪里像“革命同志”，要求對他進行批斗甚至槍決。當地一些部門由于不了解內情，也沒有提出異議，這件事一度朝著最危險的方向發展。

就在莫雄命懸一線的時候，一個熟悉的名字出現了——古大存。解放前，他曾在地下戰線與莫雄有過接觸，知道一些不為外人知的往事。當時古大存擔任廣東省政法委主任，聽說莫雄被當作“反面典型”準備處置后，感到事情不對勁，多方打聽，發現負責審查的同志根本不知道莫雄在長征前夕提供過絕密情報。

古大存先是按程序向有關部門反映，希望暫緩對莫雄的處理，再仔細查證。無奈層層傳遞后，效果甚微，基層仍按原意執行。情急之下，他直接找到葉劍英，把情況說了一遍。

葉劍英聽完，臉色當場沉下來。這個名字，他太清楚了。若不是當年毛澤東親口叮囑，他也不會冒險去香港接人。沒想到短短幾年，這位被中央稱為“老朋友”的人居然落到如此境地。

很快，華南局辦公廳接到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對莫雄的一切錯誤處理，重新核實其歷史情況。莫雄這才從死亡邊緣被硬生生拉了回來。

不久之后，那個當年冒著生命危險送情報進中央蘇區的項與年，在報紙上一眼看到“莫雄”兩個字，內容提到此人目前在廣東工作。他隱約猜到，這很可能就是當年的那位“莫司令”。經廣東方面確認身份無誤后，他把情況層層上報至李克農和中央有關部門。

相關材料慢慢匯總，莫雄多年來埋在暗處的功績，才逐漸浮出水面。組織對他過去的貢獻作出肯定，他的政治待遇也隨之得到糾正。此后，他先后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繼續在新的崗位上服務國家。

對于一個出生寒微的廣東農家子弟來說，這樣的結局算得上是“命運對他略作補償”。

1980年2月12日，莫雄在廣州病逝，享年89歲。至此，他那條從同盟會、國民黨到共產黨地下戰線，跨越三個政治階段的復雜人生，畫上一個安靜的句號。

回頭看去，這個人有幾個特點格外醒目：少年立志，早年追隨孫中山；對蔣介石的警惕和反感，來源于一次次親眼所見的背信棄義；面對共產黨，他在沒有獲得正式黨員身份的情況下，幾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當成“沒登記的黨員”，該冒的險照樣去冒。這種做法，說簡單點，是“認死理”；說嚴肅一點，是把生死置于身后、把選擇一條道走到底。

從廬山會議那份“極秘密”情報，到畢節城門敞開迎接紅軍，再到解放初期身份不明時差點遭錯誤處理，莫雄每一次都站在了歷史的縫隙處。他既沒有在紅軍隊伍里立下顯赫軍功，也沒有在公開場合留下太多高調言辭，卻在看不見的地方扳動過幾次很關鍵的杠桿。

這種人，不容易被大眾記住，卻很難被真正的歷史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