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月入100元算高薪？別逗了，一瓶走私汽油就干掉你一天工資

平壤的夜，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鐵鍋。

出租車司機明浩把車停在光復大街路邊，搖下車窗，點了一根煙。火光照亮了他的半張臉，三十七歲的年紀，看著像五十歲。

“今天跑了八個小時，拉了四趟客人。”他伸出四根手指，在煙霧里晃了晃，“賺了十二塊錢。”

十二塊錢，人民幣。這是他一天的勞動所得。一個月跑滿三十天，不休息，三百六十塊。在平壤，這已經算不錯的收入。

“我有個同學在工廠上班，一個月工資折合人民幣不到一百塊。”明浩說這話時，語氣平淡，像在陳述一個與自己無關的事實。

一百塊。在今天的世界上，一百塊錢能買到什么？在北京，夠吃兩碗炸醬面。在上海，夠坐十次地鐵。在紐約，夠停一小時車。

在平壤，這是一家人一個月的活命錢。

明浩的妻子在國營商店當售貨員，每月工資八十塊。兩個人加起來，四百四十塊。要養活兩個孩子，還要贍養住在鄉下的老母親。

“夠用嗎？”我問。

他沉默了很久。煙燒到了過濾嘴，燙了一下手指，他才回過神來。

“不夠。”

不夠兩個字，太輕了。輕到裝不下他眼角的皺紋，裝不下他孩子穿了三年的校服，裝不下他母親冬天舍不得生爐子的那間老屋。

可他能怎么辦？

在朝鮮，你不能辭職下海，不能擺地攤創業，不能換個城市打工。你的工作是國家分配的，你的工資是國家定的，你的人生，是一本寫好了劇本的戲。

而明浩，連配角都算不上。他是舞臺角落里的一個道具。

“我小時候，以為全世界的人都跟我們一樣。”明浩掐滅煙頭，聲音很輕，“后來在車上拉到一個中國客人，他給了我五十塊錢小費。五十塊啊，我跑四天才能掙到。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一樣。”

不一樣。這三個字，比“不夠”還重。

朝鮮的工資體系，是一個平行宇宙。

大學教授，月薪折合人民幣一百二十塊。醫院的主治醫生，一百五十塊。政府機關的科長，兩百塊。這已經是金字塔尖上的收入了。

而一瓶從中國進口的醬油，要三十塊。一公斤豬肉，要四十塊。一雙孩子的運動鞋，要一百五十塊。

數學不好的人算不清這筆賬。數學好的人，算清了，更難受。

明浩給我算了一筆更扎心的賬：他車里的汽油，是從黑市買的走私貨，一公斤折合人民幣四十塊。他跑一天，光油錢就要燒掉七八十塊。

“那你不是倒貼？”

他苦笑：“車是公司的，油也是公司的。公司每個月給我配額汽油，夠跑五天。剩下二十五天的油，我自己想辦法。”

這就是朝鮮的“高收入”階層——出租車司機、導游、涉外商店營業員。他們的收入看起來比普通人高，可他們離市場更近，離真實的價格更近，離“不夠”兩個字，也更近。

在平壤最繁華的倉田大街，有一家叫“海棠花”的餐廳。這里可以用歐元、人民幣、美元結賬。一份牛排，六十人民幣。一杯咖啡，二十人民幣。

明浩從來沒有進去過。

“我拉過客人去那里，”他說，“他們在里面吃飯，我在外面等。車窗搖起來，能聞到里面的香味。很香，香得讓人胃疼。”

他頓了頓，又說：“你知道嗎？平壤有一百多萬人。每天晚上，有一百多萬個家庭，在黑暗中吃飯。不是沒電，是舍不得開燈。電費雖然便宜，可那點錢，能省就省。”

我問他，那有錢人呢？朝鮮有沒有有錢人？

他看了我一眼，那個眼神里有一種復雜的情緒——不是憤怒，不是嫉妒，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疲憊。

“有。開好車的，住好樓的，孩子上好學校的。他們的錢從哪里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開出租車的錢，每一張都是干凈的。”

他又點了一根煙。

“有個客人跟我說過一句話，我一直記著。他說，在這個國家，窮不是你的錯，可富，也不一定是你的本事。”

煙灰掉在他的褲子上，他沒有拍。

“有時候我想，我們到底在堅持什么？一個月一百塊的堅持，值得嗎？”

他沒有回答自己的問題。他把煙抽完，發動了車，駛進了平壤的黑夜里。尾燈像兩只流血的 eyes，慢慢消失在無邊的黑暗中。

第二天一早，我在酒店大堂看到明浩。他換了件干凈的白襯衫，站在門口等客人。看到我，他笑了一下，露出不太整齊的牙齒。

“昨晚的話，別當真。我們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他重復了兩遍“挺好的”，像是在說服我，也像是在說服自己。

我坐上他的車，去火車站。路上經過萬壽臺，巨大的銅像在晨光中閃著金光。明浩放慢了車速，微微欠了欠身。

那是一個習慣性的動作，虔誠、卑微，帶著一點說不清的悲哀。

到了車站，我下車，把口袋里剩下的人民幣都給了他。他接過去，數了數，四百塊。

他愣了很久，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夠我女兒交一學期的學費了。”他說。

他的眼眶紅了，但沒有哭。

火車開動的時候，我看到他還站在原地，手里攥著那把錢，像攥著一整個世界的重量。

窗外的平壤在后退，那些灰色的樓房、空曠的街道、騎自行車的人群，都退成了模糊的背景。只有明浩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后變成一個點，消失在鴨綠江的這邊。

我閉上眼睛，耳邊回響著他那句“挺好的”。

不是挺好的。

從來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