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羊倌竟是毛主席警衛員，家中珍藏與主席的珍貴合影

1998年的初春，河南南陽一帶的風還帶著涼意。社旗縣城北郊，有人清晨常能看見一個背著草筐的老頭，慢慢從地頭往回趕，兩只小羊緊緊跟在他身后。老頭步子不穩，卻走得很熟練，一路上不時停下身子喘幾口氣，再拍一拍羊背，嘴里念叨兩句聽不清的話。

在附近住久了的居民眼中，這就是一個普通的退休老羊倌。可有意思的是，這位看起來其貌不揚的老人，偏偏愛穿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誰也想不到，他年輕時曾站在新中國風云最密集的地方，離歷史的中心只有幾步之遙。

直到那一天，縣報社的人拎著記錄本，順著社旗縣第二食品廠家屬院的小路，一路打聽著找上門來，這個老人的過去才慢慢被一點一點翻出來。

一進院子，滿眼是柴禾、干草，還有收拾得干干凈凈的一堆羊糞。兩間低矮平房，屋檐有些塌，門口卻掃得一塵不染。屋里飄著淡淡的草藥味，墻上掛著兩幅相片，一大一小。大的是很常見的毛主席畫像，小的是一群年輕戰士圍著領袖的合影，照片發了黃，可神采還在。

屋里那位操著山東口音的老婦人笑著指給來人看：“瞧，毛主席右邊這個高個子，就是當年的徐永森。”話音剛落，院外傳來羊叫，一位頭發花白、腰有點駝的老頭推門而入，草筐往地上一擱，兩只小羊立刻繞著他打轉。

誰能把眼前這個氣喘吁吁的七旬老農，同照片里那個英氣勃發的警衛員聯系在一起？如果沒有那張合影，恐怕連住在他隔壁的人，都想不到他與毛澤東三個字有過那么近的距離。

陪同來的同志忍不住打趣：“您這樣一個離休干部，怎么跑去放羊了？”老人笑著擺手：“人老了，閑得慌，養幾只羊，走動走動，也算鍛煉。再說，還有羊奶喝，不耽誤。”

寒暄幾句，話鋒一點點從羊圈，轉到了那段塵封多年的往事。

一、從討飯娃子到“敢死隊員”

提起自己的出身，徐永森并不避諱。1918年，他出生在山東菏澤單縣一個窮得不能再窮的農家，兄弟三個，家里沒幾分地，只靠兩間破草房遮風擋雨。爺爺奶奶，加上父母、孩子，一大家子擠在一塊，連個轉身的空地都不好找。

那時候，在地主眼里，人分三六九等。他家的男人一年到頭給地主打長工，當家人指東不敢往西。吃的是糠窩頭，穿的是打補丁的爛棉襖。鬧饑荒時，鍋里半碗稀粥全家分，捧著碗都不敢喝太快。

徐永森8歲那年，家里實在撐不下去了，他被迫學會一件難堪的“本事”——討飯。小小年紀，端著破碗沿街走，門檻跨爛了，換來的也不過是幾口殘羹冷炙。那時他就琢磨，人怎么活得這么憋屈？可琢磨歸琢磨，活路在哪，誰也說不清。

轉機出現在1945年。那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戰勝利的消息從一個村傳到另一個村，鄉下人也聽說了“八路軍打鬼子”的事。17歲的徐永森心里有股勁，憋不住了。他咬咬牙，趁著夜色離家，跟著區里的工作隊參加了八路軍，被編入冀魯豫軍區的部隊。

到了部隊，他才算第一次真正吃上不挨餓的飯。可當兵也不是享福，訓練、拉練、行軍，一個都少不了。他個子高，動作利索，又肯拼肯學，很快被排長看上，重點培養。練槍，他一遍遍地打靶，手磨出了厚繭；練格斗，他從不喊疼；每打一次仗，他都往前沖。

戰爭是最殘酷，也是最現實的“考場”。兩年下來，他立了十幾次戰功，被戰友們半開玩笑半敬重地稱作“敢死隊員”。上面考察時，記錄里寫著兩個詞：“勇猛”“可靠”。

1946年秋，東北戰場吃緊，第四野戰軍政治部保衛隊下來挑人，要選一批警衛員。條件很嚴格，不光看槍法，還看作風、紀律、頭腦。隊里報上去好幾個名字，最后選中了5個，其中就有徐永森。

那時的他，只知道要保衛首長，卻不知道，自己這一步，會把命運直接推向新中國的政治核心。

在東北作警衛，危險一點不比前線小。部隊轉移，首長開會，隨時可能遇到襲擊。一次，部隊和敵人狹路相逢，一場遭遇戰打得極其兇險。為了掩護首長快速脫離，他帶著一個班硬生生頂在前面，一邊射擊，一邊觀察地形，邊打邊撤，把敵人拖住了。

天黑后，他才發現自己與大部隊失散了。身邊只剩一支槍，幾發子彈。荒野里找路，本就不易，更要命的是，他碰到了一群狼。那一刻，空氣都冷得僵硬。他找來干松枝，脫下上衣點著，架起一堆火，借著火光緊握著槍，整夜不敢合眼。

到了天亮，狼群被火勢壓了一個晚上，始終不敢靠近。天邊剛泛魚肚白，他瞄準頭狼，扣動扳機，子彈打出去，狼應聲倒下，其他狼“嗷”一聲散了。就這樣，他“從狼口脫身”，又摸回了大部隊。

這事在保衛隊里傳開了。戰友見到他，豎大拇指：“小徐，有種。”

1948年，戰局朝著有利于人民解放軍的方向迅速發展。一天，保衛隊的劉股長把他叫過去，話說得很簡單：“中央保衛部要挑人去中央工作，組織上點了你的名，你準備一下。”徐永森愣了一下，心里不太愿意。正打得紅火，他恨不得沖到最前線去立功，現在要他離開戰場，他覺得有些憋屈。

不過，話又說回來，當兵服從命令是天經地義。情緒歸情緒，命令還是要執行。他背起行李，跟著隊伍趕了好幾天路，來到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

第二天，他就知道了“中央工作”的具體內容——繼續當警衛員，只不過這一次，不再是一般首長，而是毛澤東的警衛班。

二、在毛主席身邊站崗的日子

西柏坡的冬天，夜里冷得厲害。徐永森剛到時，有好幾天都沒看到毛主席本人，只看見那幾間燈火通明的瓦房，窗子上厚厚的防彈玻璃，把里面的一切都擋住了。有戰友告訴他：“看見那間到半夜還亮著燈的屋子了嗎？那就是主席辦公兼休息的地方。”

毛主席的警衛班，當時叫“警務班”，一共11個人。崗位分工很細：李銀橋等4人屬于第一層，隨時在主席身邊，是衛士，也是生活秘書；徐永森所在的，是第二層，在院子里巡邏、站崗；第三層在院外，還配有一個連隊的警衛，遠近三道防線，環環相扣。

毛主席住的，是4間普通的瓦房，既開會，也吃飯，也睡覺。很多后來在歷史書里頻頻出現的名字，當時經常出入那里：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還有被稱為“黨娘娘”的蔡暢。這些人走動的時候，警務班的眼睛始終都得盯著周圍。

生活條件，其實遠比很多人想象的要簡樸。主席單獨一個灶，可飯菜不像外界傳言那樣講究。那時物資緊張，常常就是一盤豆芽、一盤豆腐，或者一盤辣椒。紅燒肉這樣的菜，幾乎沒見過。主席一天吃四頓，小灶一開，吃一點就又回到案頭工作。

江青當時也在西柏坡，和毛主席住在一個院子，不過，平時吃飯、休息，多是分開的。只有星期天，她才會和主席一起吃一頓飯。毛主席的幾個孩子——李敏、李訥、毛岸英、毛岸青，有空了會到院子里跑跑，只有傍晚散步的工夫，能在父親身邊多待一會兒。

對警衛員來說，毛主席一家并沒有架子。孩子和戰士碰面時，也會喊“叔叔”。周恩來、朱德每次來西柏坡工作，只要從警衛員身邊走過，總要點點頭，笑一笑。有時候還會主動拍拍他們的肩膀問：“辛苦了？”氛圍不緊繃，卻很莊重。

徐永森常說，那幾年，他最強烈的感覺就是——像生活在一個有規矩的大院子里，大家各司其職，卻相互照應。

真正讓他刻骨銘心的，是與毛主席首次說話的那次。那天正好是遼沈戰役中，解放軍拿下錦州的捷報傳來。這個戰役，直接敲碎了國民黨軍在東北的骨架，是整個解放戰爭里的關鍵一仗。

消息一到西柏坡，院子里一下子熱鬧起來。警衛員巡邏時，腳步都輕快了些，說話聲音不自覺高了半度。傍晚時分，毛主席吃完飯，牽著小女兒在院中散步。徐永森和另一名戰士走到主席身邊，立正、敬禮，一氣呵成。

毛主席停下腳步，用帶點湘潭口音的普通話打量著他，開口問：“你這個小鬼頭，以前沒見過，是哪個部隊調來的？”戰友忙替他回答：“主席，他是四野來的，槍法好得很。”

毛主席又問：“叫什么名字？”徐永森立刻報上：“林則徐的徐，永遠的永，森林的森。”主席笑了一下，又問：“哪兒人？家里還好嗎？”他答：“山東菏澤單縣人，當兵前父母都在。”主席點頭：“山東好地方，出的都是硬骨頭。你認字不？會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他有點得意地說：“學過一點，不但會寫自己的名字，還會寫您的名字。”主席聽了，笑聲更大了些：“好，好，是個好苗子。”

說到這兒，主席忽然問了一句：“你們剛才在說什么，這么高興？”戰士們回答：“聽說前線打了大勝仗，錦州攻下來了。”毛主席神情一轉，語氣放緩：“打勝仗當然好，不過，可不能被勝利沖昏了頭腦。”

這句話，對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戰士來說，沖擊力不小。他后來回憶時，說自己那一刻像被敲了一下，往后每逢得意的時候，總會想起這句話，心里就會自動收一收。

在主席身邊時間久了，徐永森總結出一個“小竅門”：毛主席散步時，如果臉上帶笑，還主動同崗上的戰士聊天，那說明那段時間戰事順利、工作進展順心。要是神情凝重，腳步急，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少說話，多留心。

1949年初，中央離開西柏坡，北上入駐北平。解放戰爭的棋局已接近收官，中國的命運，就像拉弦上的箭，即將決定最后的軌跡。

在北平期間，發生了一件讓所有警衛員都記了一輩子的事——那張著名的合影。

那是1949年春末夏初，長江防線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突破。第二、第三野戰軍從數百公里戰線上強渡長江，攻克南京，徹底動搖了國民黨政權的根基。這個消息傳到北平中南海，所有人都知道，局勢已經發生了決定性變化。

那天，毛主席興致很好，安排去十三陵一帶小住，“散散心”。隨行的警衛班也跟著一同前往。吃過早飯，排長把大家召集起來，壓低聲音又帶點興奮：“主席說了，今天大伙兒一起照個相，留個紀念。”

一幫二十多歲的年輕戰士，當即炸開了鍋似的。平日里，他們都是默默站崗，很少有如此“露臉”的機會。到了約定時間，毛主席從屋里走出來，讓大家在院子里兩棵樹下排好隊。隨行攝影師調試好相機，沖他們揮了揮手。

剛開始，大家嘴角忍不住往上咧。等攝影師做了個“安靜”的手勢，一個個又趕緊把笑意收住，臉繃得很直。快門“咔嚓”一響，畫面就被定在珍貴的一瞬間。

照片洗出來后，按人頭一一分發。每個人手里捧著那張5寸照片，怎么都看不夠。徐永森把這張合影珍藏在身上，從西服兜，到行軍包，一路跟著他轉，幾十年都沒輕易拿給別人看。

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縣宣傳部門得知他當年是毛主席警衛班成員，又知道他保留著這張合影，才求他拿出來翻印幾張。幾十年后，他又專門到照相館把這張舊照片放大，做成掛像，一直掛在家里的墻上。

在別人眼里，那不過是一張老照片。在他心里，那就是自己的半生。

三、從天安門城樓到鄉鎮茅草屋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新中國的成立典禮，是中國近代以來少有的盛事。當天，毛主席站在城樓中央，緩緩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起成立了”，這句話通過電波傳遍大江南北。

在人群的歡呼聲和禮炮聲背后，城樓上還有一道緊繃的防線——8341部隊挑選出的幾個貼身警衛員，就悄悄站在毛主席幾步之外。徐永森，正是其中之一。一身筆挺的軍裝，一雙眼睛死死盯著主席身前身后的一舉一動。

典禮前，這些警衛在部隊首長面前集體宣誓，要“站好崗、放好哨，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這一刻，他們并沒有想著自己將來會被寫進多少回憶錄，只知道，城樓上任何閃失，他們都負不起。

新中國成立后，戰火漸熄，建設的任務迅速擺上臺面。國家百廢待興，需要大量懂業務、講紀律的人。很多出生在戰爭年代的戰士，開始思考自己下一步該怎么走。

徐永森也琢磨過。打了多年仗，他知道，打贏戰爭固然重要，把國家建起來同樣不容易。1950年初，他向組織提出了個想法：想去讀書，補上文化課，將來在地方上能多做點實事。

組織還在研究時，他索性找機會當面向毛主席說了這件事。他后來回憶，當時自己在主席面前匯報完，心里還忐忑著，不知道會不會被認為是“不安心”。毛主席聽后，笑著對他說：“你這個小鬼，有主意。你不能一輩子給我站崗，還得學點知識，去干建設新中國的事。我同意，你去吧。”

有了這句話，他心里踏實了許多。不過，他還有個壓在心底多年的結，也在這一年突然被翻開。

1945年，他剛參加八路軍不久，三叔也參了軍，后來在戰斗中負傷，轉業回鄉，當上了當地的農會主席。二叔當時是民兵排長。等部隊撤出后，國民黨卷土重來，將他二叔、三叔抓住，活活埋了。這個消息，他在部隊時并不知道。

從西柏坡到北京，他一直沒跟家里通信。等到了毛主席身邊，出于保密要求，更是徹底斷了書信往來。1950年，中央警務處長汪東興找到他，說：“你還是得給家里寫封信，讓地方開個證明，了解你的家庭情況。”就像如今人們常說的政審。

信寄出去了，可一連好幾封，像石沉大海一樣。后來才知道，家里唯一會識字的三叔已經犧牲，父母拿著信找村里的教書先生幫忙念。那個先生心眼不正，故意敷衍，說沒什么要緊的事，把信給壓了下來。徐永森又連著寫了好幾封，還是沒有回音。

1950年3月，他揮之不去的不安終于壓不過去，選擇從部隊轉業回鄉。結果剛回地方，就遇上了從千里之外趕來尋子的老父親。從父親口中，他才知道那段被故意遮掩的“空白”，也才知道二叔、三叔的死。那位教書先生的“幫忙”，此時已經追究不了什么責任了，只能當作命運給他開的一個玩笑。

轉業后，他被送到河南新鄉一所干部速成中學讀書。那時的學校教育，目標很明確——讓一批從戰場上下來的干部，盡快補上文化短板，好去地方擔起擔子。他在班里從不提自己在毛主席身邊當過警衛員這件事，課堂上該聽就聽，下了課該背就背。

四年時間，他把從前缺失的那些基礎，一點一點補起來，達到了相當于高小的文化程度。畢業后，組織把他分配到南陽地區公安局。

在公安局干的時間不長，又服從調動到社旗縣商務局工作。后來，上面提倡干部深入基層，他報了名。1958年，他調到社旗縣橋頭鄉當一般干部。別看只是“普通干部”四個字，實際要跑的村、要接觸的人，反而更多。

為了扎根，他干脆把在縣里工作的妻子和幾個孩子一并接到鄉下，在橋頭鄉搭起幾間簡單的茅草房，風刮得緊時，屋頂都得用石頭壓住。他在那邊一干就是幾年，后來又先后調到潭營、楊莊、晉莊等鄉鎮任職。

這些地方，條件說不上好，文化生活匱乏，工作繁瑣細碎。他干過武裝工作，干過司法、干過商務，哪里缺人，組織說一聲，他就卷起被褥往那邊搬。在同事印象里，他是個不愛挑三揀四的人，安排什么就去干什么。

1982年，他五十多歲，被調回縣城，擔任社旗縣第二食品廠廠長兼黨支部書記。當時廠子規模很小，不到30個人，說是工廠，其實更像一個加工小作坊。設備老舊，效益一般，別人來都覺得前景有限，他卻照樣埋頭忙活。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廠里當了兩年廠長，沒在廠里吃過一頓公家飯，沒抽過一支廠里的煙。這些事平平無奇，可在懂行的人眼里，這種“過得去”的自律，來得并不容易。這個小廠一年能給國家上繳一兩萬利潤，在八十年代初的縣域工業里，也算說得過去的成績。

有人問他：“你在毛主席身邊待過，怎么從不提？”他只淡淡說：“那是組織的安排，履行職責而已，沒什么好說的。”家里人對他的往事起初也知之不多，直到縣里來人采訪，才慢慢拼出了他過去的經歷。

四、老羊倌的晚年與心事

如果說徐永森這一生，有什么一直沒變的東西，那就是他從毛主席身邊帶出來的幾句話。他曾對后輩總結：在主席身邊那兩三年，最受用的有兩條——一條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另一條是“革命戰士是塊磚，哪里需要往哪搬”。

從部隊到地方，他身上這個“磚頭”式的特點始終沒變。公安、商務、武裝、司法，各個崗位都干過，可從沒提過“辛苦”“吃虧”這些話。組織一張口，他背上背包就走。

家庭生活上，他也保持了一套樸實的原則。他和老伴都有城市戶口，可老伴常年在家，沒有安排正式工作，他從未到組織部門去“打招呼”。孩子們各謀出路，有的在單位上班，有的做零工，其中兩個一度下崗待業，也沒有因為父親當過毛主席警衛員，就去找領導求照顧。

幾十年高負荷的工作，加上基層環境艱苦，他身體落下不少毛病。腦血栓、氣管炎、肺氣腫輪番找上門，常年咳嗽、氣短，藥不能斷。到了1998年前后，他每月離休金三百多塊錢，扣除買藥、買糧油的錢，基本剩不下什么。

有人勸他去找縣里，“你這情況，可以適當申請點照顧。”他擺擺手：“身體不好，是自己累下來的，不能什么都想著讓國家兜底。能自己撐，就自己撐。”放羊這件事，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想出來的——既能補貼家用，又不至于閑得無事可做。

如果有人走進他家的堂屋，通常會看到一個場景：墻上，毛主席與警衛員的放大合影掛得很醒目，旁邊是一張朱德總司令的半身照。茶幾上，放著幾本舊書和藥瓶。他安靜坐在椅子上，偶爾抬頭望一眼照片，眼神會柔和下來，半晌不語。

1976年9月9日那天，廣播里傳出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他正在家里收拾東西。那一刻，他整個人呆在原地，手上的動作定住了。廣播反復播放訃告，他只覺得耳朵里嗡嗡作響。后來，他對人說，前后幾天，飯也吃不下，水也喝不香。夜深人靜時，看著墻上那張合影，眼眶不由自主就濕了。

讓人感觸很深的是，他從不拿在主席身邊的經歷去給自己“加碼”，卻常拿那段經歷來約束自己。他教育孩子們時，經常提到犧牲的戰友：“那些在戰場上倒下的，連個完整的墳都沒有，咱們活下來的，就別動不動跟人爭這爭那。”

報社的同志問他：“你在主席身邊這么久，最大的收獲是什么？”他想了想，說：“知道了人到底該怎么活。該干的事，別推；不該占的便宜，一點不能占。”

相處了一下午，采訪的人離開時，他又去羊圈轉了一圈，順手把地上的草整理了一下。有人忍不住問：“徐老，你這輩子，有什么沒完成的心愿嗎？”他沉默了一下，說了一句很樸素的話：“如果有一天，能再見見當年警衛班的那些老戰友，就好了。那樣的話，這輩子也算圓滿。”

他算了一下日子，從1950年離開部隊到那時，已經過去近半個世紀。戰火中一起站崗、一起巡邏的人，散落在全國各地，有的可能已經不在了。有緣再見一面，這個愿望并不容易實現。

時間越往后，那張合影在他心里的分量就越重。每天抬頭看一看，仿佛能聽到當年院子里整點的腳步聲，能看到主席在燈光下的背影。等到院子外的羊叫聲響起，他才又把思緒收回來，拄著拐杖起身，緩慢地走向院門。

在別人眼里，他只是個養了幾只羊的普通離休干部。只有那兩張掛在墻上的舊照片，靜靜揭開了他不愿多談，卻從未忘記的一段歷史。